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南朝太学，学者们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一、南朝有太学；二、南朝无太学；三、南朝时只有陈朝有太学；四、“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首先，不能由《建康实录》的记载，得出太学并入国子学的结论。相反，《建康实录》的记载明确显示，国子学与太学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其次，南朝有关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足以证实太学的存在。再次，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官学的首选。宋、齐、梁、陈四朝顺利接替前朝政权的同时，承袭了太学机构并继续开办下去，几乎不存在停办与重开的问题，所以史书没有南朝太学废立的有关记载。
关键词：南朝 太学 有无 建立时间
对于南朝太学，学者们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致。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柳诒征、王建军与施光明等先生认为南朝存在太学[1]。二、吕思勉先生提出：“南朝皆无太学”[2]。阎步克先生持同样意见，并对此作了细密考证。[3]高慧斌先生赞成阎先生的观点。[4]最近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也主张南朝“只有国子学没有太学”，不但仅讲述南朝国子学，对宋、齐、梁三朝的太学只字未提，而且将陈朝的太学视为国子学，作为国子学来讲述。[5]三、杨荣春、毛礼锐与卜宪群等先生则认为，南朝的宋、齐、梁三朝都没有太学，只有陈朝才有。[6]四、张连生先生则提出：“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国学……是太学内部的一个教学单位。”[7]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萧梁的“太学博士业已成为起家官，只是在朝廷产生礼制问题时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际的教授。虽然有‘二学五馆’之说，但是，不存在太学的建筑物。”[8]即学者们大多否认萧梁存在太学机构。南朝太学的有无，不仅关系到对当时教育状况的认识，而且涉及对有关史料的正确诠释。故讨论萧梁教育制度，首先需要对南朝太学的有无予以考证，同时对以上观点予以辨析。
一、对《建康实录》史料的辨析
学者们认为南朝无太学，源于对《建康实录》以下记载的理解。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该书自注说：“案，《舆地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礼。初，显宗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阳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江左无两学，及武帝置国学[①]，并入于今处也。”[9]据此，阎步克先生说：“《舆地志》为梁人顾野王所作，其言自然相当可信。……‘江左无两学’之‘两’谓两存、两立，句谓江左不同于中朝，国学太学不两存。……自孝武帝太元十年置国学始，旧太学便并入了太庙之南的国学，太学又不复存在了。”[10]李俊霞先生也说：“据《舆地志》的说法，‘江左无两学’，孝武帝建立国子学后，太学与国学即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东晋后期，国子学与太学并列的官学体制已经不存在。……到了南朝，仍然延续东晋的建制，只有国子学没有太学”。[11]这些见解似乎都难以成立。下文就通过对以上所引《建康实录》自注的校勘与考释，对以上观点予以辨析。
首先，上引《建康实录》的自注并非全部出自《舆地志》。这需要从区分东晋南朝和唐朝的两个江宁县入手，对该史料予以校勘。“《图经》：江宁，县名，元帝初过江，永嘉中置之，在今县城南七十里，南临浦水。”[12]这是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宁县。“楚金陵邑，秦为秣陵。吴名建业，宋为建康。……（贞观）九年（635），改为江宁县。至德二年（757）二月置江宁郡。……上元二年，复为上元县”。[13]这是唐朝时期的江宁县，即东晋南朝的建康县。东晋南朝的江宁县在建康之南七十里。政府绝不会将国子学建在当时的“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建康实录》的成书年代不晚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14]吕思勉先生明确指出：“古人率以当时地名述古事。”[15]因此，《建康实录》注释中的“江宁县”是指唐朝的江宁县即东晋南朝的建康县，而绝不是指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宁县。东晋成帝后的御街与南朝御街相一致，顾野王不应该称其为“古御街”。这都足以说明，“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是许嵩语，而非顾野王语；也就是说，它应为《建康实录》的正文，而不是注释。许嵩“生活在唐玄宗、肃宗之时”。[16]“加助教理礼”的“理”，显然是避唐高宗李治讳。顾野王生活的时代丹阳郡城仍在沿用，并未废弃，他不应说“废丹阳郡城东”。《建康实录》卷七，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在今县城东南七里，丹阳城东南，今地犹名‘故学’。”[17]这与上文所引卷九关于太学位置的行文如出一辙。这都足以说明，“二博士省”之下，也为许嵩语，而不是顾野王语。因此，“案，《舆地志》”被后人误植，其位置应在“西有夫子堂”前，该书内容至“二博士省”止。[②]《建康实录》卷七许嵩所言“今地犹名‘故学’”，与卷九的“其地犹名故学”，完全一致。这说明到许嵩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为“故学”，而不是顾野王在世的时候被称为“故学”。学者认为：“至梁顾野王作《舆地志》时，晋成帝所立之太学早已成为废址。”[18]这一见解似乎不能成立。
