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东西文化圈间已存在广泛且深层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惜囿于文献记载的阙佚，我们只能求助于考古材料的问世。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中提及6个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等，有分区并立，其反面必然是往来交叉。彼时人群因气候、水源、战争等因素迁徙靡常，随之而来的文化传播与融合也就变得理所应当，只不过文化的交流向来是双向互动的。有的研究仅关注自身文化发展而不考虑外来影响，有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传播而轻视本土传承，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有失偏颇。

早在17、18世纪，西方学者就宣称中华文明来自埃及、巴比伦，至上个世纪20年代受西方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者也开始致力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彼时国门刚刚打开，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根本无暇去关注什么文化起源，西方考古界更是断言“中国无史前文化”，古老的东方文明充其量只是西方文明的变种或余脉，于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顺势而起。尽管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但此说得到彻底否认却是在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这是一种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完全迥异于此前安氏发现的彩陶文化。此次发现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文化间不存在交流。

目前所知确切的东西文化交流应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相当于我们文献记载中的三皇时期。在青海曾发现这一时期的多件饰锯齿菱形纹和舞蹈纹的彩陶，类似的纹饰在中亚、西亚和东南欧较为常见。另外，在甘青和新疆发现的部分葬式和葬具均与叶尼塞河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同。在出土的遗迹中，我们还发现了牛、羊的骨骼以及炭化小麦、大麦，极有可能也是从西亚、中亚等地传入。只是这一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尚处肇始阶段，彼此间的影响互化相当有限。

公元前2500年左右，相当于我们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期，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加速。中亚南部的文化对我国的甘青和新疆等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人物雕塑、土坯等方面。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有浅浮雕的人面石雕出土，而这种题材石雕恰恰盛行在阿尔泰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卡拉库尔文化中。另外，源自西亚的小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相继出现在我国的河西走廊及黄河下游地区。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东部贝噶什遗址和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吉库伊遗址也发现了源产于我国的黍。

公元前1500年前后，我国已进入商王朝统治时期，此时欧亚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强势崛起，对外产生前所未有的辐射。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带倒钩铜矛、双耳空首铜斧、环首铜刀、权杖头及马车的传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车在战争中的运用极大地加速了中原地区的历史进程，但对于马车的起源，以孙机先生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学者多倾向中国马车有自己独立的起源。

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断出土的器物让世人惊叹，其中的一些青铜人面像几乎具有相似的特征：高挺的鼻梁、深邃的双目、突出的颧骨、占据大半张脸的嘴，还有宽大的被穿孔的耳朵，有的甚至还有突出好大一截的眼球。尽管学界对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尚存争议，但毫无疑义的是这个消失的文明曾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宁唯是，学者们通过对河南殷墟妇好墓中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发现晚商中原青铜器的铜、铅矿料可能全部或部分来自云南永善金沙等地，可见当时两地间已存在一条畅通的道路，如此一来中原与西南以及东南亚、西亚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就可想而知。

美国学者贝里曾对1937年以前殷墟发掘所得较完整的有字卜甲作了综合研究，他发现其中一部分龟种竟然来源于朝鲜、日本、越南乃至东南亚。此外，根据YH127坑卜甲上黏附的纺织品，饶宗颐先生认为，该纺织品相当于榜葛剌国的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有棉布出土，证明印度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杨希枚先生通过对西北冈出土的人头骨分析得出，其中有黑人种及高加索人种。

进入西周之后，在欧亚草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之间颇为相似的畜牧色彩浓厚的文化，都开始流行蘑菇首短剑、马衔、勺形铜马镳等器物，尤以我国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最为密切。在陕西扶风召陈遗址甚至发现过两件西周晚期的蚌雕人首簪帽，极为珍贵的是簪帽上清晰地刻划了中亚深目、高鼻的形貌特征，可见至晚在西周时期，中亚人与西周王朝已建立交往。春秋时代，在我国北方的长城沿线更是出土了大量的双鸟回首剑、兽首剑、动物纹牌饰、鹤嘴斧等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地区同时期的塔加尔文化等近似，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后的战国时期，欧亚草原大部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已交融联系为一个大的游牧文化带，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流行的动物纹、有翼神兽、有柄镜等，常见于中国长城沿线以及新疆地区诸游牧文化，甚至传播至燕齐地区。广东南越文王墓的银盒，已被证实为波斯薛西斯一世时期的遗物。此外，段清波先生还举出秦兵马俑、茧形壶、郡县制、弛道等同样受到了阿契美尼德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反过来，在巴泽雷克文化中，可以发现我国腹地生产的丝织品、漆器、山字纹青铜镜等器物。

纵观中华文明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正是由于不同时期东西文化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才为古老的东方文明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塑造了绵延不断的独特的中华文明。尽管早期远距离的东西文化交流，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东西文明后来不同的走向，但彼此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同样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我们相信文明将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从而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