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儒学热”和“西方中心主义”两个方面的挑战，这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思潮的死灰复燃。因而，要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既不能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也不能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把加强哲学形态学研究作为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凝练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力点,在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创新点,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动力。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人民哲学。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但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儒学热”和“西方中心主义”两个方面的挑战，其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判断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厘清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更为迫切。

一、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

迄古至今，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世界其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到长达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形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先进到落后再到先进的艰难历程。这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哲学在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出路上均具有自己的特色。

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二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有着重大影响。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先进性已经被中国近100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其主要内容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坚持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持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同，它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官方哲学”而不是“学院哲学”，它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集体决议及其主要领导的哲学思想当中，譬如毛泽东个人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其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期间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达。至于作为“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对“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加工和整理，是将“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体系化；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对“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加工和整理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借用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致这种诠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形而上学及其衍生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2.马哲、中哲、西哲的三足鼎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三足鼎立”，是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长达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唯我独尊、冥顽不化。这种局面虽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有了重大改变，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心迅速提高，一些学者力图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国学热”和“儒学热”便应运而生。

二是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在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看清了发展综合国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对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和民主的严重阻碍有了清醒的认识，以至于受“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影响，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毫无批判地予以接受，甚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

三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哲学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也就理所当然。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三足鼎立”，并不是绝对地三分天下。在三者之中，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形态。中国古代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更多地是属于“学院哲学”，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范围内。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表面上看是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而从本质上看则是形而上学思潮的死灰复燃。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反辩证法思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一些人便随波逐流，片面强调“和平”和“和谐”，否定“矛盾”和“斗争”，否定“矛盾辩证法”，甚至进一步否定整个的辩证法，污蔑辩证法是“变戏法”。有人用“合二为一”否定“一分为二”，有人用“一分为三”否定“对立统一”。这些人没有看到，“和平”和“和谐”只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并且在任何一种社会“和平”和“和谐”都只是一种相对状态，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和平”和“和谐”；这些人也没有看到，“矛盾辩证法”、“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是对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描述，而“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三”，是对事物的时空属性的认识和描述，两者是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事物，可以并行不悖，从其中一方的正确性并不能推演出另一方的错误性。当今世界，不论是国内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国际上“和谐世界”的建设，都不能片面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而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在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要通过与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思潮的斗争，通过与分裂分子、腐败分子、邪教组织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在华代言人的斗争来实现；在国际上，“和谐世界”的建设要通过与“西方中心论”、“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通过与各种反华势力的斗争来实现。如果放弃了“斗争”，片面追求“和谐”和“和平”，只能助长国内外各种破坏“和谐”和“和平”力量的气焰，反而使“和谐”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2.全盘西化思潮。西汉以后实行的长达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整个中国的民族精神生产力束缚在儒家主张的“六艺”的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背诵和诠释上，不仅把儒家经典的背诵和诠释作为选拔官吏的唯一条件，而且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导致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不仅长期缺乏精神牵引和制度保障，而且缺乏知识传承和精神生产力的支撑，科学技术发展始终停留在依靠能工巧匠的个人经验积累进行“技术”革新的层面上，既无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也无学校教育的知识传承和政府的政策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没有多大进展。当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自然科学蓬勃兴起的时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大清帝国仍然在抱着两千年以前的圣人遗训不放，不肯在制度上进行任何改变，学校教育的内容仍然是儒家倡导的“六艺”，自然科学仍然得不到政府的足够重视。即使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抵抗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于19世纪下半叶实行“明治维新”，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力迅速提高并确定对外侵略扩张国策，且于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入侵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的情况下，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仍然惨遭失败，晚清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不肯对社会制度进行丝毫改动，直接导致了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满清政府虽然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开始废除科举制度，但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仍然不肯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行丝毫改变。甚至到了辛亥革命胜利，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儒家思想仍然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物极必返。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被动挨打特别是甲午战争对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的巨大阻碍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些有识之士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儒家学说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全盘西化思潮也逐步兴起。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并非一日之功。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和国力衰弱，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仍然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甚至几乎亡国。时至今日，虽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全盘西化思想也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全盘西化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反对儒家思想的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这种思想既不考虑基本国情，也不考虑时代特点，一味主张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干扰作用，危害性极大，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

3.文化复古主义思潮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具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也正因为中国具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才造成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使中国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困难重重，迟迟不能实现，最终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甚至于几乎亡国。究其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社会制度和综合国力没有根本性改变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来看，儒家学说在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和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两个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儒家学说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因循守旧、薄今厚古。从儒家学说产生之初，儒家就崇尚复古主义，把尧舜时代的中国社会描绘成最美好的社会，把“周礼”视为天下最好的礼教，口口声声要“克己复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为儒家学者所继承。由于儒家学说本质上就是一种崇尚复古主义的文化、一种因循守旧的文化，它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因而对儒家学说的全面肯定，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否定。在当今的“国学热”和“儒学热”当中，一些“儒学家”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厚古薄今，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这种复古主义思维在作祟。它对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严重的干扰作用，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

寻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

1.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

把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或说把什么样的阵地作为立足点，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遗余力的攻击，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哲学形态。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适合于中国国情并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的哲学，它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理论要点：

