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是西学与儒学进行全面对话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著作。著作问世已有400多年之久，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是在20世纪才真正开始。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所做的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80年代之后，学界开始对这段对话的历史和思想史意义展开全面研究，林金水、方豪、史景迁、朱雁冰等多位教授从历史角度开展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利玛窦与儒学对话的思想史效应打下基础。本课题“《天主实义》中的逻辑与儒学天命观新解研究”意在以《天主实义》为范本，探讨利玛窦与儒学对话的思想史意义及其对儒学现代处境的启发。
最早整体性地探讨《天主实义》与晚明儒学相遇的是孙尚扬教授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孙尚扬细致地分析了利玛窦和晚明众儒家学者的差异及其各自优长，明确地指出利玛窦对儒学的批评表明其与儒学的隔阂。这个判断引领了其后的很多研究。何俊教授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追踪了晚明的思想处境，认为实学的起兴是利玛窦能够顺利融入儒学家群体的契机，但对于利玛窦的其他思想要素，尤其是《天主实义》所遵循的严格的逻辑论证可能会对儒学研究产生的提升意义则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之后，汉语学界主要在哲学解释学方面研究《天主实义》与儒学的对话意义。张晓林教授的《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2002年完成）从解释学效应方面分析利玛窦的天主教思想对儒学后续发展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追踪到后续的清学，但没有涉及到这种影响的现代价值。刘耕华教授的《诠释的圆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则从“性”“太极”“天命”“君子”等众多儒学母体方面阐释《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解释学融合，但对于利玛窦的理性——逻辑论证原理缺少明确的分析——这恰恰是两者能否实现解释学融合的关键。李天纲教授的《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比较了经学与神学不同的经解方法，阐明了两者的“心同理同”，但若缺少对两者在论述原理方面（主要在逻辑论证和体悟之间）的差异的体察，这种“心同理同”可能只是表面的。除此之外，也有众多学界同仁从耶释角度、性伦理等层面展开对《天主实义》与中国传统之关系的研究。2010年之后，汉语学界对利玛窦的思想史研究开始沉寂。
但无论如何，认识到利玛窦与儒学的隔阂，并不能对两者的进一步对话、甚至《天主实义》对儒学研究的提升提供契机；认识到利玛窦对清代儒学的影响，并不能代替当下如何评判《天主实义》对儒学的“刺激”。对利玛窦和儒学在解释学方面的异同研究能为我们重新激活这段对话、并为我们思考儒学如何应对现代思想处境提供借鉴意义吗？
本研究就在文献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利玛窦与儒学在“现时代”的对话，以重构《天主实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研究首先厘清利玛窦的理性—逻辑论证原则，以此论证性地引出天主和天（Heaven）的超越性意义，并据此批判宋明本体论儒学的论证短板及其对源发性的天命（Providence）意识的遮蔽，进一步在遵循逻辑论证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激活《中庸》《大学》和《周易》等经典文本的让人面对无限可能性的天命意识。这是儒学与同样见证到“存在”之源发性的基督教世界对话、并融入现代思想世界的关键所在。
细言之，研究通过分析《天主实义》等文本重建利玛窦的理性世界（也是一种理性神学），并在这种理性—逻辑论证路径和理性的整体视野中审视儒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以期为儒学面对现代思想世界提供一条新思路。就此，本研究首先是要分析《天主实义》的理性—逻辑论证路径，并沿此路径重建利玛窦的理性世界。其次是剖析《天主实义》中的逻辑论证思路和对天主（或天）之超越性的论证方式，以此重述儒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亦即通过分析《大学》《中庸》和《周易》等文本，重新激活儒学中的天和天命意识的超越性，并且这种激活需要遵循严格的逻辑论证形式。再次是论述被激活的天命意识如何会提升利玛窦的纯逻辑式的理性思维，这是理性—逻辑与超越的、面对无限可能性的天命意识的张力所在，也是儒学的天命（体系）与基督教信仰（体系）对话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研究最终目标是找到一条克服中—西、古—今之文化对峙局面的道路，从而回到思想和生存本身的源发性境遇——这是儒学能够面对现代思想世界的关键。
在这样的思想视域中，我们能够看到诸多与以往学界不同的思想观点。首先，与西学碰撞之后，诸多学者或者强行以西解中，或者刻意呈现中西之别，这无形中是以中西的不同、或“构造”中西的不同，并以之为基点，去详细阐释不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本研究则遵循理性—逻辑论证的路径阐发儒学文本所隐含的人的自由意识和面对可能性的天命意识，从而论证在源发性意识上并无中—西之别；中—西只在各自开启的文化—文明层面上有差别。在不同层面讨论中西对话既是课题的创新之处，也是刺激我们重新面对原初的生存和思想境遇的契机。这个契机一旦开启，思想将取代观念作为我们面对文本、面对历史的全新出发点。其次，之前的研究总是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为外来文本，视其为天主教体系下对中国的儒家体系的外在理解和阐释，但无论如何，400年前，利玛窦以中文写作，其思想亦深刻地融入儒士们的体察中，并成为他们思维的一部分，如此，“外来”与“自生”就很难讲是一种严格的对峙或对立。本研究乃是化解这种对峙的一种努力，它将把《天主实义》论证为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部分，并在其中细致厘定究竟哪些要素进入了中国儒家，究竟哪些要素尚未进入、但却是不得不进入的一部分。课题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下，做了文本和思想本身意义的一种嫁接，这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嫁接能为学界研究其他文本提供借鉴意义。
进一步，在这样思想视域的嫁接和中西思想的汇通中，课题得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问题意识。首先，研究认为并论证了《中庸》文本所自觉到的自由意识，因为这种自由意识，伦理生活才获得神圣性。这一点打开一个全新的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相互对话的空间，研究将在这个纵深的幅度内处理其中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其次，研究认为并论证宋明本体论儒学对面对无限可能性的天命意识的遮蔽，并进一步重新阐释《中庸》等文本以激活这种天命意识。这种天命意识的激活与路德激活基督教体系中的信仰意识息息相关，是我们能够面对超越性、面对更宏大的人类文明汇通的基础。再次，研究认为并论证了以上两点是《天主实义》推进我们重新反思儒学，并让儒学面对现代思想世界的关键所在；因而，《天主实义》所遵循的理性—逻辑论证原则是现代儒学需要遵循的论证方法和分析路径。
如果这一系列思想和生存问题得到彻底而全面的“见证”和论证，中西文化—文明之间的汇通、儒学如何面对现代世界就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根据。正是因此，本课题将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利玛窦的逻辑论证原则之于儒学研究的推动意义，而其由论证给出的超越者（天主）则对儒学如何言说、甚至重新激活儒学文本中的天命意识有着重要意义。综合这两者，遵循严格的逻辑论证原则，激活让我们面对无限可能性的天命意识，可能是儒学在现代思想和生存处境中获得新的生命的契机。这一点若能得到有理有据的分析，能够为儒学与基督教世界进行对话提供一条新思路，从而让我们打破已经形成的中—西，古—今文化层面上的对峙框架，并开启一个面对思想、面对真实的生存处境的新局面。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