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党史》，石仲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推荐理由：在中国共产党走进第100个春秋之际，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将自己多年深入研究党史的整体观感和创新成果呈现给读者，他特别善于辩证地审视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分析中共党史中的历史事件，评价中共党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使得他的研究结论更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同构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选择与走向，广泛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影响如此深广，几乎每个人都会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认识。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有不同的党史观。一个人的党史观体现着他对党的过去的看法，同时又影响着他对党的现实及未来的认识，影响着他对党的认同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至关重要，认识党史必须秉持科学的历史观。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的著作《我观党史》多卷本，就是一部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百年党史发展的典范之作。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他首次出版《我观党史》；2007年出版《我观党史二集》；2012年出版《我观党史》三卷本；2014年出版《我观党史四集》。这四本共有约430万字。目前，反映他从2014年10月到2019年10月5年间最新研究成果的《我观党史五集》（约180万字）正在编辑当中，并有望与前四本整合成新的《我观党史》五卷本择日出版。《我观党史》多卷本成为一部在20年间经受住学术和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

一 石仲泉的科学历史观

2013年元月，在《我观党史》三卷本和《党史热点面对面》出版座谈会上，石仲泉简要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观。他说，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指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拥有特殊利益的小众立场，也不是自诩精英的小众立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搞片面性、极端化，无限夸大某些方面，攻击一点不计其余的观点和方法。二是要把握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政治与学术是一对矛盾，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抗相克的一面。学术与政治既有服务性关系一面，又有遵守学术自身研究规律的独特性一面。当政治偏离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方向时，学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很不容易，但一定要努力坚守住学术良心的基本底线。三是把握好学术求新和严谨学风的关系。学术研究要有创新的追求，但要力戒浮躁，坚持严谨学风。

对于科学历史观的上述概括，简练却深刻，凝聚着石仲泉长期研究党史的智慧和经验。他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科学历史观，首先得益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56至1964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和研究生，接受了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每天都是从宿舍到食堂，从教室到图书馆，书包里带着饭碗叮咣叮咣地跑来跑去”，九年苦读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生毕业后，他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参与过旨在科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受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大家的影响，深化了对科学历史观的认识。1995至2003年间，他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运用科学历史观主持编修宏观党史，科学历史观在应用中获得了极大提升。

二 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党史的若干创见

“大”是学术大家的基本属性，“大”首先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博大性上，但对于真正的学术大家而言，“大”又绝不是看似无所不包实则浅尝辄止的“万金油”，“大”要与“深”有机结合，实现广博与精深相得益彰。石仲泉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我观党史》涉及党的人物、理论、事件研究；贯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他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党史问题，得出了若干令人深思的创见。

关于党的人物研究。人物是历史的主角，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石仲泉对人物的研究基本分为领导人和学问家两个系列，着重研究个人特质、思想比较及人物关系。这是人物研究中最有价值也是最有难度的三个方面。

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只有从人物特质的角度着眼，才能理解在特定历史情境中，领导人是怎样作为以及何以是这样作为的。例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具有多重矛盾性，历来的解读莫衷一是。石仲泉从周恩来的人格特质出发，辨析了他在“文革”中的独特角色及历史作用，并阐发了周恩来人格特质的亮点，率先提出“周恩来精神”，指出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对这个学术史的难点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人的思想演变是理解党史发展的重要解码口。石仲泉以研究党的思想理论见长，很容易把握领导人的思想演变与党史发展的关系。例如，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初设想，其原因令人困惑，学界也曾做过不同解读。石仲泉独辟蹊径地从毛泽东的思想演变的角度展开分析，提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罅漏，不仅对于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而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也不确定。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资本主义，而到了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他又改变了这种想法。既然他不同意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按照原来的设想要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他是难以容忍的。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改变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

