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快新型智库建设，学习借鉴美国高端智库的研究分析方法，在国家和山东省外国专家局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10月22日至11月9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申报并组团的“美国高端智库的研究分析方法”培训一行13人，在杨金卫副院长的带领下，赴美开展专题培训。培训通过课堂授课、互动交流、现场教学、公务拜访等多种形式，全面直观地了解美国高端智库的发展定位、运作经验、研究方法、评价方式等重点内容，深入细致地学习美国高端智库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做法，进一步拓展了参训人员在高端智库建设和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的视野和思路，对于我院乃至全省高端智库建设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一、培训的主要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山东社会科学院始终遵循“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的原则，以推进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契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不断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
（一）学习借鉴国外知名智库的先进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社科院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应进一步学习借鉴国外高端智库的研究分析方法，提高运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的能力水平，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十三五”时期，山东社科院承担着打造高端专业智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重任，亟需推动研究方法创新。美国是世界上智库最发达的国家，其研究分析方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赴美进行该方面培训，学习探讨美国高端智库在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创新的好做法，深入研究美国高端智库在理论支撑、技术支持和实践检验等多维结合方面的先进经验，有助于培养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善于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智库研究人员，推进社科院系统高端智库建设，更好地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
（二）积极推进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发展
我们开展政策研究，往往忽视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以及科学数据的积累和系统分析，使得一些政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不符合实际或者经不起推敲。美国智库在这方面，特别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尤其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开发，这是美国智库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智库还首创了许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比如兰德公司的德尔菲法（Delphi）、模型和预测（Modeling and Forecasting）、博弈论（Gaming）等预测方法。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动规范化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同时，要适应大数据大信息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与信息分析、领域知识发现的科学方法与分析工具，确保智库研究科学性、思想性、政策性的一体化发展。
（三）开阔实施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思路视野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工程，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抓手。实施创新工程，是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设中国特色一流新型智库的重要路径，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迈上更新层次、更高台阶的重大战略部署。山东社会科学院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三家实施创新工程的社会科学院，同时，承担了我省创新工程先行先试的试点工作任务。我省的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目的是深化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对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新型智库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美国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和发展时期比较长，决策咨询机制顺畅，积累了智库建设、管理、运行的有益经验，对于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点的现代治理与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理事会化的治理机制和管理运行机制、独特的研究人才队伍组织与流动机制、严格的成果内外部评审机制等。
（四）探索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
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的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一方面，国际一流智库之间一般都建立了定期互访制度。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和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经常互派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和日本综合研究所之间的人员交流也比较频繁。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面临着新的复杂发展环境，国际与区域竞争和合作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与秩序规则调整重构成为新常态。为了协助地方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地方智库需要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舞台”的背景、环境。此外，国际化的人才，也是参与国际智库学术交流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国际化智库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国际化学术交流和培训互访。
二、集中授课和拜访智库的具体情况
此次出访培训，内容丰富且重点突出，行程紧凑而组织有序，从多种视角深入浅出地展示了美国高端智库的产生与发展、定位与运作、研究分析方法等关键内容。培训过程注重交流互动，一方面开阔眼界、提高认识，了解了美国高端智库管理的先进理念和鲜明特点；另一方面培养能力，拓展思路，学习了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做法。所有出访人员均表示收获颇丰，甚至改变或加深了诸多以往对智库的认知。
集中授课的地点主要安排在乔治梅森大学的政策与政府学院（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围绕培训主题集中安排了13场讲座，Mark J.Rozell、Ellen Laipson、Alan Gropman、Trevor Thrall、Steve Glazerman、Lee Fritschler等11位资深教授和智库高管为我们进行了授课。
（一）集中授课的基本内容
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非常重视这次培训，根据我们的培训主题，精心安排教授课程和内容，聘请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资深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斯廷森中心、数学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的高管或资深研究人员为我们进行授课，每堂授课都预留互动答疑时间，学院院长为我们亲自讲授培训的第一讲和最后一讲。培训结束之后，学院请我们对培训过程和讲授人授课质量、内容进行评价，并填写评价与征求意见卡，以便他们改进完善今后的培训项目。
我们感受到，每一位授课人对授课内容都进行了精心准备，并且编写制作了授课提纲和PPT，都希望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讲授更多的智库知识。在讲授关于美国智库的背景环境、组织管理、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等内容时，授课人也难免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这些直观的内容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智库真实的一面。我们把授课的重点内容汇总归类如下：
1.美国智库研究分析方法的应用与创新