其次，东晋国子学在建康城（即唐朝江宁县城）东南二里一百步，而太学在建康城（即唐朝江宁县城）东南七里，前者在秦淮水西，后者在秦淮水南，二者分立两处，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显然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太学并没有并入国子学。如前所述，“江左无两学”不是顾野王语，而是许嵩语，它是说东晋孝武帝之前只有太学一所学校，没有国子学。“并入于今处”的意思是——太元十年国子学建立后，它的位置直至江左政权结束没有变动，太学的位置也没有变更，所以许嵩见到的二学遗迹仍在东晋原址。齐初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崔祖思上启陈政事说：“宜太庙之南，弘修文序”。[19]“文序”指代国子学，这是东晋国子学与南朝国子学位置相同、都在太庙之南的明证。因此，南朝国子学和太学的位置仅是与东晋相同，仍然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太学并没有并入国子学。
再次，有学者说：“在新国学中，只有一‘诸生中省’，并不见国子生、太学生二省；只有为二国子博士而设的‘二博士省’，并不见太学博士之省。……足见自晋孝武帝后，江左便无与国学分立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具有生员校舍的太学了。”[20]因为国子博士为二人，而称为“二博士省”，这样的命名方式颇为可疑。“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孝武太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21]刘宋、萧齐与萧梁“国子博士二人”。[22]晋朝国子助教人数的变化，史书有明确记载，而国子博士没有人数增加的记载，说明国子博士一直为一人。而东晋南朝都设有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因此，“二博士省” 不是指二国子博士省，而是指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省。正如柳诒征先生所说：“博士有所谓太学博士、国子博士，故博士分为二省。”[23]同样道理，“诸生中省”的“诸生”包括国子生与太学生。东晋太元十年国子学建立之前，刘宋与萧齐在国子学未开办或停办期间，诸生中省无疑负责管理太学生；在国子学与太学都开办时，就管理国子生与太学生。如果它仅负责管理国子生，那么宋齐的大部分时间国子学未开办期间，它岂不是无所事事了吗？东晋国子学建立之前，太学生由什么部门管理呢？吕思勉先生说：“《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学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国学。盖至是二学并置。”[24]王建军先生也说：至此“二学并置”。[25]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总之，不能由上引《建康实录》自注的记载，得出东晋孝武帝以后太学并入国子学，南朝没有太学的结论。相反，《建康实录》自注的记载明确显示，太学与国子学分立两处，并未合并，仍是两所各自独自的学校。
二、南朝存在太学的史料证据
刘宋时期存在太学，有关证据最少，但仍有迹可寻。“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巾夹】帐，……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26]刘宋关于太学生冠服的制度规定，是刘宋存在太学与太学生的明证。
萧齐不仅有太学生的记载，而且有太学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录。关于太学生的史料就有三条。周颙“转国子博士，领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27]《南史》卷二一《王融传》记载有太学生魏准、虞羲、丘国宾三人；同书卷五九《王僧孺传》，除记载有太学生虞羲、丘国宾外，还记载有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等四人。但阎步克先生考证后指出：“以上数人实际都是国子生。……是如太学无生，则国学生不妨称太学生，甚至国学亦不妨称太学。”[28]这一见解似乎不妥。萧齐领国子助教曹文思在上表中说：“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293）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29]西晋政府为了区分士人身份的高低，特在太学之外建立了国子学，二者成为区别贵贱士庶的重要标志。南朝社会“士庶天隔”，身份区分比西晋更严格。故国子学与太学仍然是两所区分贵贱的学校，国子生不宜称太学生，国学也不可能称太学。那样无疑贬低了高门士族的门第，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他们难以容忍的。萧齐时期国子生诸葛勖、孔琇之、徐勉、丘仲孚等的有关记载，也说明太学生与国子生是迥然有别的两种学生，国子生并不能称为太学生。萧齐还有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江革“十六岁丧母，以孝闻。服阕，与（弟）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普通六年（525），江革随豫章王萧综北伐被俘，对北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说自己“行年六十”。[30]有学者说：“江氏兄弟‘俱诣太学’，所补却为‘国子生’，据此即可断定，此处之‘太学’必为国学。”[31]这一论断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当时的三年之丧为27个月。[32]据以上记载可知，江革入太学不晚于永明二年（484）。齐高帝“建元四年（482）正月，诏立国学，……（三月）高祖崩，乃止。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其年秋中悉集。” [33]齐高帝诏立国学，因随即驾崩而未果。永明三年秋萧齐才开办国子学。江革入太学的时候，国子学显然尚未开办。因此，上引史料的正确理解是——江氏兄弟先进入太学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国子学开办，才被选拔“补国子生”；学成之后，“举高第”；而不是进入太学的同时“补国子生”。我们不会将“补国子生”与“举高第”作为同时发生的事情，同样也不宜将“诣太学”与“补国子生”作为同时发生的事情。即不能依据这条史料得出国学可以称为太学的结论，相反，它是太学与国子学同时存在的有力证据。许懋“（年）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34]萧齐关于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足以证明太学的存在。
