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与日俱增，一股“国学”热也悄然兴起，“国学”进课堂、上电视、登报刊、印图书，形形色色，随处可见。有人大谈“‘王道’的世界意义”有人认为强调“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及其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会通之路”。好象要担当中华民族振兴的重任，非“国学”莫属。有的专家学者甚至主张应该在儒学或者“新儒学”的指导下，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未必。要考察“国学”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唯一标准就是要看其基本精神和社会功能是否符合当今中国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需要。
一、“国学”的涵义及其基本精神
要弄清“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对“国学”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评价，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国学”，它与“儒学”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它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1、 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词从上世纪初即已出现。一般说来，“国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以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过去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长期以来，“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这基本上成了国内学术界的共识。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国故”典籍浩如烟海，在现实生活和研究过程中，“国故”主要被指称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从而形成了“国学”的狭义理解。
至于在当前的“国学”进课堂、上电视、登报刊、印图书等具体活动当中，“国学”的涵义被进一步收窄，几乎成了“儒学”的代名词，这样做并不是太恰当。“国学”包括“儒学”，“儒学”是“国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学说，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因此，我们必须防止在强调“国学”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时立足于“广义”“国学”概念，而在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又强调“狭义”“国学”概念，甚至用“儒学”概念取代“国学”概念的现象。
2、“国学”与儒学的关系
一般认为，儒家是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一个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流派，该流派主张德治，强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伦常关系。而“儒学”则是指儒家所倡导的学说。“儒家”在产生之初，是一个与先秦“诸子百家”并列的一个流派，直到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才凌驾于“诸子百家”的其余流派之上。其后，“独尊儒术”为两千多年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袭，“儒学”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因而也成了“国学”的核心。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分别在哲学、政治、科学、军事等领域发挥着自己特定的作用，“儒学”并不能全面取代它们的功能。如在哲学上，道家的自然天道观，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墨家和名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政治上，墨家的“非命”和“兼爱”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农家的重农思想；科学领域，道家对火药发明和金属冶炼的研究，墨家对几何学、力学和光学的研究，农家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兵家对军事力量的研究等，都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贡献也是儒家学说所无法取代的。
因此，虽然“国学”包括“儒学”，“儒学”是“国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学说，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学”中除了“儒学”以外的其它各种学说，对中华民族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有着各自独特的贡献。
3、“国学”的基本精神
如果对“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进行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学”是产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农业小生产基础之上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因而，“国学”的理论特征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以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为己任、注重个人修养而忽视集体协作和社会变革。从“国学”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时代特征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综合来看，“国学”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孕育和发展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其精神实质无非有两点：一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教育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二是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国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国学”评价的原则和标准
胡适早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认为“‘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吸取精华，摒弃糟粕，是我们在“国学”复兴过程当中必须坚持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但长期以来，究竟该怎样来区分“国学”的精华与糟粕，学界却始终未有定论，从而导致了在儒学评价上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的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在面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尤为如此。那么，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确立“国学”的评价标准？
1、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基本要求
实现现代化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所谓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既是对某一时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描述，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把截止到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的实现及其过程称作是“现代化”，而把工业化之后的阶段称为“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要追求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截至上世纪60年代的狭义“现代化”，而是迄今为止包括工业化之后的“后现代化”在内的广义现代化，它以赶超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为最终目标；不仅是追求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和国防的现代化，更要追求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力求实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水平。
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就不能向后看，看“国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稳定有多大贡献，而是应该向前看，主要是看“国学”能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要求。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还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具有更低的发展成本和失误、更高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率、更好的制度、更好的法律和更好的环境，而这一切，必须通过实现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够得以实现——否则，仅仅依靠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和老办法，是无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因此，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把社会管理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导和保证，优先实现社会管理的现代化，以社会管理现代化带动全面现代化。然而，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处于“工业化”之前，一个处于“工业化”之后，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措施，也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制订的。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学习与创新并举，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现代化在特殊性当中也存在着共性。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照搬世界发达国家已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经验，但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和要求则是我们必须恪守的，即：以追求整个社会管理系统运行成本（包括腐败带来的成本损耗）的最小化和运行效率的最大化、宏观社会管理目标实现程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以宏观社会管理中包括决策、协调、监督、控制在内的管理功能的均衡发展和国家宏观社会管理政策与民众行为的有效衔接为根本要求，通过建设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并实现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特别是强化对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民主监督，搞好社会管理系统工程建设，实现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和科学化。这是我们在探讨“国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最为重要的维度。