美国智库的诞生和发展是以科学的方法为背景，尤其是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对决策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就促使研究机构不得不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过去的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方法正逐步升级到系统分析、预测技术、调查方法以及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等。国外优秀的智库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创新。
Trevor Thrall教授为我们讲授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划分。Thrall教授以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为例，讲述了美国智库在研究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该公司从创立之日起就不断地发展研究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预测技术，如“启发式规划”“系统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及“线性和非线性规划”等。
Steve Glazerman教授除介绍常规的研究分析方法之外，重点介绍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简称RCT），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是一种评估新方案时的科学实验，最早应用在医学领域。参加试验的人被随机分配到应用新方案的组或应用标准方案的组作为对照。这种随机选择可以使误差接近最小化，不同的比较组允许研究人员确定与未应用任何方案的组对比各种效果，而其他变量保持恒定。在医学领域，RCT通常被认为是进行临床试验的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后来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扩展到了其他学科领域，最近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应用了随机对照试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是一个有创新而又有争议的尝试。但是，一些具有医学背景的学者认为，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现有研究缺乏严谨性，应该通过更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来加以改进。
2.美国智库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数据库建设
美国智库都会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提升自身影响力。通过授课时展示的美国智库网站和我们平时的浏览所见，无一例外地表明，美国智库网站制作的专业性、更新的及时性、信息的准确性和数据的透明性等都是极为专业和出色的。通过网络传播研究成果是美国智库宣传其研究成果和观点的重要手段。曾经有美国的学者评价我们的智库网站是黑洞，意思是说网站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更新慢、信息少、界面差是我们智库网站的普遍状态，在这方面与美国智库相比确实有一定差距。
美国智库对数据库的建设也极为重视。Ellen Laipson教授指出，美国智库有很多数据库用于数据收集和积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数据获取能力不断提高，产生了海量、多样化的科学数据。政策研究离不开量化分析，只有及时、准确、有效的一手数据才能满足研究需求，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大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大数据可以提供经济社会监测、分析、预测等数据分析服务。Cheryl Ramp先生认为，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应用不是个人可以操作的，需要一个分析团队来完成。
3.美国智库管理运行与发展的特点
独立性、非营利性、特色化、现实性和简洁性是美国智库主要特点。其中，独立性是本质特征。在授课过程中，每位授课人都会标榜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它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为保证智库专家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政策研究为核心。资金的独立是指智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每家智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并努力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智库标榜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研究过程遵循客观、独立。虽然某些智库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大多数美国智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Alan Gropman教授指出，智库是想法的创造者，他们都标榜自己是没有偏见的政策分析师。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形态，也不是没有信念，所以他们不可能没有偏见。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就是倡导保守主义的智库，卡内基基金会倡导国际主义和自由贸易，卡托研究所倡导自由意志。Alan Gropman教授认为，华盛顿智库最为集中原因，一是华盛顿最靠近权利中心，可以轻松地安排会议和交付工作成果；二是重要媒体在华盛顿都设有办事处；三是几乎所有的游说组织也都聚集在此。集中在华盛顿的智库接近400家，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美国智库为总统和政府部门提供相关的人才，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来自智库。比如：奥巴马政府聘用了美国安全中心等多家中的10位研究员。从人员规模上看，兰德公司有600多位研究人员，而布鲁金斯只有50位核心研究人员。他认为，智库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没有学生的大学（学术型）、合同/咨询类、宣传类。如果宣传方面投入得越多，那么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就会越少。
4.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的主要区别
每堂授课都包含对美国智库不同角度的介绍，我们感受到，美国智库的繁荣与发展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文化土壤，美国的多元文化特点也造就了美国智库的多样化。美国智库的发展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中美智库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智库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孙韵教授指出，中美智库的主要区别：一是机构性质不同，中国是以官办智库为主，而美国智库多为非官办机构，多属于非盈利机构。二是服务对象不同，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公众，服务政府和教育公众，而中国智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三是资金规模不同，美国智库人员整体上属于中高收入的职业，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级别的收入大多都在12万美元以上，甚至更高。美国智库的经费比较充裕，中国除了少数几家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年均预算能在10亿元左右）以外，其他智库规模均相对较小，全职人员多数不超过100人，年均预算一般都只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不等。
美国智库的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确实还处在发展阶段。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的渠道和方法单一且效果有限，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问题还较为严重，很多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一些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5.美国大学和智库的差异
我们一般认为，智库与学术机构是存在差异性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有着不同的规范和规律。如果以政策与市场关联度来衡量，智库与学术机构的区别差异也会变得明显。学者一般离经济市场、政府政策都较远，相反，智库则必须离经济市场与政策政治都较近。美国智库需要大量的社会捐赠，虽然智库未必都为捐赠者直接服务，但智库研究的方向、理念却通常与捐赠者密切相关。智库的优劣与捐赠额度有极强的正相关性。
孙韵教授认为，学术与政策的差别，分工比较明确，学术注重过程，政策注重结论。大学的教授是终身教授制，而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合同制。
Molly Reynolds教授认为，学术与政策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不同。例如，布鲁金斯拥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在2016年布鲁金斯战略计划中，研究所共有目标管理，拥有同样的方向，五个大的研究领域。二是资金来源结构不同。大学拨款占多数，智库捐款占多数，虽然受到研究兴趣领域影响，但是保证结果是真实的，还有非限制性捐款，研究重要但很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具体领域受捐款人影响。三是相关性不同。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专业，比如：国会财务政策制定，他们会收集大量数据，和大众相关性较低，让程序变得更加有效。