萧梁也有太学生及其在太学受业的记载。“徐之才，丹阳人也。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左所称。之才……年十三，召为太学生，粗通《礼》、《易》。”[35]其墓志记载：“字士茂，东莞姑幕人。……大父文伯，梁散骑常侍。……多能多艺，举世知名。考雄，不幸早卒，终于员外散骑侍郎。……（之才年）十三召为太学生，受业于博士缪昭、后庆。……武平三年（572）岁次壬辰六月辛未朔四日甲戌，遘疾薨于清风里第，春秋六十八。”[36]史书和墓志都有徐之才为太学生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由徐之才的卒年推算，他入太学在天监十六年（517）。《南史》记载有医学世家“东海徐文伯”，文伯之父道生，在刘宋时“位兰陵太守”；文伯在刘宋时“除鄱阳王常侍”；文伯之子雄，“位奉朝请”。[37]刘宋时期的姑幕县隶属南徐州的南东莞郡。关于徐文伯的籍贯与家世的记载，非常混乱。笔者认为，他的籍贯应从墓志，其父祖官位应从《南史》。由《南史》可知，徐文伯祖孙五代皆精于医术，与《北齐书》的“以医术为江左所称”相一致。墓志讳言徐之才家族以医术著称，而含糊其辞地说徐文伯“多能多艺”。由徐之才的父祖官位推测，他应该属于下层士族。萧梁的教育体制泾渭分明——国子学教育贵族与上层士族子弟，五馆生培养“寒门俊才”，太学则是以下层士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徐之才的身份与之吻合。萧梁也有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纪少瑜“年十九，始游太学，备探六经，博士东海鲍皦雅相钦悦。时皦有疾，请少瑜代讲。”[38]到洽在天监“九年（510），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39]有学者说：“梁天监四年建五馆，天监七年建国学，天监九年国学成，其间未闻别建太学事，故‘《太学碑》’实为国学新成而撰。是又南朝国学可称太学之证。”[40]萧梁国子学天监元年已经开办，并非始建于天监七年，更不是九年建成。[41]因此，将《太学碑》释为《国学碑》的理据不足。相反，它是萧梁存在太学的有力佐证。萧梁时，“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42]杜之伟与岑之敬曾兼任和担任“太学限内博士”[43]。萧梁如果不存在太学，那么太学限外博士的设置，就令人费解了。因此，太学限外博士的出现，是萧梁存在太学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陈代有关太学的史料更多。太学实体、太学生以及内部的教学活动，都有明确记载。太建三年（571）“秋八月辛丑，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赍帛各有差。”[44]太子赏赐的官员除二傅、祭酒外，还包括太学博士，是奖励他们的教授工作。太子陈胤在“至德三年（580），躬出太学讲《孝经》。讲毕，又释奠于先圣先师，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宴。”[45]陈胤在太学设宴，所以参加者只有太学生，而没有国子生。太建“十一年（579）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徐）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46]有学者说：“陈太建三年太子释奠之‘太学’，实即国学。……陈胤讲经释奠之‘太学’，以及学中之‘太学生’，亦应视为国学及国子生。”[47]还有学者提出：“虽然有关陈代的资料中出现过‘太学’这一称谓，但因陈代设学继承梁制，因此陈代的‘太学’其实质与南朝前几代的国子学是一样的”；因而在“陈代的国子学”标题下，引用的多是太学的史料。[48]笔者认为，将陈代的太学视同国子学似乎不妥，因为陈代在太学之外，另有国子学存在。张讥在“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49]在太建十年，陈伯固“为国子祭酒，……为政严苛，国学有堕游不修习者，重加槚楚，生徒惧焉，由是学业颇进。”[50]沈德威在“天嘉元年（560），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51]由前文的“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可知，沈德威“自学还私室”的“学”，显然包括太学与国子学。这都证明陈朝既存在国子学，也存在太学。南朝的国子学与太学是用来区别贵贱士庶的，是两所迥然有别的学校，不能互相混淆，将陈代的太学视同国子学欠妥。陈代有关太学与国子学史料的同时共存，足以证实太学的实际存在。
张连生先生认为：“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国学……是太学内部的一个教学单位。”其证据是上引《建康实录》所说的国子学与太学“并入于今处”、江革与江观兄弟“俱诣太学，补国子生”。如上所述，国子学与太学分立两地，位置并不相同；“并入于今处”是说东晋孝武帝直至南朝二学的位置没有变更；江革兄弟是先入太学后补国子生，两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同时。因此，不能由此得出太学与国子学为同一所学校的结论。萧齐“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监元年（502），（何）佟之启审省置之宜，……诏旨云：‘……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52]萧梁沿袭萧齐制度，修礼局仍旧设在国子学的中门外。国子学有内、中、外三重门，足以显示它是一所独立的教学机构。如果如张先生所言，国子学“是太学内部的一个教学单位”，上述材料就不应说“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而应说“修礼局住在太学中门外”。这再次证实南朝的国子学与太学是两所各自独立的教学实体。
