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和碰撞，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将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去，推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为传统学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这其中，就包括由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

陆侃如（1903—1978），字衍庐。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导师。陆侃如属于早慧型学者，从入北大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就已发表论著数十种。在《楚辞》方面，有《屈原》《宋玉》《宋玉赋考》等；在乐府方面，有《〈孔雀东南飞〉考证》《乐府古辞考》等。这些著作成为该领域内的奠基之作，直至今天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1927年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1947年到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县人，原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吴仪等，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的胞妹。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学、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等校，1947年起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沅君最初以作家身份扬名文坛。她从1922年开始小说创作，以“淦女士”为笔名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她的小说充满了追求个人自由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引起巨大轰动。

陆侃如和冯沅君于北京读书期间相识，于1929年结为伉俪。他们是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学术上的好搭档，两人的研究领域正好横贯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陆侃如主要侧重先秦和中古文学研究，除了前述著作，他还著有《中古文学系年》《文心雕龙选译》等。冯沅君主要从事近古文学研究，尤以戏曲研究成就最高，著有《张玉田》《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等。二人合作完成《南戏拾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诸多有影响的著作。这些合著中，尤以《中国诗史》最具有开山之功。

《中国诗史》的成书源于陆侃如对中国没有令人满意的文学史的失望，他在发表于1927年的《古代诗史·自序》中说：“个个人都诅咒中国无好文学史，个个人都希望中国有好文学史，然而没有一个肯自己动手做一部文学史。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忍不住要来尝试一尝试。然而中国文学史的材料异常丰富，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学浅的人，自然不能一蹴就成。所以我现在先做《诗史》，做成后再扩充做全部文学史。”《中国诗史》就是陆、冯二人日后做全部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中国诗史》共三卷，50余万字。卷一《古代诗史》，自中国诗的起源至汉代，以《诗经》《楚辞》及乐府为主。卷二为《中代诗史》，自汉末至唐代，以五七言古近体为主。卷三为《近代诗史》，自唐末至清代，以词及散曲为主。卷首有“导论”一篇，略述全书的材料及分期等问题。卷末有“附论”，略述现代白话诗及无产诗的运动。其中，《古代诗史》是陆侃如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作于1927年。在上海任教时，陆曾以此稿作为讲义，并续写了《中代诗史》。当时冯沅君正在上海讲授词曲，就由冯写了《近代诗史》，陆写了“附论”，汇为一书，于1931年1月由大江书铺出版。

《中国诗史》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潮的最前沿，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既是传统考据学在诗歌研究上的一次集中试验，也是中西方多种理论在诗歌研究上的一次综合运用。

该书的学术基点是王国维、胡适等学者主张的“文学进化论”，它不以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依据，而是依据“诗歌变迁的大势”。根据这种“大势”，它为读者描绘出清晰的中国古代诗歌演进变迁的脉络，以动态的视角，将中国古代诗歌划分成“古代”“中代”“近代”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诗史分别是“诗的自由史”“诗的束缚史”和“诗的变化史”。对每一种诗体的萌生和发展演变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探讨，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点。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中国诗史》扩大了“诗”的领土，由从前专指五七言古近体，扩大到包括词曲在内的古往今来一切韵文。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指导思想，只论述“诗”的“光荣时期”，即每个时期最具特色的“诗歌”形式和代表作家，在“古代”有“诗经时代”“楚辞时代”“乐府时代”，在“中代”有“曹植时代”“陶潜时代”等，在“近代”则有“李煜时代”“苏轼时代”“姜夔时代”“散曲时代”，而非后世“诗史”那样巨细靡遗、面面俱到。这样的框架便于操作，但是，它于宋代专论词，于元、明、清三代专论散曲歌谣，却摒弃了有着较高成就的宋诗和清代诗词，在高扬词、曲地位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晚唐以后狭义“诗”的明显歧视。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这应该是《中国诗史》的一大缺憾。

《中国诗史》已有意识地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运用，用来论述诗人、诗歌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解释诗歌的萌芽时，作者认为，诗歌产生于劳动，最初是与舞蹈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并多次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予以佐证。在论及楚辞的独特风格和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时，都能从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时代的影响来展开论述。

资料的广博和考据的扎实也是《中国诗史》的一大特点。它的取资既有“纸上之材料”，也有“地下之新材料”；既有中国古代的诗学论著，也有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和论述。它根据甲骨卜辞，将中国诗的“萌芽时代”定为从传说的盘庚即位之年到传说的纣自杀之时。在对作品的年代和真伪予以辨证，对作品的思想内涵予以阐发时，它大量征引各类文献，从而得出一些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关于《诗经》中的“南”是否为诗之一体，是否与“风”“雅”“颂”相并列的问题，《中国诗史》列出前代各家反对“南”为独立一体的论述，将其理由概括为三点来逐一驳斥，从而得出“‘南’‘风’‘雅’‘颂’四体并列”的结论。陆、冯的观点或可商榷，但其翔实的资料和精严的考据，使其能成一家之言。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