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农民并不是作为一种职业身份而被承认的。但农民当真非职业乎？细究起来，还真的未必如此。

一

这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从外延上说，“农民”符合职业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职业”的解释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而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属性，恰好契合了职业的定义。按照这个逻辑，毫无疑问，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个非常标准且最大的职业群体。从内涵上看，凡属职业群体，皆有职业属性，也就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并围绕着这项工作形成独特的职业习惯、行业传统、工作作风等精神性特质。这种精神性特质，就是通常所说的职业精神。

本质而言，职业精神是职业习惯、职业态度、职业追求的集成与升华，能够集中展示某类社会群体的精神风貌。比如，工人的职业精神是“制造”，军人的职业精神是“勇敢”，教师的职业精神是“奉献”，医生的职业精神是“救人”，科学家的职业精神是“探索”……换言之，职业精神是围绕一种职业而形成的稳定持久的工作主动性，是一种主体性工作风貌。具有职业精神的人往往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对待，而职业精神缺失者仅仅是把工作当成一个饭碗而已。后者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工作状态充其量是一种“机器人”。他们仅仅是一种被动式的“运动”，而没有形成职业习惯和职业性传统，更不具备长期坚持并热爱这项工作的精神主动性。

农民当然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有专属于自己的职业习惯、行业传统、生产作风，还有独特的职业精神追求。农民的职业精神是质朴的，表现为一种土地本性和文化基因。农民诞生于田地，繁衍于土地，是一个与田地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社会群体。古代农业中称之为“田业”。农民就是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农业的发明者神农氏就叫田祖，对农民的称呼多与“田”字相关联：田舍郎、田杖、田夫、田者、田公、田唆、田僮、田丁、田客、田仆、田奴、田驺、田佃，等等。

秉承这种田地文化血脉基因，农民以田地为生，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群体精力接力式倾注在田地之中，以换取田地常在、永续利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坚韧和牺牲，将一片片自然蛮荒世界开辟成沃野良田，把命运牢牢扎在泥土田地里。他们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以钻木取火、夜尝百草式的艰辛和探索，在农业的代际延续中，把原始种植推向精耕细作。垅亩制、井田制、沟洫制、梯田制、屯田制、旱田制、水田制、良田制等各种土地制度，铸造了中华农业文明的灿烂光辉。

这是一种散发着泥土和汗水气息芬芳的光辉，是一种人与土地相互依恋的文化黏合力，为中华农业文明奠定了底色。

二

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依恋，表现为对土地的职业依恋和精神制约。女娲抟土为人的传说，已经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身上刻上了一个大写的“土”字。居家务农、躬耕陇亩者，全天候“与土为谋”自不必细说；远离故乡、外出谋生者，临出门会带一包黄土揣在怀里；漂洋过海、客居他乡者，每每见到来自家乡的风味特产，总会唤起埋藏心底的精神味蕾，盖源于家乡风土之故也。国人的土地情怀不仅体现在生前，死后表现得也非常充分。入土为安的观念，不分天南地北、男女老幼。即便是客死他乡者，后人也往往在其坟头或者遇难地掬一把泥土带回故乡，为的就是以土招魂，使其魂归故里。

泥土，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更多地被赋予了神圣文化意蕴。

农民的职业精神是神圣的，表现为一种源于心灵的庄稼崇拜。作为土地与农民之间的一种默契与交流，庄稼自古以来就被赋予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含义，备受世人敬畏，并由此衍生出民族文化中以庄稼为核心的诸多节日，如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过年。“年”的本意就是谷物成熟，“过”是隆重欢度庆祝之意。过年就是围绕庄稼收获所进行的一系列精神性庆祝活动。其流传之久远，覆盖之广泛，没有哪个节日可替代，足见庄稼的重要程度在国人心中之根深蒂固！再如社稷。社稷是国家的代称，其全部意义就是土地和谷物。国之为国的全部价值追求，也正在于此。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君每年要登坛祭祀，于是便有了天坛、地坛和一系列庙堂农耕礼仪制度。如果哪一任国君不重视稼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和庶民的抛弃。

对于农民来说，庄稼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职业范畴，上升为生命依仗与情感伴侣。他们懂得与庄稼相处，付出永远与回报相对称，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深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之间，需要辛勤的劳作来连接。为了实现丰收的愿望，他们早起晚归，与日月为伴，四季不息，经年累月地匍匐在田畴垅亩里。“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从春到秋，无论雨雪风霜，庄稼一天不收割，农人的心情就一天轻松不下来。为了庄稼，他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为了庄稼，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正因如此，他们才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三