2、“国学”评价的基本原则
根据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国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评价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历史性原则”，对“国学”基本精神和社会功能进行历史性考察，看其是否与当今社会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相一致；
二是“系统性原则”，对“国学”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项目、弱势项目以及先天不足进行系统分析，以进一步考察其对当今社会可能产生对影响；
三是“辩证性原则”，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审视“国学”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区分“精华”与糟粕。
3、“国学”的评价标准
一些主张把“国学”特别是儒学作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的人认为，既然当今世界的时代课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儒家讲“和”，就是“和谐”，因此应该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有人甚至主张把儒学演化为儒教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国教。这样讲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并没有太多道理。因为，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和”、“和平”、“和谐”确实是发展的重要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发展就要受到影响。但是，离开了发展，离开了发展带来的全面现代化，“和平”、“和谐”就无从谈起。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弘扬“国学”才落后挨打，而是恰恰相反——恰恰是由于我们只有“国学”而没有现代科学，只有小农经济而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国防，我们才落后挨打，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自不必多言。即使是在建国60余年的当今中国，我们的综合国力仍然不够强大，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任务还很繁重，“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我们的人均GDP到2012底才6000美元，贫富差距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带来的社会内在矛盾还很尖锐，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任务还非常繁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评判“国学”的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仍然是能否适应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需要，能否适应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最根本的、首要的标准是“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即看其能否适应发展、适应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需要：能够适应的就是精华，不能适应甚至妨害的就是糟粕。其次的标准才是“和平标准”或“和谐标准”，即能否适应维系“和平”、“和谐”的需要，能够适应的就是精华，妨害的就是糟粕。由于“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具有优先性，当“和平标准”或“和谐标准”与“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发生冲突时，必须服从“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例如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等，都是为了实现长久发展而采取的临时性战争手段。这些临时性战争手段，虽然破坏了一时的和平，但却换来了长久的和平，为长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是在现时代，我们同“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仍然没有中止，一味求“和”是不行的，不仅要“斗争”，而且要“有理、有节、有力”。否则，持久的和平和发展就难以实现。
与上述重“和”的观点类似，在当今的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国学”的强项就是精华，“国学”的弱项就是糟粕。究其根本原因，也无非是忽视了“国学”的评价标准问题。“国学”的精华与糟粕，不能以它自身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为依据，而应以现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国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其自然形成的强项和弱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自然形成的强项和弱项各自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能够继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能够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或是能够适应当今中国的“和平标准”或“和谐标准”而又不妨碍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的，就是精华，必须予以弘扬；而“国学”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作为维系封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不能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甚至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枷锁，即不能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标准”或“现代化标准”，甚至严重阻碍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内容，就是糟粕，必须坚决予以扬弃。也就是说，是否符合实现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需要，是衡量“国学”的精华与糟粕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任何其它标准都要服从这一标准。
三、“国学”的基本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否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的冲击，传统思想道德受到了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复兴“国学”，以“国学”特别是儒家思想作为现时代的指导思想。这种想法是否具有合理性？
1、当今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
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现时代的指导思想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其基本精神和社会功能与时代精神和时代课题相一致。时代精神作为某一时代的人们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励整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的反映，而且是这个时代全体人民共同的心愿和精神追求。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面临两个主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掠夺性，人类永久和平的愿望总是遥不可及，局部战争持续不断，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也从来没有消失。并且，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只有短短60多年的时间，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以发展保和平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现今中国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时代课题，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全面实现现代化，在敌对势力的夹击中崛起。它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勇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与“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个时代课题相一致，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可以用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一段话来表述，就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就是：（1）以改革创新为核心；（2）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3）不懈奋斗；（4）敢为人先、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归结成一句话，这个时代精神可以表述成：团结奋斗、改革创新，赶超世界一流水平。这个时代精神，要求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要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要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
2、“国学”的基本精神是否与时代精神相一致？
如前所述，“国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运行”，它与当今中国“团结奋斗、改革创新，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时代精神”相去深远：
