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塑造了君子理想人格的社会气象，它是儒家人学及其人格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对儒家来讲，君子气象表现为八个方面。 一是忠恕君子。儒家认为作为具有较高才智、德性和能力的君子，要模范遵循关爱他人的忠恕之道。 二是宽厚君子。儒家言传的君子，呈现出厚德载物、不知不愠、求诸自己、宽以待人和赦人之过的博大胸怀。 三是仁德君子。儒家主张作为仁智兼具的君子，要重仁、近仁、向仁和行仁，做到以仁制欲和事君志于仁。 四是情义君子。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是那种能够坚持义以为上的原则、能够坚守人间大义和重义轻利的人。 五是谦谦君子。对儒家来讲，君子应当如同英国古代的绅士那样，讲究礼貌谦逊、行为文明，做到举止彬彬有礼。 六是诚信君子。在儒家看来，君子是一个讲求诚信伦理的人，表现出讷言敏行、口惠实至和能为可信的气度来。 七是中和君子。儒家从贵和尚中的理念出发，要求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不争不斗。 八是亲民君子。儒家强调作为有德有位的君子，应当坚持“以民为本”，展现出爱民、为民、利民、利国和心忧天下的利他主义情怀。
关键词：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社会;气象
儒家阐发的君子之学内容丰硕，包括君子人格理想的本体依据、君子结构的构成要素、君子的外在表征、君子的社会地位、君子的规范准则、君子的胸怀境界、君子的存在形态、君子的价值观念、君子的精神情感、君子的修身工夫等，而君子社会气象思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儒家塑造出八大君子理想人格的社会气象，这就是忠恕君子、宽厚君子、仁德君子、情义君子、谦谦君子、诚信君子、中和君子和亲民君子，下面笔者一一加以解读。
一、爱人：忠恕君子
儒家从多种维度确定了君子应当具有爱人、利人的优良品质。
1.以孝悌为本
在孔子弟子有子看来，由于本立道生，因此君子必须专事于事情的根本，尤其要掌握孝悌这一行仁的根本，为履行仁爱他人的道德义务奠定实践基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不论是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要义“仁”，抑或是为仁爱奠基的“孝悌”，无一不彰显了君子利他主义的道德情怀。
2.成人之美
笔者已经对儒家的成人之学关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的伦理思想作了探究，这里侧重于从君子人格气象的维度对其进一步加以阐释。
《礼记》从君子治民的角度引述孔子的话借以表明君子舍己为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曰寡君。”孟子强调大舜“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如此虽然体现了圣人的成人之道，却也指向君子之道，而他正是从尧、舜、禹古圣先贤的与人为善事理中推出了“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的道德戒律。
荀子阐发了“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荀子·不苟》）的向上向善美德。他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不苟》）对于荀子而言，君子往往根据道义随机应变并决定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为了献媚；他基于公正的议论直接地指出他人的过错，并不是出自诽谤挑剔；他赞美自己并不是为了浮夸、欺骗。君子不论是扬人之善抑或是责人之过，均是出于正义、公心和良善的动机，是出于帮助他人自我完善、自我进步以成人之美的他人导向责任心。
3.修己安人
儒学本质上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辩证统一，这一点在其君子观上同样得到了充分展现。孔子的君子之学固然把有德有位的君子的修己置于重要地位，但是它认为君子修己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敬，更是为了使他人和百姓得到安乐：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由依此递进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三大内容所构成的君子之道，很好地诠释了君子他人主义的伦理情怀和担责意识，它既现实又高远；加之天下之大、世道之繁，即便尧舜之类的圣贤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也未必完全能够做得到。
4.敬以直内
《周易》主张君子要用恭敬之心端正自己内在的思想观念，用道义规范自己外在的行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坤卦·文言传》）。然而，儒家不仅讲君子敬己，也讲君子敬事、敬人。子夏推崇的为政之道和君子之道就力主君子做事之前必须取得别人的信任：“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有位有德的君子，对下要役使百姓，首先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否则他们就会以为是在虐待自己；对上要对君主进谏，首先应当获得他们的信任，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显而易见，不论是“信而后劳”，还是“信而后谏”，均显现了对他人人格、思想等的尊重、尊敬，这两者既是有效的协调人际关系的政治智慧，也是合理的处理己他关系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
二、容人：宽厚君子