Trevor Thrall教授认为，大学工作节奏慢，智库工作节奏快。智库成果要易于传播，并产生影响力。符合条件的捐款可以免除税额。大学规模大，允许失败。智库规模相对较小，智库成果要有及时性、可预见性。比如，对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大学出发点在于恐怖主义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而智库研究对象必须非常细，出发点在于这是什么，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Mark J.Rozell教授认为，大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是很准确的建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重新包装，使成果的语言更简洁易懂，就是说让政策研究成果的受众（政府官员和公众）更容易读懂。政策研究更具有及时性。
6.美国智库资金来源、使用和管理
综合授课中的讲授内容，美国智库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基金会、企业财团的资助、私人捐赠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拨款。Ellen Laipson教授指出，在美国智库缴纳会费的个人，可能有上万人或几十万人。此外，还有一部分智库的资金是来源于政府委托承担的项目资助或者来自国外机构的捐款。
从资金的使用上看，智库的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正常运转，日常的研究、会议、出版、网络管理等科研、管理和科辅工作。智库的研究目的与资助人捐款目的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这直接关系到智库是否能够保持“独立”研究、守法运作的问题，也关系到智库在公众中的形象。如果有直接联系，也只能暗箱操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智库每年获得的资助有很多，哪一笔经费用于哪一个专项研究并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讲，承担哪些研究课题项目，由智库内部讨论，董事会通过后决定，根据课题所需经费进行划拨。哪一个项目使用了哪个资助人或哪个财团的资助经费，没有明确的指向。原则上说，智库经费使用时是独立的，在财务使用和管理上不受资助人支配。但是，CherylRamp先生指出，资金的捐赠者都会具有一定倾向性。政府也会提供资金，捐赠给政见相符的机构或项目。企业家捐助给感兴趣的课题。资金不问出处，但最难的是确定研究内容对社会的影响。
从资金的管理上看。智库的规模大小，取决于它的财力大小，其中主要看它拥有的净资产有多少，这是衡量一个智库能否维持运作的重要指标，也能反映出智库募集资金的能力和经济实力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从资金管理上看，大多数智库的财务都保持着健康良好的状态，年收入和支出基本保持在平衡状态。Trevor Thrall教授指出，不论智库占有资金多少，他们在使用上的分布大体相同，在财务管理上，他们资金数量的多少主要反映在年度报告里面。智库将这些账目向美国国税局报送，接受财务年检。
7.美国智库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智库的评价体系包含对机构的评价和对学者的评价。从多个授课的内容来看，影响力指标都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影响力指标包含网站点击量，媒体关注度，建议被采用的情况，对政党、候选人或者过渡团队提供咨询的情况，奖励以及出版物被引用的情况等。除此之外还需要包含专家层次、资金来源、影响决策者的渠道各类活动量、出版物发行量等其他指标。
Molly Reynolds教授认为，智库评价应当先评价智库的研究人员，而不是先评价这个智库。评价智库的研究人员可以从资质、背景、经验、教育程度、语言资格、学术声誉和成果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评价。他还认为智库中学者的立场不一定和该机构保持一致，严谨的学者一定会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来抗争，并且坚持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Trevor Thrall教授认为，智库的评价需要包含六个方面：一是吸引媒体、政府以及通过创造联合政府关注社会重要问题解决的程度；二是通过研究活动、报告、公共听证和项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三是以合同为基础，通过咨询、顾问和分析参与政策；四是为有效完成研究任务拥有的财政和人才资源；五是作为顾问参与公共事件和会议在电视、新闻发布会和网络发布会的次数；六是建议被政府采用的情况。对于学者的评价，需要包含工作量、曝光程度、转载等方面。Mark J.Rozell教授认为智库影响力指标应包含引用次数、社交媒体的关注度、其他网站的引用次数、网页的访问量、资金数量等。
8.互动交流的基本情况
除上述授课内容外，我们结合这些内容，就我们关心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提问和咨询。通过互动交流，对重点问题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学习效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智库要素实际运作的深入了解，美国智库对决策咨询的影响机制，智库项目的实施情况，美国智库的中国视野和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建议，以及有关美国当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的现状问题等方面。这些问题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针对性也有拓展性。尽管有些问题并不能给出全面的解答，但交流中收获颇丰，课堂气氛活跃且融洽。
交流问题主要包括：美国智库采用的具体有效的研究方法。美国智库资金的捐赠方存在倾向性，智库也需要盈利，在这种前提下需要确保管理者与捐赠者分开，管理者要及时介入，确保智库的公平、公正。为智库捐款的目的包括：出于对“民主”文化的保护、出于提高自身地位等私心、出于改变现有政策的目的，这种捐赠者多样化的动机正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多样化。美国智库的数量不会减少，很多情况下政府在利用智库，比如非官方的外交。智库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可以宣传自己的见解，但是不能进行立法游说。智库资金的使用非常严格，有一整套规则的约束，美国智库的法治监管比较完备。
（二）拜访智库的基本情况
此次所拜访的智库和政府机构有着突出的社会地位、广泛的国际影响和重要的代表性，在智库背景、研究方向和管理运行机制上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代表了当前美国智库发展的整体状况。在美中培训中心的联系安排下，接待我们的人员既有智库管理者，也有智库专家，其中不乏美国智库名流和前政府官员。美国智库具有明显差异化的研究方向和定位明确的服务对象，从社区到政府部门、从普通受众到政府高官、从公益机构到企业集团，涵盖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领域。虽然美国智库普遍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但从其运作方式、关注领域和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看，依然凸显了研究的倾向性和发展的目标性。
此次培训中拜访的智库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阿斯彭学会（Aspen Institute）、华盛顿经济研究所（Washington DC Economic Partnership）、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Instituteat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YU）、文化资产协会（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quity）等。
三、美国智库及其研究方法的特点
通过专家授课、公务拜访、双向交流及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我们认为美国智库及其研究方法主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美国智库数量和质量全球领先，且种类繁多、定位明确
美国可以说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智库数量名列全球第一，智库发展水平也占据领先地位，聚集了很多国际顶级知名智库。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达到1835家，超过全球智库总数的1/4，其中仅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数量就有397家。智库数量排在第2和第3位的分别是中国和英国，分别为435家和288家，与美国的智库数量相距甚远。在全球智库排名中，美国有6家智库入选全球十大智库，分别是排在第1位的布鲁金斯学会、第4位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第5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第7位的兰德公司、第8位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第10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另外，卡托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分别排在第11和第12位，可见其智库的强大实力。