人物关系是无论学界和坊间都普遍关心的话题，如果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很容易导致对人物关系低俗化乃至庸俗化的理解，由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及文化的复杂性，又由于人物关系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且有关人物关系的史料保存和披露都很有限，人物关系成为即使学界也难以精准适度把握的难点。对人物关系做高大上的纯粹理想化的解读，则难以搞清人物关系的真实状况，对历史的解读是缺乏力度的；而对人物关系做低俗化的解读，则看低了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境界，对历史的解读是缺乏品位的。石仲泉既没有回避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也没有陷入对人物关系低俗化的解读之中，而是充分揭示出了党的领导人崇高的人格境界，也体现了解读者的人格涵养与学术品位。

关于党的思想理论研究。哲学出身的石仲泉对思想理论有天然的亲近感，研究思想理论也有独到的优势。他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颇有创见。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他于2006年就较早地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表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一年后召开的十七大，采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的产生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质变。人们认识事物，开始认识到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认识到的是那些派生的特有属性，而后才可能认识到具有决定性的特有属性。概念创新意味着由对事物派生特有属性的认识发展到对事物决定性的特有属性的认识。这是认识发展中艰难的一跃。概念是思维的起点，好概念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且具有简练易懂的优点。概念本身很简单，一般也就几个字至多十几个字，但概念创新的难度极大，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需要对党的思想理论史全面系统的掌握，而且需要胆识和勇气，需要对各方因素周全的考量，在充分把握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除了概念创新，石仲泉还提出很多新观点。他曾长期担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等新论。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石仲泉提出了党要直面“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这种说法为党的建设领域广泛借鉴和频繁引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他曾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承不是独脉单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从中国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理论传脉。这种认识，从学理上揭示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缺陷，从根源上阐发了为什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关于党的事件研究。目前，史学研究总体上益发趋向微观化。微观研究是极为必要的，虽然微观研究不免导致碎片化的问题，但正可谓“非碎无以立通”，正是一个个微观问题的解决，才可能弥补传统宏大叙事苍白空洞的不足。然而，研究的过度微观化造成大部分研究者再也难以驾驭宏观党史的研究。当今能够同时驾驭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研究的学者真是少之又少。石仲泉既有党的通史研究，又有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研究；既有党的宏观党史综合研究，又有微观的党史专题研究，很好地整合起宏观和微观研究。他还创新研究方法，在依据文献、档案、口述等传统研究方法之外，提出“走走党史”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央苏区的考察，他重新定位了中央苏区的历史，纠正了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很多模糊认识，并且较早地论证了苏区精神。他65岁开始重走红军长征路，几年间基本走完长征路，75岁时又走完了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全程，在红军长征方面提出若干新观点。比如，首次提出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提出红军长征是“3+1”（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三个方面军长征的总里程是6.5万多里等等，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

三 科学与智慧交相辉映

《我观党史》是以党史命名的，其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党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党史著作；又因作者具有哲学家的素养和功力，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解读党史，赋予了党史研究以浓厚的哲学气息，故而本书作为哲学著作特别是哲学应用著作来读也未尝不可。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入木三分，正是一部哲学著作的基本品质。全书不时闪烁着深邃的哲学思考，随处可见具有穿透力的见识。哲学是智慧之学，在这里得以与科学交相辉映。作者是学者，又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而熟悉党的运作，从而减少了纯书斋学者对党的运作基本情况的那种隔膜感，使得研究最大可能地贴近党史的真实。作者具有学者气质，又因担任过领导干部，对党史的观察多了一份独特的角度，弥补了纯学术视角的单一性。作者是历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又因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他出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少年时代开始观察社会发展，1956年进入北大后，又以学理性的视角观察党史发展。作者融观察者、研究者、见证者、参与者于一身，由是其研究多了不少鲜活感，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自己的体验和智慧。

透过《我观党史》平实洗练却深刻隽永的文字，读者可以读到智者和长者的智慧，读到资深专家是怎样处理复杂的党史问题的，读到百年党史波澜壮阔而又无比辉煌的伟大历程，读到中国共产党将怎样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谱写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