《周易》创发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象传》）的光辉命题，它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维出发，塑造了华夏子孙博大、宽容的君子般情怀。后世儒家一般性地揭示了忠恕之道，《大学》在论证治国在于齐家思想时同样提出了“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的“絜矩之道”。儒家不但倡导所有人都应当涵养自己宽以待人的品格，而且尤为重视君子宽以待人、善待他人的忠恕之道。
1.不知不愠
对人宽容既是一种君子的优秀人生态度和高尚境界，也是一项君子对待他人的伦理责任，因此《论语》首章孔子就提出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的道德情感。别人是否了解我、理解我，这不是自己所能左右了的；要做到他人误解我，甚至冤枉我却不恼怒实非易事，大概只有具有宽容之心和博大胸怀的君子才能做得到。犹如朱熹所说：“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当然，君子之所以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之所以能够宽容别人，还在于孔子阐明的君子特别注重自责，更愿意从自身寻找不应恼怒的根源，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担心自己无能而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2.求诸自己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君子要求自己而小人总是要求别人，而其深层意旨则是君子遇到问题、出现差错时注重从自身找原因，体现了自我负责、自我担责的人生态度；而那些小人一旦出现差错、碰到挫折总是想方设法归结为别人的过错，力图撇清自己、推卸责任，从而缺乏自我承担的勇气和魄力。
董仲舒依据由“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等思想观念构成的仁义法，以及“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的己他观，强调君子要注重“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主张君子必须坚持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做到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培育“躬自厚而薄责于外”的宽容精神。
3.宽以待人
《周易》创造性地提出了“君子以容民畜众”（《周易·师卦·象传》）的宽容理念，孔子弟子子张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君子观，指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子张认为假如我是一个贤人，那么对别人无疑要宽容；假如我不贤良，那他人就会拒绝我，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资格拒绝别人；出于此，君子就应当尊敬贤人、容纳众人，并且要学会赞美好人、怜悯能力差的人。
说起君子的宽以待人品格，不能不提及荀子君子之学的独到见识。荀子崇奉的为人之道是：
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荀子·不苟》）
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荀子·非相》）
君子用墨线约束自己，因而完全可以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楷模；君子用渡船似的胸怀接待别人，所以能够宽容人，并依靠众人而成就天下的大事；如此一来，君子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像小人那样自己无能就嫉妒人、有能就骄傲自满；君子自己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并且宽宏大量、平易正直且开导他人，如若自己无能，则恭敬、谦让且谨慎侍奉别人；君子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见闻广博而能容纳肤浅的人，心灵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显见，荀子在此侧重于赞扬君子容人的心胸，而非颁布君子应当怎么做的义务诫命，然而，荀子如此肯定君子的所作所为，必定意味着他对君子宽以待人、兼爱众人责任的大力倡导。
即便对小人，朱熹也赞许可以也应该给予宽容。根据现实政治经验，他认识到君子无害于小人，可小人常常对君子产生很大的伤害：“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祸常大”，因而强力主张要去掉小人，但是他也肯定君子应当宽恕小人，只是必须要看正当不正当，千万不可过当：“圣人亦有容小人处，又是一截事。且当看正当处。”
4.赦人之过
《周易》云：“君子以赦过宥罪。”（《周易·解卦·象传》）君子并非十全十美，他也会犯过错，但是他就像子贡所说的那样对自己的过错从不加掩饰，而像日蚀月蚀一样公开、透明，所以如果他改过，民众会一如既往地景仰他：“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反过来，对于别人的过失，君子总是基于关爱的情感给予宽容，而不是苛刻地追究其责任。据《论语》载：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
周公对长子鲁公伯禽提出了三条做事的政治伦理：作为一个君子，第一不要怠慢自己的亲族之人，不要让大臣埋怨不任用、信任他们；第二对自己的旧臣老友，如果他们没有很大的过失，就不要舍弃他们；第三对任何人都不要求全责备。从不施罪于人到不使大臣埋怨，从不轻易遗弃故旧到不求备于人，无不体现了周公关于君子应当宽以待人的政治胸怀，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更是彰显了君子赦人之过和善待他人的良好气度。
三、尚仁：仁德君子