一粒粮食，幻化成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事的敬重！

为了那一粒粮食，农民在田地里匍匐了数千年的时光，绘就了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彩卷，构成了独特的农家生活图画。《庄农日用杂字》说：开冻就出粪，置下镢和锨。春季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肥料必不可少。在农耕文明时代，六畜兴旺是一种愿景，家家户户养猪是一个标志性符号。农谚说：喂猪图攒粪，吃肉是枉然。养猪作为农家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替庄稼备好肥料才是关键。从小苗露头到收获，大多需要一到几个季节的转换，长达数百个日夜里，农人的心一直悬在半空。靠天吃饭的年份里，雨水往往成为一季庄稼收成的关键。然而，“春雨贵如油”的慨叹，往往反衬出自然气象多与人的意志相左；“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更多的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自然灾害是庄稼生长季节的家常便饭：夏季来临，或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或阴雨霏霏，连日不开，雨脚如麻未断绝。这些自然灾害往往给庄稼带来灭顶之灾，一旦应对不当，轻则减产减收，重则颗粒无收。尤其是在收获之际，丰歉往往就在几天之间，常有极端天气“光临”，抢收便成为这段时间的主题。“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晌田去，丁壮在南冈。”抢收，作为农业时代最重要的时刻，由不得农民半点马虎，稍有不慎，一季的辛苦就会付诸东流，只有全家上阵、老幼皆兵才有可能实现丰产丰收。抢收抢种，一个“抢”字，体现出农民的智慧。

农民的感性知识表现为以生产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气象知识体系和农业生产经验，体现在农民对农业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深刻理解上。在朴素经验的年代里，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凭借着祖祖辈辈的观察掌握了许多征候规律，积累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因人制宜的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最佳的作物种植规制，奠定了我国南稻北稷的历史种植大格局。这种农业生产制度丰富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内涵，构建起“一业为主，多业发展”的农业格局。

多样化的农作物种植要求无疑是由农业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但是能够发现并遵从这个规律，则离不开农民的智慧。即使在同一个自然种植区域，不同的地况结构对庄稼的种植要求也各不相同。其道理类似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有真正对庄稼的生命习性了如指掌，且能倾情以待的农人，才能尊重它们的习性、要求和生长规律，不拔苗助长，不放任蛮长，做到与时消息，管护得当，获得丰收。在这一点上，农民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庄稼识人，人识庄稼，人不负庄稼，庄稼必不负人。人勤地不懒，这个朴素谚语的深刻逻辑，只有农民悟得出做得到。

四

农民的职业精神是一种自我尊重，表现为对粮食的珍惜和敬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诗人的慨叹。在农民眼里，粮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成果，浪费粮食就是对人类的大不敬，就是自我背叛。在这种粮食伦理的赓续中，饱不忘饥成为代际传递的律条，即使五谷丰登，也总是先吃瘪谷陈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时刻不能忘却。这里体现的是一个农人的自我敬重，是一种超出粮食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人文精神。

农人对粮食的敬畏，表现在隆重仪式之中。在古代，每逢新粮收获，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社稷祭祀出现于新石器时期，社为土地，稷为谷物，代表粮食。这种风俗历经数千年而不断。在民间，至今还保留着上“新麦供”的习俗。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农人总要祭拜天地神灵，让一家之主的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隆重的仪式充满了对粮食的感恩和致敬。这种致敬把粮食同上天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对待粮食如同对待神灵，不珍惜粮食，就是暴殄天物，就要受到天谴。

不可否认，中国农民这种对粮食近乎宗教化的精神崇拜，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密不可分。

农人对粮食的敬畏，体现在每一个行为细节之中。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乡村年景半靠天气半靠人，农民在心理上极度没有安全感。即使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上天也会以灾害的形式时不时地给人以惩戒和警醒。在不能左右上天的情况下，农民信奉天人相感，坚持俭以养德，以求得上天的格外眷顾。在不少农民心里，对待粮食的态度成为上天对人实施奖惩的尺度，风调雨顺与自然灾害则是奖惩的表现形式。最好的态度就是安不忘危、丰不忘歉，不糟蹋一粒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即使在丰收之后，农民也不敢稍有懈怠。不少地区现在还有“揽麦”“揽秋”的习俗：每年的麦收、秋收之后，要对麦田或秋田进行第二遍收获作业，目的是将遗漏的粮食降到最低。

农人对粮食的敬畏，还体现在对粮食功能的社会性拓展上。在传统农业时代，粮食还具有充当一般交换物“硬通货”的功能。乡村里买房子买地，通常都是用谷子来计算的，因为“大洋”可能有一天会一文不值，粮食却永远能吃饱肚子。

节约粮食，早已超脱了经济标准，升华为农人的精神标尺。

节约与吝啬无关。为了那一粒粮食，在长期的发展中，农民学会了跟自然和平相处。维系两者关系的桥梁还是粮食。在没有农药化肥的年代，农民以鸟虫之法驱赶鸟虫，以减少粮食被蚕食。从最初的人力驱赶，到稻草人的发明，看似原始笨拙，实则是人与自然在斗法。农民懂得，在保护劳动果实的同时，也要给自然生态留下发展空间。因此，留一些食物给鸟虫，既是天道，也是应尽的人事，斩尽杀绝不是天人合一的应有态度。在传统农业时代，秋收之后的田地上，总能看到有几株红高粱挑着成熟的穗子，供鸟儿们觅食。当然，这绝不影响庄稼人颗粒归仓的敬业本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农耕智慧和生存方法，是一种取之于自然、回馈于自然的生态胸怀和职业格局。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