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于2017年2月结项，良好等级，结项证书号：20170294。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后，中国以迅猛的发展速度一举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稳居全球前三，对外投资项目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仍处于成长阶段，中国企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战略，投资效率和成功率不高，投资区位和模式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盲目性。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对外投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理论方面的发展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企业层面研究提供了基础。自Melitz（2003）开创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来，从企业层面探讨贸易的起因和结果问题成为前沿的研究领域，而有关跨国投资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融合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成果。本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模式选择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形成机制，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内容，有利于在明确其区位和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布局提供依据，也为企业科学合理地“走出去”提供参考。

二、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首先基于对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现实，以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出现两方面情况的考察，提出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并对已有的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路径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跨国投资区位与模式选择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事实，特别是对外投资区位和模式选择的典型化特征进行分析梳理；从理论角度对企业异质性FDI理论模型进行演绎和扩展并得出理论推论，运用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规范与实证分析、微观与宏观层面分析、对比分析，以及多种计量方法的综合运用，本研究得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演变与特征化事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起步探索、稳步推进、管理扩张、迅猛发展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带有显著的制度改革烙印。“返程投资”和“跳板投资”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国官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导。行业分布方面，数据显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行业即商务服务业其实主要是为企业避税、会计记账等策略服务，对外投资的最终行业集中在采矿业和制造业。区位分布方面，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地的OFDI，接近1/3的中国大陆企业投向香港地区的OFDI，都属于中转投资，中国的OFDI其实主要还是流向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等发达国家。模式选择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的发展趋势是从初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直接投资建厂向合资、并购等方式扩展，近年来还出现了中外企业合作向第三国投资等新方式。

第二，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总体上来说，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度和企业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的OFDI区位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自然资源较丰富、制度环境较好、税率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较低、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更临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从不同的洲际区位比较来看，相对于在亚洲地区投资，随着生产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中国企业会更倾向于到欧洲和北美洲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则正好相反；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年龄的增加，中国企业会更加倾向到亚洲以外的地区进行投资。

第三，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总体上来说，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对企业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等因素与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决策正相关，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制度环境等因素均对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股权模式选择来看，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国际化经验等因素与企业独资进入模式显著正相关，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独资进入的方式，高研发密度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独资进入方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等因素与独资进入方式正相关，而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企业选择合资进入方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既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行为，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乃至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国战略的体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走出去”战略中扮演着主角；而政府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重要推动和保障力量。因此，结合本研究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的相关结论，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其中，企业层面的建议包括：结合企业战略目标作出投资决策，根据企业自身特征进行区位和模式选择，注重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考虑东道国和地区的差异化特征，注意控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投资风险，多元化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模式等；政府层面的建议包括：引导中国企业优化对接投资区位布局，大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多方式扩大跨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与对外投资相关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等。

三、主要价值和创新点

本研究尝试在异质性企业FDI理论的微观框架下探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模式选择问题，成果的价值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避税地投资、“返程投资”和“跳板投资”等问题对中国OFDI总体统计数据的影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中国海外投资某些事实的误读。同时，重点对中国OFDI的区位特征和模式特征进行分层次分析，对不同区位的行业特征、不同区位的项目规模特征、不同行业的模式特征、不同区位的模式特征等进行了微观梳理，提供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多角度的全新认识。

第二，本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拓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得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实证检验，检验中既包含企业异质性特征因素，又包含东道国特征因素，同时还进行了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资本密集度、是否出口三个维度的分组检验，并进一步对区位选择的洲际特征进行扩展分析。现有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相关文献大多是针对其中某一个方面进行探讨，缺乏系统的全面研究。

第三，本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双维度研究，既探讨了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二项选择，也探讨了企业在合资进入与独资进入之间的二项选择。同时，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得到的样本数据基础上，手动补充其OFDI进入模式的信息并进行实证检验，而且进行了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资本密集度、不同国际化经验的分组检验。现有文献大多是通过搜集上市公司数据、查询公司网站、发放调查问卷等途径获得实证样本，并且主要研究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模式选择，因此无论是在样本可靠性还是在考查的全面性方面，本研究都更进一步。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院青年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