儒家的仁学把仁视为人的道德本源和本根，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既爱自己又爱他人，“仁”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利他主义的品格。诚然，儒家也承认君子也有不讲仁爱的时候，孔子就从君子与小人对比的角度断定君子也犯过不仁不义的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他甚至公开承认君子也有自己讨厌的人和事：“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
那么君子不仁、君子恶人与君子爱人是不是存在逻辑矛盾呢？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冲突。首先，儒家也承认圣贤会犯过失，君子并非绝对完满的，同样也会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而不爱人。其次，就如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一样，君子爱憎分明，普遍地说他爱所有的人，特殊地说他对那些坏人、恶人就不可能爱也不应当爱。再次，君子具有通权达变的智慧，也具有既爱人又恶人的双重选择，他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好坏不分的好好先生，而注重明辨是非、分辨善恶，因而也有君子之恶，这就是憎恶到处宣扬别人的过错的人，憎恶处于下位而毁谤上位的人，憎恶看着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憎恶刚愎自用的人。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作为仁智兼具的君子，作为具有较高才智、德性和能力的君子，儒家自然会突出他的重仁、近仁、向仁和行仁特质，自然更为彰显他肩负起关爱他人的道德义务。曾子从如何交友的视域提出了“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的规范，而荀子则从语言伦理的角度强调“君子之行仁也无厌。”（《荀子·非相》）的观念，孔孟则分别提出了君子以仁制欲的个人品性伦理和事君志于仁的社会公共伦理。
1.以仁制欲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追求富贵与规避贫贱是所有人向往的，就算君子也莫不如此。但是，区别于凡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时刻保守仁德，始终按照仁道原则来决定富贵与贫贱的价值取舍，而且他能够在紧迫危机和颠沛流离之时无一不遵循仁德办事。如此的以仁制欲行为，既是君子面临各种人生际遇能够超然于世的优秀品质，也是他深沉的为人处世态度所在。
2.事君志于仁
毋庸置疑，孟子君子之学最有原创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影响甚具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而孟子在儒学史上还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据此反对战争杀伐的霸道政治，而在讨论君子如何侍奉君主时，他指出仁者不会借杀戮而争得领土：“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孟子·告子下》）并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君子的政治伦理责任，在于事奉君主之时有志于推行仁道，致力于引导君主，使其行事合于理、当于道。为此，孟子主张运用君子治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推行什一税的尧舜之道：“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
四、重义：情义君子
“情义无价”。儒家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必须善于处理义利关系，必须坚守人间大义，必须重义轻利，做到有情有义。
1.义以为上
孔子不仅着眼于社会治理视野，指出君子可以晓之以义而小人只能晓之以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还从德行伦理学角度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承诺可以做与不可以做，只是依据道义来行事。由此表明，君子具有唯义是从的强烈道德责任担当。与此同时，孔子从行为伦理的角度要求君子以义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把礼作为行义的节制性准则，用谦逊的语言表达正义，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自己承担的适宜的事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进一步，孔子把义作为君子勇敢是否合理、是否带来秩序的重要尺度和约束条件，由此强调君子必须把道义置于重要地位：“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他的弟子子路主张作为一个君子应当通过出仕为官来践履推行道义的历史使命：“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既然君子是一位既具有仁义的内在品德又讲求诚信的人，这就表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负责任的、可靠的人。正因如此，曾子才断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一个人假如可以把年幼的孤君托付给他，可以把一个小国委托给他辅佐，当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而不改变节操，就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当君子接受了别人的委托，就有责任兑现自己的诺言，不顾一切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即使是忍辱负重以致舍生取义也在所不惜。
2.皆适于义
