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民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人的现实性的理解，把人的社会性特别是阶级性引入人的概念，把人民理解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人，从而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用无差别的“抽象的人”来掩饰社会的不平等的企图。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不仅把人民理解成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且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党的行为准则，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政党一切言行的评价标准，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更具现实性和科学性，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发展动力
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造世界的主要依靠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p104)。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主张把“人民立法”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要求“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2]（p7）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认为对历史“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的是“各国人民”而非“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3]（p538）。列宁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创立者，认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并强调苏维埃新政权颁布的法律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4]（p52－53）
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的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不仅是改造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认识世界的主要力量。
在改造世界方面，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一九三四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5](p139)一九三九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6](p562)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6](p692)。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则明确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的著名论断，认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人民是正确的”[7]（p1038）。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人民是新中国的主要依靠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8]（p1478－1479）一九五四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号召“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9]（p329－330同年十月《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对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胜利的经验进行总结时自豪地说：“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p357）他在1956年6月与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认为孙中山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10]（p72），并认为强大蒋介石之所以能够被打败也是这个原因。他强调指出：“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10]（p72）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把劳动者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者。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期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里讲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1]（p129）在此基础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解放和谋幸福的思想推及全世界，号召“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11]（p380）
二、为人民谋解放和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和谋幸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少数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思想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p435)，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能够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全心全意为全中国的人民群众谋解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他们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13]（p558），而“无产阶级”则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12]（p170）也就是说，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优先实现和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导致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残酷剥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12]（p416），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3]（p120）。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强调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他一直把“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即“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7]（p1026）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认为“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7]（p1056）。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0]（p1）在一九五六年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10]（p182）
2.全心全意为全中国的人民群众谋幸福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水平，并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
二是按照人民的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关于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推动作用有许多详细的论述。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按照人民的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更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p1079）初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还进一步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7]（p1080）建国以后，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都要学。”[10]（p78）
三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发展物质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要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搞好精神产品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毛泽东在强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要“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0]（p452）的同时，坚持走文化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声明“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7]（p848）强调“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7]（p863）,号召要“为了人民大众”、要“为人民服务”[7]（p855）。毛泽东还进一步阐释人民的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7]（p863）认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能够“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7]（p861）一九四四年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毛泽东也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7]（p1012）
四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马克思非常重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即培养“使社会革命化并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即置于作为新人的他们自己、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产主义无产者”[14]（p234）。列宁也强调要使“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15]（p366）。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国家的主人。党的中心任务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10](p309)，“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0](p309)“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10](p350)。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认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学习“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等[6]（p706）。二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主张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p708）三是加强青少年的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p226）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三、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理论和实践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同的利益”。[16](p413)“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6](p434)
毛泽东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7]（p809）因而，不论是评价制度、领袖、共产党人的行为，还是评价文艺作品，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在对制度的评价上，“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9]（p498－499）在对共产党员的评价上，“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p1096）而工作中的各类错误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错误……损害党，损害人民。”[10]（p136）在对政治领袖的评价上，“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11]（p192）至于在文艺作品评价，也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判断“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10]（p233-23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指出，在文艺作品的评价中必须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7]（p868）
四、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界定人民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和判断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及其利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和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剧而失去一切，沦为无产阶级，导致无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占人口的大多数，成了人民的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16]（p170），成了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明确指出在他生活时代“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13]（p194）
毛泽东不仅把“人民”看作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而且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的概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对当时的“人民大众”予以了清晰的界定：“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p855－856）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的范畴[8]（p1272）1948年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又对“劳动人民”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8](p1287)把“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纳入“劳动人民”的范畴。其后一九四八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把“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也纳入“人民”范畴，认为“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8]（p1313）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抗日战争以来的人民范畴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0]（p205）其后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把“知识分子”明确纳入“人民”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10]（p270）
五、毛泽东人民观的实现途径
毛泽东的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大多数人的立场、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按照人民的要求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支撑。
1.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
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别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和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p411)旗帜鲜明地表明他们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立场。
毛泽东
2.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主要的并且相互对立的阶级，但二者在人数上是不对等的。无产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但遭受严酷的剥削；而资产阶级只是生活中的少数人，却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剥削者。无产阶级在认识到自身的阶级状况之后，必然要求推翻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实现自身的全面解放。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7](p789)坚持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出发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先后撰写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新民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坚持调查研究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详细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5](p92)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p112)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7](p789)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7](p853)直到建国以后，仍然经常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1](p234)，“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1](p252)。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反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坚持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并把走群众路线看作是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证。早在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5](p86)。一九三四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5](p136)一九三八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主张唤起民众，“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p523)。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就是“为群众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7](p853)把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九四一年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中，毛泽东强调：“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7]（p809）。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7]（p790）一九四三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899)
六、毛泽东人民观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自己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从理论上认清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但是，真正要使历史的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仅仅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下大力气使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不仅要全力加强党的建设，使自己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还要下大力气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使全国人民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并能齐心协力地为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而奋斗。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各项工作，把人民利益标准渗透到各项方针政策当中，使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也必须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目标；二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评价标准，把人民是否幸福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标准；三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和完善人民评价和监督机制，实现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民主化，真正赋予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2.正确认识“人民”与“非人民”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如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主要以“阶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强调自己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历史进入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则主要通过“人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强调自己的“人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对缓和，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体现的就更为充分。因此，在现时代，“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显著和更为根本的标志，比“阶级性”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更能适应发展了的时代的要求。然而，这里的“人民”是指当今中国推动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是占社会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贪官污吏、三股势力以及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稳定者，则必须排除在“人民”之外。因此，在新形势下，阶级分析法对我们正确认识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3.正确区分“人民”与“非人民”所享有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与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资产阶级以毫无社会差别的“抽象的人”来掩盖社会的不平等，掩盖资产阶级拥有的各种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地位和权利；马克思主义则以具有强烈现实性和社会性的“人民”概念，来指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人，并赋予“人民”以最崇高的权利——全面的人权，而对反人民、反社会或破坏社会稳定者，则剥夺其部分或全部的权利，使他们只能享有部分人权或最低层次上的人权。因此，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排除西方抽象的“人权”论的影响，从法律、政策的制订与贯彻落实等各方面，全面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反人民、反社会或破坏社会稳定者进行严格的监控和管理，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此文入选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