美国智库种类繁多，划分标准也多种多样。根据智库的起源，可以分为：①由政府出资筹建的智库，如国会研究部、和平研究所；②由大资本家或大财团以及基金会出资建立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③由民间各个有共同“志向”的团体或个人共同出资组建的智库，如传统基金会；④为纪念某位已故者而建立起来的智库，如卡特中心、尼克松研究所。根据智库的隶属关系，可以分为：①官方智库，专门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下属机构，这种类型的智库在美国相对边缘化，著名智库很少是官方的；②民间智库，美国这类智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具备压倒性优势，如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③大学依附型智库，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根据智库的倾向性，可以分为：①自由派智库，强调社会福利，提倡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政府的功能；在对外政策方面倾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支持温和、宽容的对外政策，主张裁军和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政策研究所；②保守派智库，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政府管制经济，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反对民权立法；在对外政策方面倾向于单边主义，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主张军备优势，强调美国第一，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③中间派智库，介于两者之间，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
智库的研究要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但智库的目标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策设计和建议。因此，美国智库的目标定位就是通过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布鲁金斯学会的价值观是“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这个阐释现在被看作是美国智库共同的使命和定位，同时也说明了智库的根基所在。其他著名智库也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进行了清晰且各具特色的描述。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宗旨是“把政府官员、企业家、记者、教师、学生、社团和宗教领导人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外交政策选择”；兰德公司的宗旨是“通过研究与分析帮助完善政策和决策”；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主张小政府、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美国价值，主张美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实力。
（二）美国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美国智库综合实力雄厚，经常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强大影响力左右着美国的重大决策，以至常常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政府的外脑”和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自卡特总统以来，几乎每位总统都依赖于相对固定的智库制定其外交政策。一项研究量化分析了美国智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发现对国会众议员影响力达到28%，对参议员达到31%，对行政官员达到31%，对所有决策者的影响力均值达到30%，智库有时会成为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
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它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参加了制定“新边疆”构想的各种特别工作小组，为肯尼迪政府从空间研究计划到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意见；约翰逊政府时期，协助政府拟订“伟大社会”的方案；卡特政府时期，参与了南朝鲜撤军、中东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建议。成立于1921年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成立于1962年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73年的传统基金会等老牌智库也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除老牌智库以外，一些新生智库也快速获得影响力。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进步中心作为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极大。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多份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都得到奥巴马政府的采纳，许多甚至被照单全收。美国进步中心2007年发布的《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朝着一种新的改良型国防战略迈进》以及2008年发布的《2009年核态势研究报告》的建议，为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军事政策等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路。
（三）美国智库功能多样，研究议题广泛，在特定领域各具优势
美国智库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其功能大体包括：一是为政府和决策提供新的见解、思路和建议，针对各种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为政府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解决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新矛盾与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加以预测；二是影响与导引公众，通过帮助公众对政府决策加深了解，争取舆论支持，通过媒体宣传、解读、引导，为政策实施扩大社会基础；三是专门性对策分析、建议，主要针对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以及特定项目、计划、产品等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可供选择的具体方案；四是吸引和储备人才，专家、学者通过智库研究会对决策过程及其实施有更好的了解，能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积累经验，成为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孵化器。
美国智库研究议题广泛，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大型智库越来越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研究领域呈现宽视野、全方位、跨学科、体系化。例如，兰德公司坚持综合性的发展路线，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业分析等多个领域，每年约有700到80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领域问题的不断增多，美国智库研究的问题呈现出综合性、全面性的趋势，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暖与环境能源安全、国际反恐形势、公共安全与食品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中东问题、南亚与印度洋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等。当然，尽管美国智库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但始终将有关本国核心利益的课题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并对若干重点领域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以期形成特定领域的智库品牌，保持领先优势。比如兰德公司的研究特色体现在与军方需求相关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世界各国实力评估”项目。
从美国智库研究的发展趋势看，呈现出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发展的趋势，原来的一些专业智库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发展。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过去主要侧重于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研究，现在也聘请银行高管进行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美国企业研究所过去重点研究国内问题，很少关注国外问题，现在也有意开拓国际问题领域。另一方面，美国也有一些新兴智库朝着更加专业化方向发展，不追求综合多领域的研究，而是针对某一问题开展综合性咨询研究。例如，成立时间相对较短的美国进步中心，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决策咨询优势。
（四）美国智库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
作为美国政府的军师、幕僚，美国智库以多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除了众所周知的“旋转门”机制外，还通过出版物、听证会、新媒体等方式提升影响力。