孟子不但指出齐国、宋国和薛国君王分别赠送馈金，之所以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一切根据是否合义来决定，只要合义就都是对的：“皆是也。皆适于义也。”（《孟子·公孙丑下》）而且还以反问的方式不无感慨地指出哪有真正的君子会被人用金钱收买的道理：“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这表明，一名真君子应当挺立起以义为重、义以为质、义以为上、见得思义的道义责任，而决不能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不然就会降格为伪君子、假道学。
3.重视道义
荀子虽然并不完全否定人对利的正当追求，但是他推崇的士君子是那种“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的人，它遵循的人生准则是重义轻利，不同别人争权夺利，讲究的是心安理得、道义至上：“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荀子·修身》）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不因贫穷困厄而松懈对道义的追求：“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
五、尚礼：谦谦君子
谈及君子，给人的印象必定是讲究礼貌谦逊、行为文明的人，如同英国古代的绅士。儒家正是在此意涵上对君子作了解说，塑造了“谦谦君子”“淑人君子”的人格形象。
1.无争揖让
君子讲礼必定谦让，使自己成为“谦谦君子”（《周易·谦卦·象传》）。虽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充满竞争，但是孔子认为君子即便参与竞争也必须讲究礼仪，应当守规矩：“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按照儒家一贯的重礼、尊礼的思想主旨，《礼记》提纲挈领地指出“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2.文质彬彬
礼貌与文明息息相关，故此儒家特别推崇君子的“礼文”修养。孔子曾经明确要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需要强调的是，孟子虽然也肯定君子要“中道而立”（《孟子·尽心上》），但他偏重于强调君子内在德性本质的修养而否定体现虚假恭敬感情的礼文的拘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而孔子则依据中庸之道十分注重君子内在的特质与外在的文饰有机结合，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因而主张应当在文与质之间保持中道、配合得当，以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与此相一致，《礼记》也要求君子讲究服饰、容貌、语言和品德，以实现内在德性与外在文饰的完美统一：“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
3.恭而有礼
大概受到孔子“恭而无礼则劳”（《论语·泰伯》）思想的影响，弟子子夏安慰司马牛说，一个君子只要待人处世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这表明君子应当对人既要谦恭、尊敬，又要有礼、近礼。论到聘射之礼之际，《礼记》阐明了君子在处理君臣、父子、长幼人际关系上坚持行动上极力推行礼节的风范：“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
六、重信：诚信君子
在儒家看来，不仅普通人要诚实守信，君子更应该讲求诚信伦理，表现出讷言敏行、口惠实至和能为可信的气度来。
1.讷言敏行
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诚信伦理，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少说多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在回答弟子子贡所问君子之道时，他断言做一个地道的君子理应在行动中兑现自己的诺言，等到做了之后再说出来，而不要只说不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这意味着君子应当做一个讲信誉的人。孔子倡导的为政之道力主“正名”，主张德位一体的君子一旦名位确定后，一定要说得出口；而说得出口就一定要做得出事，做到口实一致、言行合一，而不能马马虎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孔子更是强调君子应当以言过其行感到羞耻：“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2.口惠实至
《礼记·表记》借孔子之言既讲述了儒家的仁义之道，又着重论述了君子的诚信品格，提出了“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等观点。孔子更是告诫说：“君子不以辞尽人。”，“君子不以口誉人”，“君子不以色亲人”，并明确指出：“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如果嘴上许诺别人好处而实际不兑现，必然给自己带来怨恨乃至灾害，因此君子与其承担承诺的责任，还不如承受自己拒绝承诺造成的埋怨。用言辞送人情，用空话称赞他人，答应给人好处又不兑现，如此华而不实、虚伪欺诈、面而无信的举止不失为不负责任的小人做法，即使是正常的人也不认可，也不屑去做，更何况是处于上层的诚信君子，绝对为其所不齿、所不为。
3.能为可信
荀子彰明了君子崇高的己他观，揭示了君子“能为可贵”“能为可信”“能为可用”等优秀品性：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这段话中“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前一个“信”应为“信誉”和“信用”，后一个“信”应为“信任”和“相信”。在此，荀子从己他关系角度分别指明了人三种能够做和不能够做的情形，展示了人际关系中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制约性。在他看来，与“贵己”和“用己”一样，别人是否“信己”，并不由自己做主，也不能强人所难，此乃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但是，我却可以确立以不修、不信和不能为耻的羞耻观，也可以做到不被浮名所诱、不被诽谤所惧，还可以直道而行进而端正自己。按照责任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义务、责任与人的自身能力、自由意志相匹配，“能为”可以推导出“应为”，“应然”出乎“实然”，“应当”来源于“是”。如此以来，荀子所说的“能为可信”也就内含着“应为可信”的道德责任。
