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其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继续免费开放。目前，全国建成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57万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第十二部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也重点提出“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抓好以下四个着力点。

第一，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重点提出“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要突破传统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囿于文化馆、图书馆和基层文化中心的局限，乡村的祠堂、礼堂、庙堂、闲置校舍等设施，都可以进行改建、扩建，盘活存量资源。甚至在周六、周日和学生放学以后，乡镇中小学操场等也可以对外开放，为村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浙江农村文化礼堂连续多年被列入浙江省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已成为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整合的成功案例。农村文化礼堂的集会议事功能能够增进乡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理解与关注，有助于保障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增进彼此认同，和谐邻里关系，形成文化共识。

第二，精准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笔者曾多次参与相关调研，发现农村居民更乐意自行开展文娱活动，在农闲、节庆时自发组织成立舞蹈队和锣鼓队，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他们对拉杆音响、灯光设备、舞蹈服饰的需求更甚于政府文化下乡固定推送的文化产品。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有自己的独有的乐器和服装配饰。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是顺应时代要求，还权于民，尽可能按照农民的意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扶贫要摈弃大水漫灌、“千村一律”的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多方面探讨“以需定供、按需配送”的文化精准扶贫供给模式。在数字化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等硬件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手机、电脑迅速普及，大容量新鲜资讯即时传播，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开展数字化扶贫，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应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升服务效能。

第三，依托习俗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群众性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满足基层民众的社交、消闲等基本需要，对促进基层的文化繁荣、凝聚人心、维系社会稳定也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地域特色鲜明，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涉及饮食起居、四时八节、婚丧嫁娶、交往礼仪等诸多方面，应结合当地文化特点，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尊重当地农民的文化需求，做到一地一策，形成一村一品、各美其美的人文景观。通过春节的舞龙舞狮、清明的踏青祭拜、端午的赛龙舟、中秋的团圆赏月等节日仪式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活跃文化生活，促进文化繁荣，实现文化传承。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民俗节庆也应该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民俗节日饮食、节日礼品都应该不断融合现代需求和现代审美，营造浓厚的“节味”，吸引更多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参与。利用农村祠堂、戏台、集市等公共空间，依托各地传统习俗和非遗技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成本低、效率高且最接地气的公共文化服务。

第四，发挥新乡贤作用。古时乡贤基本由旧官僚士绅、宗族长老等组成，新乡贤不仅包括扎根乡土的贤人志士，还包括退休返乡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愿意为家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出钱出力的先进典型。连续多年的党中央1号文件都把 “新乡贤”作为“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乡村“空心化”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精英人才流失，影响了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文化传承。农村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短缺，街道（乡镇)文化站、社区（村）文化室没有编制，身兼数职、专干不专用的问题极为普遍。新乡贤可谓弥补人才缺失的难得资源。新乡贤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乡土情怀、伦理情操等，还有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改善乡村治理、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构建‘五位一体’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研究”（20AZD00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卢庆华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副研究员，赵迎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