美国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实现影响力的重要方式。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的人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
他们当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则不胜枚举。
通过出版书籍、刊物和提交各种政策报告影响政府决策，是美国智库最为传统的影响渠道。智库首先依靠专家的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物、报告、研讨会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认同。智库大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国家利益中心的《国家利益》等。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两本写给总统的对策建议，每篇文章的篇幅很短，而且内容是公开的。
通过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智库专家可以直接输出思想，影响立法部门。在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下，国会每年会举行大量的听证会，成为美国各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和公众、媒体等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由于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被视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权威，经常受邀出席国会听证会，长期活跃在公共政策的辩论中。每年针对不同的话题和事件，美国国会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听证会，这就给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大量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提供政策建议的机会。智库专家发表的著作文章也常被引为支持某一立场观点的论据。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滕，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论的坚定支持者，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通过增加社会参与度和媒体曝光率，美国智库能够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美国智库十分重视与媒体的合作，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借助媒体发声，讨论公众议题，表达政治主张。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在各地举办100多场研讨会，传统基金会则专门设立了两个无线电演播室并开设专门的政治谈话节目在电视台播出。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各种新媒体的出现，网络和新媒体成为美国智库宣传推介自己的新平台，很多研讨会等活动都在网上同步直播，或将其研讨活动的视频、讲话等直接发布到网络，以扩大社会影响。
（五）美国智库通过开展第二轨道对话来推动公共外交
二轨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二轨”外交作用，成为开展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遇到严重困难或面临特别棘手的外交事务和敏感问题时，官方即“一轨对话”常常会陷入停滞或难有作为，这时“二轨对话”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国一些智库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并有着丰富的经验。例如，东西方研究所就是一个侧重于行动的智库，他们认为外交的关键不是试图说服对方而是要理解对方，因此要善于把大家聚集到一起进行和平协商。这个智库的工作理念是善于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要侧重于预测明天、建立信任、解决未来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和平协商和避免冲突争端方面的工作相当出色，该智库不仅成为连接联合国成员之间的媒介，使一国官员与另一国官员能够集合在一起进行交流讨论，而且成为沟通联合国政策决策者和学者之间的桥梁，经常推荐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到联合国授课，从而促进联合国内部分歧的解决，还为联合国提供关于和平政策的建议。
（六）美国智库注重树立和维护自己的权威性、标榜中立性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基本上都是民间智库，这些智库之所以能得到全球范围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们对自身权威性、中立性的宣传、维护。这些智库标榜机构独立、财政独立、研究独立、运营独立，不受资金来源所左右，不被政治走向所影响，致力于以第三方的身份评判政府政策的成败得失，对某些特定问题做出最为客观、科学的分析并找出最能处理好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们拜访的皮尤研究中心，更是将自己称作“事实库”（facttank）而不是“智库”，因为他们只做客观中立的研究，而不提政策建议。我们拜访的卡托研究所，从不跟其他研究机构共同主办活动或者进行课题研究，以维护自己的品牌和权威。
我们拜访的阿斯彭研究所，明确强调自身是一个中立、客观的无党派性质的智库，它不形成自己的观点见解，主要是观察、听取私人部门、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并组织召集专家进行交流，尝试将不同观点和有各种倾向见解的专家结合在一起分享交流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家小组的意见。即使是明确宣称自己保守主义倾向的传统基金会，也强调其研究过程的客观和中立，只是在政策选择中偏向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有效政府、自由市场、强大的军事等。举个例子，传统基金会的学者通过客观中立的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他们在给出政策建议的时候不会要求政府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私人投资的增加。
美国智库成立之初的宗旨就在于增加思想市场的多样性。当然，也有人质疑美国智库标榜的“独立性”“无党派性”“非营利性”，指出美国一些顶级智库与利益集团关系暧昧，智库的一些研究结论可能“恰好”同一些大公司的主张“契合”，因此美国智库的学术属性难言中立。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就被要求与主要捐款人的思想保持一致，需要捐款人同意他们的课题研究提案。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智库强调独立性、中立性原则的积极意义和为之付出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称道的。
（七）美国智库具有强大的筹款能力和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
强大的资金筹措能力、充足的运行和研究经费是美国智库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石，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智库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关键。美国民间智库中，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占智库运营经费的比重很大。例如，近年来布鲁金斯学会来自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赠占年度预算收入（1亿美元左右）的65%左右（有的年份甚至高达85%），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到4%。传统基金会则没有任何政府资助，所有的运行经费全部来源于私人捐款，它拥有50多万名个人捐助者（捐助额度从25美元到200多万美元不等）。
美国一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之所以乐于给智库捐款，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向非营利性智库捐助的资金在税收上给予减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认识到，智库通常是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的权威性机构，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多面向社会发布，因此希望通过对智库的捐助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政府资金方面，美国政府对智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有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二是对智库实行税收减免方面的扶持。另外，美国一些著名智库也可能得到国外的资助。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得到大量资助。
（八）美国智库大多运用企业化理念来开展运营管理
美国大型智库的建设和运行大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企业化管理，建立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许多智库也设有顾问委员会。董事会或者理事会的人数一般根据智库的规模大小而定，主要由企业或者资深学界代表、前议会或者政府官员组成，有时也会有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是智库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任命智库负责人、确定智库的发展框架和研究计划、拓展智库的影响力以及保持智库的独立性。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负责人在研究主管等人的协助下开展工作，如制定工作日程、贯彻行动纲领以及任命新雇员。
