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该书首次全面梳理和研究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宋绍唐一生的思想、政治、文化、社会活动及其影响。宋绍唐，山东曹州府( 今菏泽市) 人，光绪3 年( 1877)生，拔贡出身。1902 年考取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开始接受新学教育，次年6 月获派公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加入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是该会在山东地区的首批会员之一，在曹州府的第一个会员。回国后，约集同志，陆续创办东阳寺小学堂、南华女塾、曹州普通中学堂( 即后来的“省立六中”，在1930 年代有“江北第一校”之美誉)等多所新式学堂，以及革命团体尚志社，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力量。清末“新政”时期，先后组织、领导和参加曹州、济南、北京等地的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组织领导和参加曹州以及山东全省的独立运动。辛亥革命后，曾经出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东昌府知府、曹州府善后局坐办等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民国政权后，宋绍唐又积极密谋、筹划、参加反袁、反军阀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后因时局纷乱，志不得申，抑郁成疾而于1921 年去世。可以说，宋绍唐是清末民初传统知识分子近现代转型的典型代表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山东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英年早逝、同盟会内部的派系之争) ，宋绍唐之思想与事功，见于经传者不多，更不为大众所熟知。对于一个终生奔波于国家和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来说，历史所给予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进一步说，大量宋绍唐之类的历史人物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也使人们在认识和理解清末民初社会巨变问题时，缺少了相应的深度和色彩。
其二，显著地丰富了山东区域社会史特别是山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心，“察山东足以观全国”。因而对山东区域史特别是近现代山东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并不断有相关成果之问世，但引人注目的是作为近代山东社会转型的关键性事件的辛亥革命，学术界所给予的关注并不多，目前所见者仅有丁惟汾《山东革命党史稿》( 台北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1971) 、马庚存《同盟会在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等为数不多的著作，而有分量之学术专著则更少。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长期而深入的资料发掘与整理。
三、为区域社会历史人物的研究树立了一种新典范。影响历史人物成长、分化有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客观层面的外部社会与自然环境，一是主观层面的个人思想意识。进一步说，历史人物的研究只有沿着这两个层面推进，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到一块儿，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其丰富性、多样性。但长期以来，受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对历史人物做思想史的解读，而对于如何将其纳入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实践的层面进行考察，则缺乏足够而富有特色的探索。
当然，《宋》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窃以为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似乎陷入了一种“物极必反”的悖论中:一方面，作者在有意识地凸显资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实证功能的同时，又不自觉地陷入资料依赖之中，个别地方资料繁琐甚至是重复。另一方面，作者有意识地加强了社会环境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分析，大大拓展了生命的时空意义，但与此同时却疏于对研究对象自身思想轨迹的挖掘与提升，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宋》书的主题不够突出。如果以上两个问题能够略加修正，相信该书会更加精彩。
(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