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想解决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即从中国传统经学的角度来看《中庸》思想的流传与发展演变。通过对历代《中庸》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考察，归纳出《中庸》主旨思想从汉唐至宋明再到清末发生演变的过程、派别及历史原因，梳理出《中庸》主旨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演变过程。

本项目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郑玄、孔颖达、朱子、王夫之、康有为五人《中庸》学的研究，从文本注释的角度、经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庸》学术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这对于以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内容和观点

郑玄、孔颖达、朱子、王夫之、康有为五人的注疏可谓是历代《中庸》注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位学者的注释在前后承袭的基础上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一）从文本注释的角度看

第一，孔袭郑注而加详细。郑玄《中庸注》主要包括对于字词句的注释、句子大意的概括、所引用经文的注解。孔颖达的注释分为两部分，一是对郑玄《中庸注》的注解，二是对《中庸》本文的注解。孔颖达对郑玄《中庸注》的疏解主要体现在形式及内容上。孔颖达《中庸正义》的内容包括释字、释词、释句、释段、释篇等五个层面。在这五个层面中，释句是孔颖达疏解《中庸》文本的核心。其优缺点也很明显，优点体现在善引各种文献详尽考证、指出《中庸》文本引文不符合原意之处、深入阐发《中庸》文本义理、谨慎的疏解态度、疏解时使用文字平易晓畅。瑕疵体现在存在未疏解《中庸》文本之处。

第二，朱注详实而具有明显的继承性。首先，朱子注解较为详实。从文本注释的角度来看，朱子的《中庸章句》主要包括释字音字义、释词义、释篇章等三个方面。从整体上来看，朱子的注释字数明显多于郑玄，而略少于孔颖达，其注释字数属于正常的范围。其次，朱子的《中庸章句》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从对字音与名物制度的训解方面来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学者有一种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再次，朱子《中庸章句》的诠释特点鲜明。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指出引文与原文献之间的差别；二是指出《中庸》文本引《诗经》的具体出处及用字错误；三是引用先秦文献进行诠释；四是引用宋代学者观点来阐释义理，主要有侯氏、程子、张子等人。

第三，王夫之承朱子之正而为之衍。首先，王夫之对于字词的注释较少而思想解读较多。《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是王夫之《中庸》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其思想倾向与主旨内容的集中体现。再次，其注解宗旨以朱子为正宗而进一步推衍。《礼记章句·中庸》是王夫之“承朱子之正而为之衍”而创作的。从《读四书大全说·中庸》的编辑体例来看，其主要包含中庸序、名篇大旨、三十三章节内容等三部分。

第四，康有为部分承袭郑、朱而特点鲜明。首先，康有为部分注解承袭于郑玄、朱子。其次，康有为《中庸注》的诠释特点鲜明。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引经典文献进行解读；二是引历代著名学者观点释《中庸》；三是引现代物理学的概念进行解读；四是引西方进化论观点注解《中庸》。再次，康有为《中庸注》优缺点明显。康有为《中庸注》的缺点概括言之就是其阐释不合于《中庸》原文之义处较多。从其优点来看，一是走出宋明儒学“存诚明善”的修养工夫论，使儒学承担起更为重要的“救时”任务；二是为当时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二）从经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

从经学诠释的角度来看，汉唐时期学者的《中庸》注解是以政治为核心，尤其是以国君与贤臣为核心。宋明时期学者的《中庸》注解主要是从道德角度出发，尤其以学者的道德修养为核心。清末康有为则主要是从孔教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注解。

第一，郑孔相因：从明君“治国理政”到明君“重贤用贤”。首先，郑玄注重明君治国理政。郑玄认为圣人受命在王位，施行政教于民，才能使天下太平，国家安定。唐代孔颖达的《中庸正义》部分地承袭了郑玄明君“治国理政”的政治解读方式，也就是下面所说的“为政之道”。其次，孔颖达对于《中庸》疏解的重点集中在“中庸之道”和“为政之道”。孔颖达将“中庸之道”看作是“为政之道”的理论基础。中庸是指“中和之为用”，孔颖达与郑玄的理解是一致的。孔颖达对“为政之道”的疏解主要是从明君中庸之德与明君重贤用贤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再次，孔颖达既重视明君治国，也非常重视明君重贤用贤。从郑玄重明君治国，到孔颖达重明君用贤，体现了唐代社会大臣由原来从属于辅助地位的角色逐渐演变为君臣同重的角色，也可以看出从汉代察举制选贤任官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到隋唐时期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成功。

第二，朱熹：儒家道统论与学者修养工夫论。首先，儒家道统论。朱子将《中庸》的主旨理解为儒家的道统论，《中庸》之主旨也就从子思的“圣祖之德”到郑玄的“明君治国”再到孔颖达的明君“重贤用贤”，最终演变为朱子的“道统之传”。朱子的道统论包括道学与道统两个方面。朱子所提出的道统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构建了儒家的道统传承体系；二是排斥了佛道的威胁；三是为儒家学者道德修养工夫论奠定了基础。其次，学者修养工夫论。朱子《中庸章句》提出了最全面的道统说，而道统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为儒家学者道德修养工夫论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庸章句》所理解的行为主体完全不同于汉唐时期所理解的为政者，其行为主体是有道德的学者，而《中庸章句》则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学者的道德修养工夫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学者为行为主体；二是存养省察之要即学者修养工夫论的主要内容；三是要达到圣神功化之极，要求学者做到心正气顺、至诚之极、极尽其心。

第三，王夫之：承朱子而为之衍及其体用观与君子之学说。首先，承朱子而为之衍。王夫之《中庸》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朱子而为之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朱子《中庸章句》深切著明；二是存在朱门余裔与王门后学之偏颇；三是承朱子而为之衍。其次，批评程朱理学偏差与异端学说。从其批评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来看主要是云峰、双峰等人，当然也包含很多的其他学者，亦包含对异端之学，即对佛、老的批评。再次，体用观与君子之学说。王夫之的体用观是以“中庸”为体用，王夫之明确区分了圣人与君子之不同，同时对君子之道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王夫之认为《中庸》的重点在于“用”上，同时又认为《中庸》之行为主体为学者，由此而来，王夫之特别重视学者躬行心得。

第四，康有为：孔教说与孔子立教改制说。首先，康有为的孔教说。孔教说包含教主孔子、孔子之教、孔子之道。不同于郑玄、朱子的理解，康有为认为，孔子正是因为具备了神人、圣人、天子、君子的身份，最终才能成为孔教的教主。康有为所理解的孔教是孔子之道教化于民众。孔子之道是孔子立教改制得以真正施行的基础，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康有为在注解《中庸》时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时、变通、救时。其次，孔子之立教改制说。康有为《中庸注》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孔子的立教改制说。康有为所理解的孔子立教改制的内容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孔子立教改制之能力、原则与宗旨；二是孔子立教改制之依据；三是孔子立教改制之新法；四是孔子立教改制之效果。

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首先，研究过程中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两篇学术成果，推动了《中庸》文本本身及其思想发展演变的研究，为同行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其次，系统梳理了历代主要《中庸》注疏的内容及诠释特点，填补了《中庸》学史研究的空白。再次，归纳出历代《中庸》注疏的行为主体、思想主旨以及流传与发展演变的五种主要类型，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精神，使之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