美国智库多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一般分为研究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两部分。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包括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外事宣传部门等。研究部门多以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常称为“项目组”）为研究组织单元。研究的组织方式，一是常设的研究部、研究中心；二是根据项目需求设立的课题组。通常研究部和研究中心为常设单元，课题组则是因某些临时性的任务而成立，课题结束后自动解散。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总裁之下，学会由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大机构组成，其中行政管理机构包括财务部、运营部、联络部、发展部和出版部5个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等5个研究部门。
美国智库一般都规模不大，除兰德公司外，一般常驻研究人员的规模都在300人以下，大部分都不到100人。美国智库的人员配置多种多样，成员身份较为复杂。研究人员一般称为学者、资深研究员、分析师等。研究人员中，有全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兼职研究人员或者是聘请的大学兼职人员，或者是辅助研究员，或者是访问研究员。智库研究人员中，多学科交叉保证了其应对复杂问题的需要。一般来说，研究人员都是某学科公认的专家，或者在行政管理、法律事务等实践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美国智库大多建立了研究成果的内外部评审机制。为保证研究的高品质，美国智库会通过制定质量标准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实践中，大多数智库通过组织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对智库成果的质量进行评审与监督。其中，兰德公司以其严格的“内部评审制”而著名。兰德公司制定了一套称为《高质量研究与分析的标准》的内部质量标准，其中除了常规标准以外，兰德公司还制定了反映其战略研究抱负、体现其战略研究遗产的杰出研究标准，兰德公司将这些高质量标准作为确定“兰德型”战略研究的必备标志。
（九）美国智库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人才是决定智库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美国智库也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
一是人才的招募。美国智库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选拔研究人员，主要渠道有：招聘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聘请大学和企业的专家；聘请其他智库的专家；吸收政府卸任官员。多渠道的人才招募机制为智库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保证了智库研究的质量。一般智库都会在聘用知名学者或卸任政府官员为常驻研究人员外，大量以合同的形式聘用项目临时研究人员，项目结束后这些研究人员自动流出。
二是人才的培训。美国智库非常重视研究人员的培训，主要措施有：①内部培训，美国的大型智库都有自己的研究院，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和研究方面的人才；②外部实习，即智库为年轻人提供实习项目，让他们到政府、企业、大学等部门进行实际锻炼；③访问研究，派研究人员到国内外其他智库进行访问研究；④让研究人员定期与政府部门的政策负责人和政策规划小组进行接触，以了解决策的实际过程。
三是人才的使用。美国智库的人员主要包括行政领导人、研究专家、助理研究员、资料员、行政秘书以及服务人员等。美国智库十分重视人员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一方面，强调研究人员和非研究人员的合理配置。例如，兰德公司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兰德公司认为“两个研究员不如一个研究员加一个秘书的效率高”；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员与辅助人员（秘书和研究助手等）的配置比例是1:2。另一方面，对于研究专家的使用，智库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矩阵研究机制，即在运作研究课题时，从按学科划分的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的研究队伍，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从而形成一个矩阵结构。
四是人才的评价与激励。首先，美国智库都有一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和晋升制度。智库根据考核结果决定研究人员的晋升、续聘或解聘。例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1973年制定的评价系统包括专业成绩、提升、委托关系、计划领导和系统管理等5个方面的功能项目，每个项目分6个等级，至今仍在延用。其次，美国智库有健全的激励机制。智库激励研究人员的方式主要有：通过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给予研究人员物质方面的激励；对考核优秀的研究人员进行晋升激励以及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学术素养和学术声望进行知识激励等。
（十）美国智库注重运用综合性、创新性的研究方法
美国智库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开发。同时，应用多学科知识、多方面专家研究专业性问题，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一大特点，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多维战略策划取代了单维决策谋略，由群脑、智库群的集思广益取代了智囊人物个体智慧的研究，由现代研究方法取代了经验型、推理式传统思维方法，由谋求渗透性长期影响、超前性预案设计取代了简单的短期对策分析和直接性效果评估。美国智库对综合性、创新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其研究站在了全局发展与战略思维的高度，其跨学科、多专业的特性也更为鲜明，这既增加了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也加强了其在更广泛范围的影响力。
美国智库特别强调一个好的政策制定应当建立在好的证据基础上，因此善于利用信息图表、数据库从事研究，舍得下大力气针对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研究，着力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数据库。美国智库重视研究成果和研究数据的积累，重视构建领域数据库、知识库，建设领域知识的可视化平台。对于一些具有世界各国通用性的研究课题，美国智库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更为广泛的包含世界各国情况的数据库。例如，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认为各国都普遍关注母婴教育、母婴安全，因此正在尝试建立这方面的数据关系网。
四、美国智库的启示
思想是最强大的力量，乃国之利器。美国智库长期从事战略性、综合性的课题研究，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引领社会思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致力于成为全球话语体系的引领者，在进言献策的同时，通过向媒体兜售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影响全球舆论和他国政策。美国智库之所以形成强大全球影响力，就在于尊重和适应了现代社会思想产品生产的规律，其智库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注重对智库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的科学评价
根据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状况，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紧密依靠业内专家制定评价标准，将学术成果的价值和水平客观地体现出来，确保学术成果评价科学权威，要求评价主体对学术成果进行客观评价，尽量避免将个人情感、领导意图、舆论压力等主观因素带入学术评价。第一，建立同行评议机制，克服专业知识的信息不对称难题，解决智库创新成果的科学性问题。第二，建立同台辩论、会审的社会评审机制。让不同智库提出的多种政策主张在会议或媒体上展开辩论，使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更加全面地鉴别不同观点和政策设计的优缺点。第三，建立智库创新成果的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对智库创新成果实行效果考核和评估，通过事实结果检验和评估咨询方案的质量，对提供优秀咨询方案的智库给予经济奖励或者名誉奖励，对提供劣质咨询方案的智库经新闻媒体公开示众。第四，建立智库咨询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改变专家咨询无责任风险的现象，以此避免专家咨询的随意性。
（二）注重智库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
我省新型智库实现社会功能的核心工作在于针对日益复杂的政策问题提出新的观点、思路予以解释并找到合适的方法研究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将此问题概括为智库自身能力建设的范畴，既有的研究围绕于此提出了大量的对策，大多考虑政府如何创设有利于智库决策参与的环境，而缺乏对智库自身研究能力的关注。国内外知名智库对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视程度和开创性的工作，是其之所以成为国际知名的重要原因。我省新型智库多元化的组织类型格局，可以为智库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及其对智库整体思想产品的独立性提供较好的土壤，但是这种格局本身受其隶属系统的局限，使得我省新型智库在跨学科政策分析方法的融合方面缺少应有的发展。