（1）适用的社会类型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现代社会。
（2）适用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一个是小农经济支撑的手工业，一个是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
（3）确立的社会发展目标不同：一个是立足于国内，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运行；一个是要放眼世界，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4）面对的国际形势不同：一个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状况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强大；一个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的格局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奋起直追。
（5）需要的科技支撑不同：一个是满足以个体劳动为主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需要的生产流程和技术，一个是满足以社会化协作管理为主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技术。
（6）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一个侧重于个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一个是侧重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竞争和管理，特别是科学理论的创新和体制的改革。
（7）坚持的人学立场不同：一个是立足于以“朕即国家”为前提的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差别的“抽象的人”，一个是立足于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前提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亦即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8）坚持的指导思想不同：一个是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维护宝塔型权力结构的儒家思想，一个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坚持“人民管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而二者的共同点，则仅仅体现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学”的基本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不一致是十分明显的。因而，用“国学”的基本精神来指导现代化建设，也是不合时宜的。
四、“国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在“国学”的基本精神的指引下，“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强项和弱项。其发育充分的强势项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类的伦理道德、阴阳八卦等，二是人文科学中的历史、文学、艺术、礼仪等，三是自然科学类的天文、地理，制造技术如四大发明、建筑技术、农业技术、水利技术等等。
而“国学”的社会功能是与其基本精神和强势项目相一致的。与“国学”的基本精神和强势项目相对应，“国学”的社会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根基和载体；（2）规范了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维护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3）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国学”不仅仅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代精神的承载者，也对当代人的文化传统、政治素养、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在面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则要区分其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真正做到吸取“精华”、扬弃“糟粕”。
根据“国学”基本精神、社会功能以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优长”和不足，我们可以推演出“国学”在现时代有可能承担的几个历史任务及其能够实现的程度：
（1）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2）加强个人修养，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的稳定；
（3）振奋民族精神；
（4）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5）推动当代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学”在现时代可能承担的上述几个历史任务的先后顺序，也是“国学”可能实现的历史任务的难易顺序——从前往后，越来越难，越来越力不从心：
（1）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一词，是西学东渐时期与西学相对而提出来的。二三百年来，“国学”在与西学对垒的过程中，屡战屡败。而在当今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都有了提高；在国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注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备条件。因此，“国学”在这一任务的完成方面应该是困难最小的。但应该注意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区分精华与糟粕，一些已经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必须予以坚决抛弃。
（2）加强个人修养，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的稳定
这是“国学”的传统强项。迄今为止，国学仍然在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底线”和“基础”。但也要注意，在现时代，“国学”中有关“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之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予以摒弃。与此同时，还需要适应时代精神和时代课题的要求，大力提倡团结、合作，倡导团队精神。
（3）振奋民族精神
“国学”在历史上的辉煌，如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和“四大发明”等，确实能够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除此之外，“国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欠缺，导致它在面对当今中国在实现全面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强烈需求时，具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很难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化传统的支撑。特别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强烈的改革要求面前，如何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如何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何在科学、教育、管理等各方面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学”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现时代，“国学”在振奋民族精神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受到很大局限。
（4）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学”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现时代，这个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增强，国家的统一，最终还是要看国家的综合国力能否迅速提高。美国1776年才建国，它作为一个建国才二百多年的国家，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强大综合国力做后盾。中国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将来台湾的回归，都是依靠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而此前中国被列强瓜分以及民族的分裂，其根源也是综合国力的衰弱。
（5）推动当代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国学”在这方面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中，儒家政治哲学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宝塔型的权力结构，“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世袭思想，“权大于法”和权力缺乏监督的“官本位”思想等，对于加强民主、加强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还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决不可小视。
也就是说，不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即使是在现时代，“国学”能够承担的历史任务也主要是在传承文明和维护社会秩序，即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个人修养、维护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的稳定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在完成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方面，如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则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