一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这个原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与时俱进，用发展了的理论来研究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二是实事求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完全排斥到全盘接受的过程，一些人甚至要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人打着“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旗号，提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企图用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违背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违背或抛弃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而导致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二是坚持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但长期以来，国内哲学界习惯于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和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两大理论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将这两个理论特征分别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来认识，不仅肢解了作为有机整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缺乏准确的理解，而且对现当代西方哲学以“抽象的人”模糊资产阶级的人学立场，精心打造出来的所谓“普世价值”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应对。实际上，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这种普世价值既不是资产阶级宣扬的“人权大于主权”、强国任意欺凌弱国的所谓“人权”，也不是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依靠资本家政治献金才能生存的、实际上代表着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所谓“民主”，而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和平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权利”，那种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人权”和“民主”，并不是真正的“人权”和“民主”，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普世价值”。

三是坚持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辩证法的“一般形式”，反映了客观世界运行的普遍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被逐步介绍进中国，后现代主义否定基础、否定中心、把一切碎片化的核心观点被一些人盲目接受，一些人开始提出“后辩证法时代”的概念，另有一些人则公开地反对矛盾学说、反对对立统一、反对斗争以至反对整个辩证法，甚至污蔑辩证法是“变戏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虚无主义”和“牛毛哲学”得以滋生，唯生产力论和GDP至上大行其道，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危害。因此，只有坚持辩证法的指导，坚持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GDP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改善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得到健康发展。

四是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并且，不同的矛盾，既有普遍性、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个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而，在解决事物的内在矛盾的时候，不仅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更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实现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这样，既要看到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共性，也要看到中国国情的个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不太远的将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这几个理论要点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否则，离开了这几个理论要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必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

2.把加强哲学形态学研究作为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

从哲学形态学的高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哲学形态，因而寻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既不能从“儒家哲学”中去寻找，也不能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去寻找。在这一方面，加强哲学形态学研究，从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基本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入手，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此基础上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学立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生观、价值观各方面的鲜明特色，明确哲学形态的划分体系和评价标准，既可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判断标准，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依据，也可以探寻哲学形态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3.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凝练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力点

从哲学形态的高度看，马克思终生最引以为傲的，一是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和谋幸福的人生理想，二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阐述的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辩证方法”，而这两个东西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二是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简单一点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这一基本精神贯穿而成的有机整体。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本中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是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认识“唯物主义辩证法”，实际上只是从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将辩证法仅仅理解成“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不是理解成改造世界的立场和方法，因而既不能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精神，也不能很好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凝练，不仅可以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着力点。

4.在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创新点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种哲学都必须从为它所在的时代、所在的社会服务中寻求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奴隶社会，哲学是为奴隶制度服务的，哲学只有奴隶以外的人才有资格接触，哲学家们眼中的“人”并不包括奴隶在内，即使是奴隶之外的“贫且贱”的社会底层，也被看作是“君子”之外“的小人”[2]；在封建社会，哲学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劳动人民虽然有资格接触哲学，但在哲学家们眼中，仍然把社会地位作为判断人“贵”与“贱”的唯一标准，把普通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视为“鄙事”；资本主义社会，哲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金钱和资本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拥有大量金钱和资本的资产阶级不仅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也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哲学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因而，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从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中寻找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创新点，必须在恢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权威、巩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领思想阵地的基础上，在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和新表述。既不能跟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也不能象儒家学者所讲的那样，从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寻求出路。

5.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能够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与时代发展的需求相脱离的哲学，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就当前而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加强国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发展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公有制成分与其它所有制成分的关系，更要求处理好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革命与建设的关系，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等。这些，不仅要求哲学在处理新与旧、近期与长远、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也要求哲学能够根据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对哲学形态进行发展，以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革命是为了打碎旧制度、旧体制，更好地建设新制度、新体制。而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从片面强调“斗争”的哲学、片面强调“革命”的哲学，甚至于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简单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专用名词和独有的行为，这是非常荒唐的。实际上，不论资产阶级学者承认与否，“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用名词和独有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都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无一例外。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这样，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从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资产阶级一味把自己美化成“和平”的使者，美化成“和谐”的象征，不仅是有意割断自己的历史，也是无视社会现实。且不说资产阶级在夺取统治地位时期“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其夺取政权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革命”，即使是在阶级矛盾已经极大地得到缓和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消失，并且经常以工人罢工和民众示威游行的形式表现出来。同理，目前国内的一些“儒学家”，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之后尘，在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基础上，进而否定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究其本质，两者要么以传统形而上学的衍生形态为指导，要么以古老的传统形而上学为指导，均是以低级的、落后的哲学形态来对抗先进的、高级的哲学形态。

总之，我们必须看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形态并不象西方学者自己看起来那样先进，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象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落后。因而，要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既不能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也不能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而应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人民哲学。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1] 作者注：为了与一些学者把“中国哲学”等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把“中国传统哲学”等同于“中国古代哲学”，甚至把“中国古代哲学”等同于“儒家哲学”的做法相区别，本书作者主张用“中国古代哲学”一词来取代这些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以正视听。

[2]孔子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是社会地位。他将普通劳动者称为“小人”，将普通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称为“鄙事”。据《论语•子罕》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见《诸子集成》第1卷，中华书局1954年版，《论语正义》第177页。）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孔子贫且贱。”（见司马迁：《史记》第6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