同时，由于缺乏政策分析“大数据”的时代意识，智库研究方法的应用主要依赖于各类外部统计数据，缺少对专题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开发。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的制约将限制我省新型智库的整体水平提高，降低我省智库政策思想观点的质量和影响力，也使得我省智库在国内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缺乏对话基础。基于此，如何加强我省新型智库的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建设，为我省智库发展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支撑，是我省新型智库能力建设研究中亟待加强的议题。
（三）建立完善的智库研究成果宣传推介机制
要增强智库的影响力，就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推销策略。美国智库为了获得话语权，为了推广自身的智慧和成果，更为了对公共政策产生作用，形成了从质量到实践环节的推销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一是出版著作、期刊或提出研究报告。这是美国智库影响政府施政纲领的一种传统而重要的渠道。这种方式是以书面的直观形式向政府展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美国各大智库都会定期出版发行刊物，发表本智库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国家内政外交等多领域，目的是在学术思潮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影响政府决策。此外，智库通过研究报告、快报以及年度报告等形式向外界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和快报以篇幅比较简短的政策分析报告的形式，就当前一些重要政策问题和突发事件等发表本智库研究人员的见解，通过相对快捷的方式发表出来，引导公众舆论。
二是参与国会听证会、组织各种会议和讲座、邀请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发表演讲。国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个智库竞相借助国会听证会的平台展现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的智库还设置专门部门与国会保持联络，它们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和协助制定议案等途径影响国会的决策。美国各大智库还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和研讨会，通过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著名学者、民间代表，甚至外国领袖等不同领域的代表进行研讨，可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走向和民众意愿，确定研究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可借助这些代表把智库的政策理念传递给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
三是借助各种大众传媒，引导社会舆论。智库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生产思想并引导社会思潮，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选择。智库借助电视、广播、网络和电影等多种传播方式，就政府关注的问题和国内外重要事件发表评论，提出对策，提高公众的关注度，以期达到宣传主张、制造舆论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效果。思想倾向上相近的智库与媒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媒体是传播智库政策主张的载体和推动者，智库为媒体提供大量新颖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因此，智库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并超越竞争对手，就必须重视对外传播，注重媒体公关以及传播策略。
四是承担政府委托课题，向政府部门反映自己的政策主张。这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传统业务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合作关系。政府把相关课题和研究项目交给智库来完成，希望发挥智库的集体智慧，对某些现实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实施方案。专业对口或知名度高的智库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委托课题。虽然智库的研究项目来自政府委托，但其实际工作并不受政府控制。
从美国经验来看，要完善我省智库的成果推销机制，首先需要运用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我省新型智库成果的质量。其次，新型智库要充分利用各种成果发表渠道，与媒体保持长久、和谐的良好关系，使其能够密切关注智库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进度、政策建议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程度。再次，构建完善我省新型智库的网络交流平台，重视智库成果的翻译和出版，开办外文网站。此外，我省智库应积极参与国内外知名智库平台对话，增强其研究成果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四）加快打通智库人才“旋转门”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界、政界和商界之间一种通畅的人员转换机制，治理美国的精英人士在智库、政府、企业之间有规律的流动，研究人员、政界名流、商界大佬的角色可以不断转换，就好比走旋转门一样，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具体来讲，“旋转门”机制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智库来讲，一是能够提高智库的质量和研究的可行性。智库不同于普通学术机构，智库中的战略及政策研究不同于纯学术研究，智库中的研究人员也不能只是满腹经纶，远离现实生活、纸上谈兵是大忌。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政界人士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验，他们对政策制定的理解和感悟是单纯的学者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他们进入智库，可以提高智库的质量和声望，提高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和针对性，避免智库落入纯理论研究的窠臼。二是方便智库项目获取和成果推广。进入智库的这些离任高级官员具有人脉关系网络较广的优势，既可以为智库争取更多的项目，又可以使智库的研究成果有着更加通畅、更加高端的推销渠道，及时地将智库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及相关人士，对政策制定发挥更大的影响。
（2）对于政府来讲，一是可以培养未来精英。美国政府的人才任用机制相对灵活，许多年轻、雄心勃勃的学者和政治才俊会选择先在智库中积累知识、经验与人脉关系，等待“出将入相”、一鸣惊人的时机，所以美国智库又有未来政治明星“摇篮”之称。二是吸纳离任官员。美国智库往往成为离任政府高级官员的去向选择。一方面，离任官员能够在智库中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不至于荒废自己，产生脑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将在智库的这段时间作为积累期和蛰伏期，随时跟踪专业领域内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可以迅速把握时机，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上。所以，“旋转门”机制既能保证智库人才的高端性，又能避免智库陷入纯理论研究的窠臼，并使智库能够离决策者最近、走到决策者身边施加影响。
我省新型智库建设也要打通“旋转门”，建立自己的旋转门制度，打开智库与政府人员双向交流的通道。政府部门应向智库研究人员开放相关专业性岗位或临时性岗位，通过公开选拔等方式选拔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到领导岗位任职；鼓励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企业研究人员、政府部门资深工作人员相互兼职；鼓励青年研究人员到智库从事专门研究工作，要让智库工作经历成为研究人员从事其他工作的宝贵财富，从而带动更多青年研究人员参与智库研究工作，使“旋转门”成为智库战略储备和人才储备的蓄水池。关键是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智库人才，提高智库开放程度，提升研究人员国际视野和研究水平。
（五）重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