三、太学是南北方官学的首选
钱穆先生指出：“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53]太学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和“传世共守的制度”之一。《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54]这说明学校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由来已久。这一政策在中国古代一直被朝廷所严格贯彻执行。北魏“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55]鲜卑人拓跋珪在皇始元年（396）入主中原之初，就建立了太学。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马睿称晋王；十一月，“置史官，立太学”；太兴元年（318）三月，司马睿即皇帝位。[56]司马睿在称帝之前就建立了太学。苏峻之乱中太学毁于战火，咸康三年（337）随即重建太学。以上三个事例说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策为统治者所熟知，在东晋与北魏皆得到贯彻执行；而太学是国家官学的首选。据《晋书•载记》，前赵、后赵、前秦、后秦、成汉、北燕、南燕等政权都建有太学，而无国子学。这进一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官学的首选。有学者提出：由于北伐太学被废，“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又以中堂为太学，讲经释奠于此。……后来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57]这一见解难以成立，因为东晋时期太学基本一直存在，并没有因为北伐被停废。东晋“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58] “水南”即秦淮水之南。穆帝与孝武帝“释奠于中堂”，仅是以之为“行太学”，而不是“于中堂立太学”。由于当时太学是存在的，所以称“行太学”。
作为国子学，东晋立国68年后才建立，刘宋立国22年后建立，刘宋存在的60年期间国子学仅存在8年，萧齐国子学二立二废，23年间存在也不足10年。相形之下，太学作为两汉以来的传统学校，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北魏入主中原之始与东晋建国之初就建立太学可证。如果南朝没有太学，宋齐两朝的大部分时间在京师就没有官学了，这岂不是国将不国，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江左政权为了维护中华政权的正统地位，为了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规模和基本建制，将传统的太学作为官学建设的的首选，所以太学被江左五朝一直沿袭。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门士族子弟依靠家学，凭借门第，依据九品官人法，不仅轻而易举入仕，并且“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所以不太依赖官学。而下层士族人士和寒庶子弟，由于家境不够富裕而藏书不多或根本就没有藏书，他们需要依靠官学才能受业。这是江左国子学时开时闭而太学基本一直存在的又一个原因。
许懋“（年）十四入太学，受《毛诗》，……（中大通）四年（532），拜中庶子。是岁，卒，时年六十五。”[59]由此可知，许懋入太学在齐高帝建元三年（481），即萧道成登基的第三年。萧齐的太学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结合北魏入主中原之始和司马睿登基之前就建立太学，可以推测萧齐太学也应建立于建国之初。
萧梁太学的开办也在建国之初。何胤，“高祖践阼，诏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手敕曰：‘……以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轨物，则汩流所至，莫知其限。……’……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本欲屈卿暂出，开导后生……’”[60]这显示梁武帝登基伊始对儒学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对前代儒学“沦废”的忧虑，以及振兴儒学的迫切心情。他“弘奖”儒学的具体表现除修撰五礼外，还应包括开办国子学与太学。梁武帝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登基伊始就“耕耘雅业”[61]。又，萧梁国子学开办于天监元年。由此推测，萧梁太学也应开办于天监元年。否则，常规学校太学还没有恢复，梁武帝何必别出心裁在天监四年另外建立五馆。史实证明这一推测是可以成立的。史载：“梁武帝修建痒序，别开五馆”。[62]此处的“痒序”即包括国子学与太学。揣摩史家的语意可知，梁武帝是在建立了国子学与太学之后，才创办五馆的。这进一步证实，萧梁太学与国子学一样，都开办于天监元年。
东晋“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357），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现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63]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建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所学校，是因为“时国子学未立”[64]。萧齐初年，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崔祖思上启陈政事说：“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世不习学，民忘志义，悖竞因斯而兴，祸乱是焉而作。