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学〉思想演变研究》一书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张兴博士撰写，2021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儒家哲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大学》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后经二程、朱子的提升，最终列入《四书》之中。宋代《大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该书对二程、朱子、陆九渊等重要学者的《大学》著述进行了仔细的哲学研究，并对卫湜的《大学集说》进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条《大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即从汉唐时期的博学为政之学向宋代修己治人的理学、心学的转变。对宋代《大学》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有一定的补白作用。

一

宋代的《大学》改本以及《大学》著述主要集中在二程、朱子等人身上，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注解都保存在卫湜《礼记集说》的《大学集说》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宋代《大学》著述的情况。

第一，《大学》的改本著作。自二程开始，认为《大学》文本存在着错简问题，因此二程开始对《大学》注疏本做出改正。程颢所改定的《大学》改本名称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所改定的《大学》改本称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这两种《大学》改本都对《大学》注疏本中的文字顺序进行了调整。朱子对于《大学》注疏本的改动，从形式上来看，朱子的《大学章句》区分了经文与传文，将《大学》注疏本从形式上划分为“经文一章，传文十章”。从内容上看，朱子还对“传文十章”中的传文部分顺序进行了调整，并按照己意补写了他所理解的“格物致知”传文，这样一来，《大学》文本中“三纲领”“八条目”，无论是从顺序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有着明确的阐释。

第二，《大学》的诠释著作。首先将《大学》别出单行并进行研究的是司马光，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物”诠释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种，司马光只是对《大学》文本进行了局部解说。司马光是北宋时期首先将“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正心”基本修养方法提出来的，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基于司马光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独特的学术影响力，司马光对《大学》的重视和研究阐发，对于二程从理论构建上依托于《大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四书》体系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司马光之后，较早研究《大学》文本的便是程颢、程颐二兄弟，而此时对《大学》的研究出现了不同于郑注孔疏的特点，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程颢首先提出《大学》是作于孔子之手的说法，程颐则继承了程颢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大学》是圣人之完书。

朱子的核心思想集中于《大学章句》中，除《大学章句》外，黎靖德所编写的《朱子语类》一书中也有特别多的篇幅记载了朱子弟子和其他学者请教朱子《大学》的相关情况。此外，朱子还有《四书或问》一书，其中的《大学或问》部分也是理解朱子《大学》思想的重要补充材料。

吕大临《礼记解》中的《大学解》深受二程思想影响，它所依据的《大学》版本是汉唐《大学》注疏本。吕大临认为《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大人穷理尽性的过程。他所理解的“本末终始”与朱子所理解的“本末终始”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三，《大学集说》。《大学集说》是卫湜《礼记集说》中的《大学》篇，保存了两宋儒者对《大学》篇的集中阐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卫湜撰《大学集说》总共征引了汉唐、两宋诸儒。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篇名所作的解题，二是对经文所作的解义。经文解义特点有三：一是所选取的材料来源类型广泛，如专门著作、文集、语录等；二是援引解义数量十分丰富；三是只征引、削减诸家解义，一般不发表自己意见。其学术倾向是汉宋兼采，以宋学为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存了两宋学者对《大学》“内圣外王”之道的论述；二是保存了两宋学者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论述；三是为两宋时期早已亡佚的《大学》诠释著作的辑佚提供了必需的材料。《大学集说》总共征引了三十九家的解义，包括孔颖达、二程、周敦颐、张载、司马光、吕大临、谢良佐、杨时、胡安国、胡宏、张九成等家。

二

从朱子认为《大学》是学者“修己治人”的工夫时起，“修己”与“治人”就变成了《大学》教人最重要的内容。“修己”的内容包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方面，由于朱子所补“格物致知”传文的缘故，“格物”可谓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了。而“治人”则包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方面，“三纲领”之中的“新民”也是同样的意思。

第一，朱子将《大学》的行为主体视为学者。扩而言之，《大学》《中庸》的行为主体，甚至整个《四书》的行为主体都被视为学者，而且是有道德的学者。《大学》为学者初学入门之书，学者当因其所发而明之以复其最初之明德，格物致知与诚意为学者初学之要。同时，朱子认为《大学》为学者修己治人工夫。《大学》的主旨为古代的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大学》是圣经贤传之指，《大学》为学者修己治人之方。

第二，修己工夫——朱子“格物”说的内涵与工夫。朱子的“格物”说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也是一套系统的工夫。从其内涵来看包括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从其选择来看，包括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与先后选择；从其目的来看，朱子的“格物”思想，首先在于“明善”。

三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思想观念便是将“本心”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在陆九渊的认识中，本心是一个人所固有的东西。陆九渊所理解的“格物致知”跟湖湘学派的“格物致知”论非常接近，其所提倡的“存心”“求放心”与胡安国、胡宏的“求放心”论几乎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大学》“心学化”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

第一，陆九渊的“格物致知”论。陆九渊所理解的《大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明明德于天下”或者“平天下”，而其下手处正是格物致知。陆九渊非常重视为学，明确提出来反对为学中的“支离”，强调为学过程中“本心”作为主宰的重要性，强调为学过程中“贯通”的重要性。陆九渊深受孟子思想影响。陆九渊的确非常重视“心”，但陆九渊所理解的“格物”更多的是“存心”与“求本心”。基于以“心”为本体论的观点，陆九渊在对“格物致知”进行诠释时侧重于从“心”的角度进行诠释而忽略了对外在具体事物的“穷格”。在陆九渊的理解中，“心”才是具有本体的意义，“理”则处于次要地位，而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更多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诠释，“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存心”“求本心”，而不是二程和朱子所说的对于天理、物理、心理的认识。

第二，湖湘学派的“格物致知”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国、胡宏等人，这些学者在建构湖湘学派之时充分利用了《大学》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格物致知”思想。

胡安国将圣人的学问归结于“穷理尽性”上，而“穷理尽性”的前提则是《大学》文本中所提到的“致知”。在对“穷理”进行诠释的时候，胡安国也对佛教的“息念坐禅”修养方式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修养方式只会导致儒者主体性的心像墙壁一样，其道路既崎岖又阻塞，根本行不通。胡安国的“穷理”说是一种外求的修养方式。正如笔者前面所提到的，胡安国所认为的本体既包括理，又包括心，而其所倡导的“求放心”则是一种向内探求的修养方式。虽然胡安国所理解的道德修养道路是二元的，即既主张内求，又主张外求，然而，胡安国对于外求的修养道路更加重视一些。

胡宏与胡安国共同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将心本体与理本体进行了承袭与综合，提倡要以性为本体。而其所谓的性则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包含宇宙的本原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也是指个人的道德本体。在这种认识之下，胡宏提出了二元认识论。其一，主张通过《大学》文本中的“致知”来“穷理”，从而认识客观的“性”；其二，主张通过尽心和反求诸己来认识主体的“性”。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