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同构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选择与走向，广泛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影响如此深广，几乎每个人都会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至关重要，认识党史必须秉持科学的历史观。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的著作《我观党史》多卷本，就是一部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百年党史发展的典范之作。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他首次出版《我观党史》；2007年出版《我观党史二集》；2012年出版《我观党史》三卷本；2014年出版《我观党史四集》。这四本共有约430万字。目前，反映他从2014年10月到2019年10月5年间最新研究成果的《我观党史五集》（约180万字）正在编辑当中，并有望与前四本整合成新的《我观党史》五卷本择日出版。《我观党史》多卷本成为一部在20年间经受住学术和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

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党史的若干创见

关于党的人物研究。人物是历史的主角，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石仲泉对人物的研究基本分为领导人和学问家两个系列，着重研究个人特质、思想比较及人物关系。这是人物研究中最有价值也是最有难度的三个方面。

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只有从人物特质的角度着眼，才能理解在特定历史情境中，领导人是怎样作为以及何以是这样作为的。例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具有多重矛盾性，历来的解读莫衷一是。石仲泉从周恩来的人格特质出发，辨析了他在“文革”中的独特角色及历史作用，并阐发了周恩来人格特质的亮点，率先提出“周恩来精神”，指出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对这个学术史的难点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人的思想演变是理解党史发展的重要解码口。石仲泉以研究党的思想理论见长，很容易把握领导人的思想演变与党史发展的关系。例如，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初设想，其原因令人困惑，学界也曾做过不同解读。石仲泉独辟蹊径地从毛泽东的思想演变的角度展开分析，提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对于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而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也不确定。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资本主义，而到了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他又改变了这种想法。既然他不同意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按照原来的设想要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他是难以容忍的。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改变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

人物关系是无论学界和坊间都普遍关心的话题。由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及文化的复杂性，又由于人物关系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且有关人物关系的史料保存和披露都很有限，人物关系成为即使学界也难以精准适度把握的难点。对人物关系做高大上的纯粹理想化的解读，则难以搞清人物关系的真实状况，对历史的解读是缺乏力度的；而对人物关系做低俗化的解读，则看低了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境界，对历史的解读是缺乏品位的。石仲泉既没有回避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也没有陷入对人物关系低俗化的解读之中，而是充分揭示出了党的领导人崇高的人格境界，也体现了解读者的人格涵养与学术品位。

以哲学家眼光解读党史，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我观党史》是以党史命名的，其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党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党史著作；又因作者具有哲学家的素养和功力，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解读党史，赋予了党史研究以浓厚的哲学气息，故而本书作为哲学著作特别是哲学应用著作来读也未尝不可。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入木三分，正是一部哲学著作的基本品质。全书不时闪烁着深邃的哲学思考，随处可见具有穿透力的见识。哲学是智慧之学，在这里得以与科学交相辉映。作者是学者，又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而熟悉党的运作，从而减少了纯书斋学者对党的运作基本情况的那种隔膜感，使得研究最大可能地贴近党史的真实。作者具有学者气质，又因担任过领导干部，对党史的观察多了一份独特的角度，弥补了纯学术视角的单一性。作者是历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又因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他出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少年时代开始观察社会发展，1956年进入北大后，又以学理性的视角观察党史发展。作者融观察者、研究者、见证者、参与者于一身，由是其研究多了不少鲜活感，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自己的体验和智慧。

透过《我观党史》平实洗练却深刻隽永的文字，读者可以读到智者和长者的智慧，读到资深专家是怎样处理复杂的党史问题的，读到百年党史波澜壮阔而又无比辉煌的伟大历程，读到中国共产党将怎样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谱写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