我提供的论文题目是《“东蒙”与“西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文章比较长，我只能择其要点，与会的专家学者交流。

第一点，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历史学家研究、民俗印证以及考古资料证明，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东部的“东蒙”人和生活于我国西部的“西羌”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东蒙—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等，很多专家认为还包括瑶族和畲族；西羌—神农—炎黄—华夏—汉族等，很多专家还认为包括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景颇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也是东夷的行列。两大源头发展脉络是清晰的。现在中国大陆的56个民族，除少数跨境居住的和个别后来才迁入中国的民族外，绝大多数民族都与这两大历史源头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第二，中国可考的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少昊、蚩尤属于上古东部的“东蒙”人，神农、炎帝、黄帝属于上古西部的“西羌”人。

第三，著名的涿鹿大战，是源于“西羌”的黄帝打败了源于“东蒙”的蚩尤，是游牧部族打败了农耕部族。苗瑶畲等民族是“东蒙”人九黎集团战败南迁的那一部分的后裔，“东蒙”人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分，至夏商周时也成为“东夷”。我刚才非常赞成第四位发言专家的观点，研究东夷一定要把它的时代有所区分，包括前东夷、后东夷。前东夷，就是东夷这个地方原来中国东部的这些地方，东夷是后来才出现的。自夏商周时已成为东夷，春秋前后，已成为东夷的人们，全部融入华夏族，或者有的融入了百越集团。

第四，我国学界习惯将伏羲少昊、少昊、蚩尤说成是“东夷”，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因为两昊、蚩尤时期，华夏还未入中土，又哪来的夷蛮处四方。“华夷五方格局”是黄帝打败蚩尤入住中原后，至夏商周时才逐渐形成的。“东蒙”是源，“东夷”是流。“东蒙”是后来“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和“南蛮”共同的祖先。“东夷”是在原地的那一部分，“南蛮”是向南方迁徙的那一部分，他们都是上古“东蒙”伏羲太昊乃至少昊的后裔。

第五，将上古时期居住在东方的伏羲太昊部族称为“东蒙”，这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是我们山东的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发明的。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王献唐所称的“东蒙”，就是上古时期居住在东方的古苗人。

第六，东蒙人伏羲太昊时代是古苗人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中国史籍记载，伏羲氏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我曾根据史籍记载及学人的研究资料，将伏羲氏的创造发明归纳为八大祖，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国人就将伏羲视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第七，早于神农、炎黄，而又不属于华西系的伏羲太昊的事迹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是由于古代部落战争、部族融合的结果。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说过，“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我认为梁启超说的这个话非常到家。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

第八，苗族悠久的历史得到民国时期一批国学大师的首肯。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古时苗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譬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中国历史上所记载汉族与异族第一次之战争即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黄帝为汉族之领袖，蚩尤为九黎即苗族之酋长。”对胜者称“领袖”，败者称“酋长”，虽然带有褒胜者贬败者之意，但还是充分肯定了涿鹿之战是汉族与苗族的战争。

而对中华民族别具深情而又胸怀大度的鲁迅曾这样感叹说：“苗族大败以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们的。”

法国牧师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说：“他们（标注）的历史比中国史书记载的还要古老……标识着中国史籍所记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正是这些苗人。”

第九，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人类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民国时期之所以出现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主要原因之一是敢讲真话。现在出布勒大师级的学人，主要原因是不敢讲真话，学术研究受限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

我举一个例子，民国时期出版了四部《中外民族史》（王桐龄、林惠祥、吕思勉、宋文炳），四部《中国民族史》都充分肯定了苗族悠久的历史，肯定了蚩尤是苗族的英雄祖先。而前些年，国家民委责成中央民族大学撰写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史》。共和国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史》只把苗族的历史写到三苗。在第一篇第三章中有一个标题是：“黄帝与两昊蚩尤冀州、涿鹿之战”。说：“两昊的军事首领，号为蚩尤……蚩尤不是某位英雄的私名而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共同称号…这个称号大概起源于炎帝集团或者两昊集团，而九黎三苗集团也加以袭用……蚩尤成为战争的同义词，尊之者以为战胜，斥之者以为祸首。”上述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余毒。对此，伍新福教授严正地指出：“某某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将蚩尤说成是少昊集团的一个军事首领…。将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说成是黄帝部落与少昊部落的战争。这缺乏根据，并且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此做学术，怎能出大师？

我的发言可能有点不对，大家可以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根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巡视员、研究员石朝江在第五届东夷文化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