五、“国学”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还能有多大作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确实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在面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时，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则是受到很大局限的。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前文所述“国学”作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运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社会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需要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学”在其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发育不良的弱势项目或“先天不足”，恰恰是实现全面现代化所必需的项目，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及其推广应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及其推广应用，哲学当中的思维模式和逻辑方法研究，有关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理论与方法，等等。特别是有关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理论与方法的缺失，是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二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强势项目中，也形成了一些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糟粕”。
1、“国学”能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精华”部分
“国学”的“精华”主要是指“国学”的强势项目中能够与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相一致，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个人修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内容。至于在完成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方面，如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等方面，虽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并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济世良方。换句话说就是，“国学”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基本精神，并不能成为一切时代的主流思想，更不会自然而然地与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相一致——“国学”的基本精神决定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而不是表现在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的现代化管理方面，适用范围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2、“国学存在的先天不足的部分
“国学”的先天不足绝大部分都与前面所述“发育不良的弱势项目”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面对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且不说如何按照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分析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和发展道路，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科学管理，即使是按照当今世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一般要求，这种先天不足也是表现很明显的：
（1）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国学”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比较薄弱，而且与当今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格格不入，这里不必赘述。
（2）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一是缺乏推动科学健康发展的逻辑方法和研究方法。自亚里士多德创造形式逻辑以后，中国的形式逻辑开始落后于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科学实验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科学方法产生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也迅速与西方拉开差距。正如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J．E．斯威策的复信中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形式逻辑为分门别类的研究提供了逻辑支持，科学实验则为科学规律的发现提供了可靠途径，而这两样东西都是中国人所缺乏和不重视的。中国的古代建筑技术、火药制造技术、陶瓷制造技术等等，并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作支撑，而是建立在世代相传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因而并不能全面地、系统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归纳、演绎、抽象、分析、综合、实验等）来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思考和观察事物。而中国人则主要依靠归纳和“体悟”来认识事物，对事物的认识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缺乏严格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二是缺乏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哲学基础），亦即从纯粹概念（在科学上是假设或公理）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在科学上是探索终极原因）的思维模式。爱因斯坦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话中说：“在研究者的不倦的努力后面，潜存着一种强烈得多的，而且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这就是人们希望去理解的存在和实在。……如果我们去掉达一陈述的神秘因素，那末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寻求一个能把观察到的事实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它将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因为这些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公理的内容，正是那种尚未理解的东西的残余。”在这里，“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的“能把观察到的事实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就是从最少数量的能够被验证的假设或公理出发，进行终极性逻辑推演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就是，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坚持真理、追求终极、追求完美体系的理论特征，为确立科学精神、明确科学的目的和意义、鼓舞起研究者的热情，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中国哲学则主要依靠内省和体悟去发现人生哲理，则缺乏这种对自然界缺乏锲而不舍的探究热情。
（3）缺乏崇尚科学的社会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百姓崇官、迷官、怕官，始终没有形成崇尚科学的传统。直至今天，“科教兴国”虽然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并没有取代官员而成为国民推崇的对象，国家在科教经费投入方面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行政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大部分高校甚至要依靠“教育产业化”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在科学的发展上，更是被短视的“直观实用”思维所笼罩，不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人们能够重视的只是应用研究，只是它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对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效益的基础理论创新，则十分漠视。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人甚至把“领导批示”、把能不能成为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作为评价社会科学成果的唯一标准；而把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作为评价自然科学的唯一标准，严重影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长此以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却在许多领域缺乏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作为人口大国却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尴尬局面，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
（4）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宝塔型权力结构，以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和态度，不仅助长了统治者逃避监督、弄权独裁的气焰，更使“民主”和“平等”难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尤其是所谓的“为尊者讳”，主张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判揭短，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甚至直至今日，封建家长制、“官本位”和权大于法在中国仍然具有广泛的市场，老百姓崇官、怕官、媚官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更谈不上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原则和要求所格格不入的。
3、国学强势项目中与实现全面现代化不相符合的“糟粕”部分
