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奠基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之上，这就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解析中国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越。

一、从唯物史观视角研究中国道路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澄清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道路的称谓有着各种各样的论调，比如，“威权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等，究其实质，在于错误地认定中国道路的基本性质。从方法论根源上说，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道路的误判，源自于西方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崛起的经验，抽象地认定中国发展必然重复西方大国“霸权崛起”老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欧美模式”仅仅是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典型形态而已，并且“欧美模式”自身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基于中国的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国情，中国道路必须开启一种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化模式。

遵循历史发展大趋势，凝练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话语。国内学术界多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概括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等等，但对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塑造而言，更要在现代化“共性”的意义上，进一步凝练既源自中国又属于世界的现代化话语。从大历史观的维度说，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国在融进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推动构建着合作共赢的人类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中国道路的话语表征。

二、形成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话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体系及其秩序重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这种新文明类型传承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

（一）消除中国威胁的舆论，打造合作共赢的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魄力积极融进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制造”为全球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消费”为世界提供了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推动者。随着国际范围内“制造业”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了“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但是，中国所开创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被部分西方学者建构为一种关于“中国威胁”的错误话语。有的学者从“文明冲突”的观念推演中，断定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必然冲击西方文明秩序；有的学者从“大国兴衰”的历史演进中，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引发世界秩序的冲突；还有的学者从“权力转移”的理论建构中，判定中国崛起必然挑战原有的国际政治体系。

“逆全球化”行径虽有抬头，但世界各国合作发展的历史趋势不容阻挡。西方大国通过“霸权争夺”崛起的历史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当前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决定了跨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才是互利共赢的正确抉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建成“人人参与的全球化”，推动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融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进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而顺应各个国家追求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

（二）破解贫困分化的难题，形成共富共享的机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果显著，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从“按劳分配”原则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再到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观念实现了华丽转身，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原则往往引发社会财富的贫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没能改变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状况，国内指责市场经济体制的声音时有起伏。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市场分配体制息息相关，但国内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并不在于“过渡市场化”或者“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而在于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乃至权力寻租乱象。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中国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

提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深化改革的普遍共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按生产要素”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信息以及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实现我国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履行好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辜负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三）抵制“零和逻辑”的思维，塑造“命运与共”的价值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根本旨归是要“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精神文化层次不断提升、获得感显著增强。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传承的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集体主义思想。与西方的个人主义逻辑相反，中国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依赖集体的力量完成某种目标，进而言之，中国人追求的是日臻完善的“大同世界”，而不是咄咄逼人的“零和逻辑”。现代资本文明引以为傲的无止境竞争，推动着现代社会无止境的扩张和破坏，因而中国现代化承担着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地诉诸“集体的力量”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致力于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时代，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才能共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增加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有助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三、深化中国道路研究的价值

本课题从其学术价值而言，有助于拓宽新时代中国道路研究。从“资本扩张逻辑与资本合作秩序”的双重维度研究中国道路，有助于深化“合作共赢”新范式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澄清社会正义的发展逻辑，有助于推进“共富共享”新逻辑的研究；从文明秩序重建的层面反思现代化价值，有助于拓展“命运与共”新价值的研究。

本课题从应用价值而言，有益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塑造。形成并凝练关于现代化的中国话语，能够进一步消除西方舆论对中国道路本质的错误判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提升中国道路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