七、贵和：中和君子
众所周知，儒家提倡贵和、重和的价值观，追求太和、乐和、政和、德和、人和、群和、中和等，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儒家更是从人格理想角度强调君子要注重推进人际和谐——贵和尚中。
1.和而不同
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儒家的和学倡导《礼记·礼运》篇中说的“大同”而反对小人的“小同”和墨家的“尚同”。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说君子注重从事物差异和矛盾中去把握统一和平衡，而小人则追求绝对的无原则同一、专一、单一，这就从道德人格角度说明孔子推崇的是那种包容、调和、和解等君子型人格。君子遵循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人际之间的统一、和谐，这与人生境界不高的小人偏重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2.和而不流
儒家有时“中”与“和”独立使用，有时则二者连用，构成了“中和之道”。而儒家贵和尚中，它所倡导的中和，既指自然中和、政治中和，也指心性中和、人伦中和。《中庸》不仅提出了“致中和”，并且指明了“中”与“和”的因果关系：“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尤为重要的是，《中庸》在儒学史上开创性地上升到君子人格层面论说中庸之道。一方面，它从君子修道、慎独的思想逻辑上阐述了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建构了君子的中和人格。另一方面，它记忆中的孔子从无过与不及的辩证理性角度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等为大家所熟知的经典性观点，依此阐发了君子的中庸人格。
进一步，《中庸》记载的孔子话语，从三个层面表达了君子与人相处的人生理念。其一是和而不流。在比较完南方人的坚强和北方人的坚强之后，孔子指出君子所欣赏的坚强品格是“和而不流”——与人和睦相处但绝不同流合污。其二是忠恕而行。孔子讲：“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虽然会尽到为人的责任，按照做人的道理去处理他人的过错，直到他改正为止，但也会履行人道的责任，依照体现中庸原则的忠恕之道，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绝不会强加给他人。其三是不怨天尤人。孔子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能够安位、正位，他处于上位不去欺侮下位的人，处于下位也不巴结上位的人；君子注重责己，重视端正自己，但薄责于人，从不苛求于人，并且对别人毫无怨言，做到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
3.反对好斗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有时是由于一些人好斗引起的，因此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和谐，就必须遏制某些人的好斗之心，抵制无良分子的好斗行为，而作为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理想型人格，君子更是义不容辞、责任重大。
《礼记》主张君子不争：“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荀子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斗殴的不良后果、基本特性和主观原因。从后果来说，荀子认定斗殴会带来忘身、忘亲、忘君三大弊端：“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荀子·荣辱》）从性质来说，荀子指出斗殴表面智慧实则愚蠢，看似有利实则有害，名义上光荣实则可耻，自认安全实则危险：“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荀子·荣辱》）从原因来说，荀子指明参与斗殴的人自以为别人是错的、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从而导致以君子的身份与小人之间彼此互相残害：“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荀子·荣辱》）这些从反面说明，荀子力主君子维护自己、亲人和君主的利益，防止互相伤害，时刻保持人际之间和谐的气氛。
八、振民：亲民君子
儒家强调作为既有德又有位的君子，应当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原则，展现出爱民、为民、利民、利国和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怀。
1.振民为民
儒家经常把为民爱民的社会主体定格为君子，《周易》提出了许多经典性的君子为民爱民思想，它不仅强调君子应当涵养自我德行、接济广大民众：“君子以振民育德。”（《周易·蛊卦·象传》）还指出君子对人民要无穷地教化、思念他们，持久地容纳、保护他们：“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周易·临卦·象传》）并且要求君子依据常德行动，致力于教化民众之事：“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周易·坎卦·象传》）
孟子的仁民说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的治道理念，阐发了君主和君子保民的政治责任，指出只要为民众谋福利、谋生存，那么虽劳不怨、死而无憾：“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不唯如此，孟子还揭明了君子的五种教民之道，这就是：“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