……宜太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65]当时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也上表建议“立学校”，齐高帝答复说：“国学之美，已敕公卿”。 [66]陈朝因为“国学久废，建元二年（480），（王）逡之先上表立学”。[67]沈不害，“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曰‘……宜其弘振礼乐，建立痒序，……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肄……’诏答曰：‘……付外详议，依事施行。’”[68]玩味以上记载可知，元嘉十五年、萧齐初年和天嘉初只是国学未立，言外之意是太学在当时已经存在，这与以上所述东晋孝武帝以前的状况相类似。崔祖思提议恢复国学、开办武校，唯独没有提到太学；王逡之与沈不害都仅建议立国学，刘善明的“立学校”，齐高帝萧道成理解为是建立国子学，他们都只字未提太学，究其原因就在于太学已经存在。司马睿登基之前建立太学，萧齐和萧梁的太学都开办于建国初，由此可以推测，刘宋与陈朝时期太学，也应开办于建国伊始。更准确地说，宋、齐、梁、陈四朝顺利接替前朝政权的同时，继承了太学机构并继续开办下去，几乎不存在停办与重开的问题。即东晋建立的太学历经整个南朝，除刘骏与萧衍两次围攻建康、侯景之乱等内乱暂时停办外，基本一直被沿袭。
综上所述，东晋孝武帝时期太学与国学分立两地，并未合并。南朝有关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足以证实当时太学的存在。东晋南朝时期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国家官学的首选，基本一直存在。宋、齐、梁、陈四朝，都是通过“禅让”的和平方式建立的，新朝顺利接管前朝的太学并继续开办下去，基本不存在废立的问题，故史书从未记载南朝太学的废立。
参考文献
[1]柳诒征：《南朝太学考》，《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422页。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施光明：《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若干变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2]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3页。
[3]阎步克：《南朝“太学”考》，《文史》第33辑，后收入《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82页；《南朝“二学”考》，《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203页。
[4] 高慧斌：《南朝中央官学探微》，《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5] [11] [48]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371；363—366；366—367、370—371页。
[6] 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82页。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23页。卜宪群、张南：《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0、61—62页。
[7] 张连生：《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8] 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0页。
[9] [17] [唐]许嵩撰，孟昭庚等点校：《建康实录》卷9《烈宗孝武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141页。
[10] [18] [20] [28] [31] [40] [47]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00—201、201、201、201、202、202、201—202页。
[12] [16] [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五《中宗元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校点说明”第6页。
[13]《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
[14] 吴金华：《〈建康实录〉十二题（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5] 吕思勉述，黄永年记：《吕思勉文史四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页。
[19]《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21]《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22]《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23] 柳诒征：《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第371页。
[24]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5页。
[25] 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第69页。
[26]《宋书》卷一八《礼志五》。
[27]《南史》卷三四《周颙传》。
[29] [33]《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30]《梁书》卷三六《江革传》。
[32]《宋书》卷一五《礼志二》
[34] [59]《梁书》卷四〇《许懋传》。
[35]《北齐书》卷三三《徐之才传》。
