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经济体供给端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规律与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发展状态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由长期的供给面引起的，凸显加强供给管理其重要性。

供给的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保障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法定的五项社保缴费之和已达工资的40%以上，是世界上占比是最高的国家。这限制了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影响了消费和生活的改善。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4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约30个百分点，政府税收增长过快，老百姓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不够完善与公平的社会保障供给结构，改变了民众对未来预期，最终影响了对物质文化需求的释放。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产品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尽管国内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以提高内需，但是以消费驱动经济发展却一直难有起色。但是另一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出境旅游规模达到1.14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超过1400亿美元，主要用来购物。中国的产品供给结构与质量很难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服务业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在“质”“量”上都存在巨大差距。民众越来越看重国外的教育、咨询、家政、医疗、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一些体验式服务，尤其一些中高端人群逐渐将消费中心转向国外，中国的服务结构不能跟上民众需要。

供给约束将得以强化

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2013年监测的71条入海河流中有50条河流监控断面水质劣于V 类，地下水水质较差和极差的两项占比达到59.6%，且呈上升趋势，多地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多个城市PM2.5颗粒物浓度数据都完全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联系到其他环境安全问题频发，环境质量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程度。

各生产要素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升高，使得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面临调整；资本边际利润率降低，尤其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溢出效应减少；以跟踪模仿为主要特点的技术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这些特征导致中国企业竞争优势越来越弱。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制度供给越来越困难。“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引致矛盾越来越多，制度供给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根除政商勾结，去除滥用各种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而成长起来的各类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新常态”下中国全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以后需要努力破解的战略课题。

“新常态”经济发展应强化供给管理

必须确立有别于以往的偏重需求管理的治理框架。过度关注需求侧，带来了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着眼于强化供给管理，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真正解放生产力。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政府仅在加强市场活动监管，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致力于市场环境的完善上有作为。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行政壁垒，破除垄断，公平参与竞争，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使其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废除对民营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使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

二是增加制度供给：由增长锦标赛到改革锦标赛。改善传统的以增长为政绩的晋升制度，突出以制度改革来满足民众生活或减少行政干预等为方向的重要性。要向深层次开放转变，增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用深层次开放能够倒逼改革，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环境，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三是转型动力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粗放的比较优势已经结束，由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供给驱动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今后的着力也将发生变化，要更多的依靠技术进步以及制度供给。现阶段中国在重视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同时，更应该坚持自主创新，加强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尤其是基础领域，并发挥企业自主的创新积极性。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与积累，优化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加大技工培训、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尤其要重视对低收入群体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创业的能力。使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 范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