王阳明主张人世间的君子应把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的“良知”推及到治国、治民和治天下的实践之中，做到“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关心“生民之困苦荼毒”。为此，他强调君子要把致良知作为自己的重要义务：“惟务致其良知”。
2.治国为国
程颢和程颐指明：“当为国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矣，而犹不免，则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则危塞险难无足以动其心者，行吾义而已，斯可谓之君子。”真正的君子治理国家时，如果竭尽一切心力还不能使之避免衰亡，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但是假如出于履行自己的责任需要——“行吾义”，那么就应该像一个勇士一样“见危致命”（《论语·子张》），一切艰难险阻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心志，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处之泰然。
3.平定天下
《大学》建构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责任体系，与之若合符节，孟子凸显了君子修身、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他指出：“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尽心下》）君子之言为善言，它虽然浅近，内涵却包含着大道；君子所守之道为善道，它体现了修身以使天下太平的宏伟理想；一些人的毛病在于放着自己的田地不好好耕种而去锄别人的耕地，要求他人负重而自己承担轻的。
笔者认为，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表面上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精神，实际上，在孟子看来，这是放弃自己分内的本职工作。要知道，成人必须先成己，要想承担起平天下的重任就务必注重自我修身，只有提升自我的才德水平，才能为平定天下奠定良好的基石；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应当勇敢地扛起修身平天下的重担，像孔子要求的那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做一个“以平天下为己任”的敢作敢当的君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有德又有位的君子，是社会的道德精英和政治精英，更应该承担起平定天下的重任。力主精英治国的荀子，其君子观对此作了极好的诠释。他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
“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上述引文表明，荀子通过天地、礼义和君子三者之间的关系梳理，深刻地展示了君子治理天地的责任：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礼义是天下治理的本源，而君子是礼义的本源；既然天地创造了君子，那么为了使礼义变得有头绪、天下有秩序，治理礼义君子责无旁贷，而其中制作、贯通、积累、爱好礼义又是君子最原始的本分。
不可否认，荀子的“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观念存在过分夸大君子治理天下作用的嫌疑，带有较为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不过，它终归彰显了君子平定天下责任的指向。正如东方朔所言：“‘无君子则天地不理’之言说，一方面将安顿社会秩序的政治主体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君子在整顿世道方面的能力和责任。”
二程把天下观与君子观相融通，同样凸显了君子关怀天下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程颢和程颐说：“君子有为于天下，惟义而已，不可则止，无苟为，亦无必为。”君子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或为和必为，一切遵循道义；如果不合乎道义，就不去做。如果说有为于天下是君子应当履行的责任的话，那么惟义所在就是君子的德性伦理，而君子的所作所为天下责任必当建立在深厚的道义德性基础之上。
九、余论
所谓君子气象，是指君子所具有或呈现的气度、气局、气概、气派、气韵和格局。就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社会气象思想，笔者想补充说明的是：其一，儒家阐发的八大君子气象以仁、义、礼、智、信等内在德性为支撑，以外在德行和容貌为体现，可谓“合内外之道”。单就外在气象来说，犹如孔子讲述君子“为政之道”时所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论语·尧曰》），又如《礼记》所描述的君子“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其二，儒家的君子人格气象不仅展现出崇高的德性与德行，同时还呈现出较高的智慧才能，体现了儒家一贯推崇的“仁且智”品格和格局，由此成为才智君子。这正如孔子强调的“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子游听闻孔子所说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其三，儒家所构想和倡导的君子气象虽然呈现出许多与仁者、大丈夫、成人乃至圣贤相同的优秀品格，虽然君子是儒家论述最详细、阐释最普遍的人格类型，虽然儒家最为提倡“君子之道”，但它展现的精神境界终归总体上低于圣贤气象。恰如孔子指出的圣人尽管看不到，但假如能够看到君子也就可以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