[36]《齐故太子大师侍中特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都督兖青徐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录尚书事司徒池阳县开国伯安定显开国子西阳王徐（之才）君志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458页。
[37]《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徐文伯传》。
[38]《南史》卷七二《纪少瑜传》。
[39]《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41]杨恩玉：《萧梁国子学与太学考辨》，《理论学刊》2014年第5期。
[42]《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43]《陈书》卷三四《杜之伟传、岑之敬传》。
[44]《陈书》卷五《宣帝纪》。
[45]《陈书》卷二八《吴兴王胤传》。
[46]《陈书》卷三四《徐伯阳传》。
[49]《陈书》卷三三《张讥传》。
[50]《陈书》卷三六《新安王陈伯固传》。
[51]《陈书》卷三三《郑灼传附沈德威传》。
[52]《梁书》卷二五《徐勉传》。
[53]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5页。
[54]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55]《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
[56]《晋书》卷六《元帝纪》。
[57] 宪群、张南：《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第28页。
[58] [63]《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60]《梁书》卷五一《何点传附弟胤传》。
[61]《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62]《陈书》卷二四《袁宪传》。
[64]《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
[65]《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66]《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
[67]《南齐书》卷五二《王逡之传》。
[68]《陈书》卷三三《沈不害传》。
[①]按，阎步克先生认为：“‘及武帝置国学’之‘及’乃‘孝武帝’之‘孝’误字。”（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00页。）张连生先生认为，“武帝”前脱“孝”字。（张连生：《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总之，“武帝”应为“孝武帝”，指东晋孝武帝。
[②] 以上对《建康实录》注释的校勘与考释，笔者得到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的点拨、指导。笔者对张先生的不吝赐教，谨致诚挚谢忱。按，学者们一般都误认为这条注释全部出自顾野王的《舆地志》，见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孟昭庚等点校《建康实录》、顾恒一等辑注《〈舆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202页）。
Research and Discrimination to the Southern Imperial College
YANG En-yu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dong Jinan 250002)
Abstract: For the Southern Imperial College, the scholars have the following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 the Southern dynasty there is Imperial College; second, Southern dynasty there isn’t Imperial College; third, only Chen Dynasty there is Imperial College in Southern dynasty; fourth, "Southern dynasty 'Imperial College' and 'Noble College' are two name of one school, actually refers to the same school. The first view is desirable. Firstly, we can not conclude Imperial College' merging into 'Noble College on Jiankang Record. In contrast, Jiankang Record’s record clearly shows that Imperial College and Noble College are away from four miles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 steps, are two separate schools. Secondly, the records about students and the entity of Southern Imperial College and its internal teaching activities enough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Again,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a primary task of nation-building in ancient
Key words: the Southern Dynasty; Imperial College: Yes or No; Time of Establishment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