正如任何一种评价一样，判断“国学”的精华与糟粕，并不能以它自己的立场为标准。“国学”的“强项”与“弱项”，并不等于精华与糟粕。“国学”的糟粕主要是指“国学”的强势项目中与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不相一致甚至背道而驰的内容，如作为“国学”核心的儒家学说中有关“上知下愚不移”、“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之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国传统文化中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观，把当权做官视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人生哲学，宠官、媚官、怕官的社会风气，官贵民轻的“官本位”思想，以及权力缺乏监督，宝塔型的专制权力结构等等，均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了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实现科学和民主的重大障碍，必须坚决予以祛除。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新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就不得不投入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当中去，以致“国学”的糟粕作为封建主义的文化遗存，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而且迄今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官贵民贱”和权力缺乏监督。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的影响就根深蒂固，从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到现今的官位崇拜、权力崇拜，“官本位”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甚至于各种学术会议以及学术成果和研究项目的评审，也被“官本位”深深笼罩着。可悲的是，中国人对官位和权力的崇拜，并不是建立在为民谋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刑不上大夫”、超越监督和法律制约的基础上。因而，由于得不到有力的监督，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孳生腐败——不论是政治权力的支配权、公共事业的支配权、各类资源的支配权，都是如此。问题是，在当今中国，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之上，特别是“一把手”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现象并不少见。上至握有党政大权的领导干部，下至普通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甚至是一些从事各类学术评审活动的专家学者，只要是握有一定权力或是对某一事情具有一定影响力，都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人们办事情不再是纯粹依靠实力去竞争，而是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去走后门、拉关系，甚至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寻找靠山。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泛化，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严重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儒家政治哲学所倡导的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导致了权力过分集中却又缺乏有效的监督，以至于导致腐败和腐败的泛化。
二是“官本位”的社会管理目标和评价机制。在社会管理目标上，主要表现为“官本位”和政府至上的管理理念，行政管理费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当中均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造成行政管理费使用中的严重浪费。在社会评价机制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普通民众在职业选择上对从政当官的优先选择。甚至可以这样说，古人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现今的中国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其二是“官本位”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广泛渗透——这也是“官本位”危害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主要表现为：在科学的评价方面，科技评价不是由专家来评，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评；在评价的标准上，看重领导批示、书评的数量，至于有没有创新，既没有衡量指标，也没有同行评议；在科技创新的舆论导向方面，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为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有为才有位”。一方面片面强调应用研究，轻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理论研究顶礼膜拜。往往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大影响的学者，只是由于其著作被介绍到了中国，就在中国名声大噪。与此类似，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则是强调经济效益，造成了事实上对应用研究的片面倚重，基础理论研究则由于不能直接创造出经济效益而受到冷落。中国企业界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是与我们片面重视应用研究，总是喜欢模仿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应用研究还是发展得相当不错，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就非常可怜，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几乎停滞不前；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要好一些，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三是“官本位”的人才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把“科教兴国”确立为基本国策以后，在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指引下，知识分子普遍得到了尊重，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近些年来，随着“官本位”现象的加剧，知识分子与政府公务员在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又在逐步拉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唯独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深究其中原因，无非是“官本位”的人才政策冲击了“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
认清了“国学”糟粕在当今中国的上述现实表现，对于我们在正确看待“国学”的复兴，具有积极的作用。
4、历史的验证
中国近代以来地发展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儒学为核心地“国学”，反复咀嚼“圣人之言”，喜欢向后看，讲古“礼”，崇古薄今，不敢大胆创新，不仅没能指引中国人民找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反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强调理论与实际统一、与时俱进，强调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启蒙了中国的科学和民主，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
六、“国学”复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倡导“国学”复兴，立意并没有多大错误。但“国学”的复兴必须是有选择的复兴——吸取其精华，发展其不足，摒弃其糟粕。因此，在“国学”的复兴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国学”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问题前文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2、正确处理“中国特色”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符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但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国学”的精华，有一些是十足的糟粕，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必须予以抛弃，而代之以符合当今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3、正确处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与科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
由于“国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理论方面具有先天不足，我们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不仅不能放松科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而且还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科学管理目标和评价机制，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加大科学理论创新的支持力度，为科学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
4、正确处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搞好个人道德修养，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是小农社会的产物，是一种低级的理论形态，既缺少对宏观社会发展的关注、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关注，也缺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视野，很难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因此，现时代的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立足于当代，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5、正确处理清除“封建主义”遗毒与加强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加强党的领导的十分重要的，但加强党的领导，绝不能以牺牲民主、牺牲对权力的监督为代价。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古国，封建主义特别是“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极其严重。新中国建国以来，由于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影响，反对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而反对封建主义却始终未能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导致权力缺乏监督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清除“封建主义”遗毒与加强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把加强党的领导同清除“官本位”、权力世袭、“刑不上大夫”等封建遗毒一致起来。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坚决反对腐败，是执政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只有正确处理了以上几个关系，才能使“国学”的复兴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