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是因为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着美国智库取得辉煌业绩。那些看上去与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领域，如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存，支撑了美国构建“大政府”的历史进程，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也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各大智库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可以想见，智库取得的这些成功离不开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现实的长期观察跟踪与调查研究，所谓的预测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智库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是美国智库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所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反观我省，在人文社科等基础研究领域则与美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论从人员数量还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讲，都很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各类智库也基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名家大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撑。虽然早有学者指出，智库主要功能是进行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基础研究，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试问，如果连基础研究都没有或非常薄弱，又何来对它的超越呢？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因此，我省新型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富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
（六）以国际化视野布局全球研究
美国每一个智库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不同智库的研究领域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他们研究的视野都相当开阔，并不局限于一国一地的范围。美国智库往往在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主要研究方向，长期持续关注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此过程中，智库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自身影响力也不断得到提升，进而发展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比如，史汀生中心就长期关注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包括我们的思想、货物、服务等等都是互相依赖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影响到全世界。大多数政府在想到政府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在全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要想到不仅仅对自己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对国家、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要有国际性的视野，应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到其他国家，如何在全世界发挥作用。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智库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国际化的视野。比如考虑到国际贸易，考虑到全球化，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看本国的安全，而且要看到国际范围内的安全，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问题，智库的确有这样一个空间。因此，我省智库要想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智库的国内国际影响力，也为了找出更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合我省省情的解决方法，在目标设置上需要关注这些国际问题，与国际接轨，将智库的视野扩展到国际上。
（七）建立我省新型智库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
智库若要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与公众、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目前，我省新型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与政府是一种隶属关系，从长远看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而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参考其智库运作模式，建立新型智库与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完善这种互动机制，为新型智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是完善智库成果购买使用机制。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及时收购研究成果，智库提供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智库内参等研究成果，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实施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多种方式进行政府购买，同时鼓励社会购买智库成果。有效推进成果使用，结合成果情况及部门、行业和区域实际，通过制订方案、形成文件、下发通知等方式，有序、有效推进成果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转化，推进成果与公共事业、产业集群有效对接，实现智库成果的落地转化。切实加强智库成果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二是完善智库成果应用反馈机制。首先，做好成果使用方向智库管理部门反馈。有关部门和单位委托智库开展研究，购买、使用了智库成果，应以书面形式将成果名称、应用后产生的效果等通报智库管理部门。其次，做好成果使用方向智库反馈。智库成果使用方应及时将成果应用情况反馈给智库，让智库更加了解使用方需求，不断提升服务的针对性。最后，做好智库后续研究情况向使用方反馈。智库在提交成果后，应适时将后续研究情况反馈给使用方，不断强化成果供需对接，促进党委政府决策、社会实践需求与智库成果之间的良性互动。
（八）人尽其才，为新型智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我省新型智库建设，不能仅仅走传统的人才引进老路，必须拓宽视野，整合国内外所有智力资源为我所用；在人才的培养上，要学习美国智库人才结构的多元性和宽严并济的培养思路，组建年龄、学科背景、工作背景多元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智库人才的积极性。
新型智库建设，要摒弃传统的追求人才所有权的管理理念，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观，打造“小机构，大网络”的人才资源库。坚持“虚实结合”的发展，除了在有限的财政编制下引进高素质的专职研究人员外，还要在国内外聘请一批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的编制、人事、工资不在智库，但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却可归智库所有。散在的Athink-tank整合料后，便成为Thinktank，这样可以避免其他官方智库缺乏人员退出机制、内部效率不髙等问题，既解决了作为智库所需的高层次人才问题、整合多学科进行智库研究，又能克服传统智库建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
要结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事改革，逐步推进智库机构的人事制度改革。将人事管理权力逐步下放，引进智库人员，不论是标准的制定、程序的实施，还是最后的人员引进结果，都要认真听取相关智库的意见。在人员引进时多引进一些统计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人才，改变目前智库研究人才背景单一的现状，也是适合新型智库研究需要定量分析的要求，并采取合同制，使智库人员合理流动，增强智库活力。要改革职称评审办法，对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等不同类别的研究人员实行分类评审，并坚持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既重视思想创新又看重对策管用。充分挖掘各类人才的优势，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要发挥智库领导人才的灵魂作用，其“士志于道”的担当与精神、深厚的研究功底引导智库其他成员，营造“人人乐于从事智库研究、人人善于做对策分析”的良好局面，带领智库稳步发展。要注重培育领导层的接班人，维持智库的良性运转。改变部分智库特别是党政军智库行政化色彩过浓的现状，鼓励研究人员进行思想创新，包容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的各种研究探讨，注重思想的存储、解放和激活，解决智库中思想太少的怪论，营造“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加大对研究辅助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组织引导其参与重大课题的研究、帮助其制订个人“学术发展规划”等方式，使其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研究人才。
（“美国高端智库的研究分析方法”培训团团长：杨金卫，团员：张凤莲、崔树义、谢桂山、孙聚友、张文、李然忠、杨恩玉、王颖、谭晓岚、王新志、刘晓宁、朱孟晓；报告执笔：刘晓宁、王新志、罗涛、王颖；统稿：杨金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