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海洋文明的主要特点是活力强劲。齐鲁大地过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是我国海洋战略的首个试点区，能不能在未来实现超越和升华，关键是能否塑造出一种既传承东方文明优势、又吸收了西方文明之精华的新型海洋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齐鲁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大河文明，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心理也是防守型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在多年的文明进化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
齐鲁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千百年来,这一区域与中国其他依河而居的地域一样，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农业非常发达。这种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由于受土地的束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稳定，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因此逐渐形成了农耕文明式的好静、稳定、封闭、自强、固执、重群体等文化特性。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因此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长城曾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但一旦入侵的游牧势力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了心理方面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外族侵略的心理“堤防”。渐渐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便铸就了象征长城精神的防御思想，其特点是：求稳怕乱，不思变革；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崇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道,不冒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官山海”式的东方海洋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的依附和补充，因为它忽略了海洋本身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开放性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若干次海洋文明的兴起，但是，在农耕文明的强大影响下，东方的海洋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东西方海洋文明存在的经济文化基调不一样。纵观中华历代海洋文明发展史的底色，其基本的基调和特征是“以海为田”，“兴渔盐之利”的农业型经济文化为基调，即不是把海当作对外交往的桥梁，而是作为中国人取得“渔盐之利”的蓝色国土。换言之，是把海洋看成是陆地农田的延伸或补充，着重强调海洋本身的农业价值，而忽略了海洋本身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开放性。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华历代所谓的海洋文明仍然是一种农业文明。
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时山东沿海的齐国所采用的、由齐相管仲提出的“官山海”国策,即靠海吃海，由国家组织大力发展渔业和盐业。这一政策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地。战国时韩非子认为“历心于山海者而国家富”，都是以“渔盐之利”为开发海洋的目的。这种“靠海吃海”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农耕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而西方的海洋文明是以商业型经济文化为基调，他们“以海为途”，把海洋看做进行开辟世界市场、进行世界商贸活动和探索与认识世界的大舞台。
其次，东西方两种不同经济文化基调下的海洋文明，其本质特征存在着不同。
东方海洋文明表现出的是“自给性”，而西方表现出的是商业性。中国古代渔业生产的目的首先是自我需要的满足，能投入交换的不多，即使有，也只是与不从事渔业生产的本民族本地区的人进行交换。所以，中国古代航海者的渔业活动，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具有很强的“自给性”特色。这与地中海航海民族那种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流通性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两种不同海洋文明在当时社会所处的地位不同。东方的海洋文明在当时社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一种补充，而西方的海洋文明在其当时社会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农业发达,仅仅视渔业为农业的“副业”。即使是统治者提倡“渔盐之利”，着眼的也是补充农业之不足。秦汉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政体，历代王朝都沿着秦汉设计的政治模式，把大陆文明的因素整和的强大而有序，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大陆文明为主流的文化类型。而海洋文明虽没有被禁绝，甚至某些时代还有较大的发展，但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文化状态。这和地中海海洋民族较早地摆脱农业的束缚，以发展海上贸易为独立的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别。
两种不同海洋文明对海洋的态度和文化特质不同，东方海洋文明对海洋是消极的,封闭的、具有和平防守性。而西方对海洋是积极的,是开放的，具有半商半匪的掠夺性和殖民侵略的进攻性，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中国人从未背弃过海洋，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海洋的呢?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认为“海”字,从水从晦。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所谓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人张华《博物志》也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大海与苦难、凶险和荒蛮联系在一起，如把沉重的灾难称之为苦海，把北方西伯利亚荒凉不毛之地称之为北海，把茫茫沙漠称之为瀚海，等等。中国古代曾有“君乘而王,则海夷”的说法，意思说有了君子、好人做君主，海洋就不会泛滥成灾。中国古人把海洋等同于灾难所在，所谓“海夷不扬波”，即大海不起波浪、风平浪静就是天下清平的象征。成语中的“海宴河静”，更是把平静的海洋与不泛滥的黄河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条件。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观念中，对水的崇拜之情相当浓重，但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大江大河。这种河享有独特地位而轻视海洋的倾向，完全出于人们的功利目的——对华夏民族来说,大海所能给予的恩惠远远小于江河；与此同时,古人对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于对这种自然力的畏惧。可以说，对海洋的畏惧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之中的。
东西方两种不同海洋文明发展进步推动方式和推动力不同。西方海洋文明进步的推动方式是商业贸易和殖民掠夺，推动力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东方海洋文明进步的推动方式是农耕作业在海洋延续，是向外展示其财富，推动力核心是实现帝王的某一政治目的和统治者的奢侈享受，是非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是不可持续的。秦始皇时代从山东沿海东渡日本的徐福,堪称中国古代远洋航行活动中的光辉序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福远航的目的却源于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就决定了徐福的东渡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航行，而是一次特殊的、目的荒诞的航行。同时，徐福东渡还带有“叛逃”的性质，目的是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暴政。可以说，徐福的东渡是在秦高压下的冒险行动，反映了一种非主流的文化倾向。虽然徐福一行最后定居日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文明的作用，但其影响主要局限于日本。中国的远洋航行业是以徐福东渡这一逆反性行动为起点的，其后果非但没有促进中国航海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后来官方对远洋活动的严格控制,使之更加偏离了商业和贸易的轨道。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历史偏爱中国人，让郑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大河—陆地文化的束缚，彻底走向海洋,甚至从事殖民活动，加快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换言之，中国人没有完成地理大发现是历史的必然。
总的来说，由于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先民一开始就没有超越土地的限制而走向大海。“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农耕生产方式而生成的中华传统文明是典型的“河流——大陆型”文化，而海洋文明仅仅是大陆文化的依附和补充。
新的思想、观念正在不断形成，过于完善的齐鲁文化能否做到与时俱进，再一次展现其生命活力，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大河文明与以地中海文明为标志的西方海洋文明尽管存在差异，但也是一种互动的和互相借鉴的关系，在整体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海洋文明的主要特点是活力强劲。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是属于海洋的，还是属于内陆的，其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还是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最终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和文明基调。
齐鲁文化是农耕经济文明时代对人类精神的成功塑造，其之所以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代表，使中华民族几千年傲立于世界东方，根源在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社会、自然环境等条件下，有与之相匹配的农耕经济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存在。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礼制文化，其文化的实效是为社会的治理、人的思想行为做出指导，因此它无形中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任何外来的新的思想和文化都很难撼动其主导地位。而海洋文明是一种生存文明,其文明的实效是强调个体的生存发展，约束和墨守成规是其无法接受的，挑战和接受挑战才是推动其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数次海洋文化的兴起之所以昙花一现，其根源在于：首先，它是一种农耕文明化了的海洋文化；其次，中国当时的地理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合西方式的海洋文化发展。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化要么给农耕文明同化，要么慢慢消失。然而当今世界,高度的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成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商品交换、信息交流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交流替代了封闭，融合代替了隔离，具有开拓、开放、多元、多变等新时代特征的海洋文明正成为人类社会文明演变的大趋势。新的思想、观念正在不断形成,过于完善的齐鲁文化能否做到与时俱进，再一次展现其生命活力，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完美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封闭和保守。勤劳智慧的齐鲁人是要保持齐鲁文化一种完美的残缺，还是一种残缺的美,这考验着齐鲁人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智慧。齐鲁大地过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是我国海洋战略的首个试点区。山东乃至中国的海洋战略能否成功，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的复兴，在这一次人类文明的大演变中,能不能够塑造出一种既传承东方文明的优势、又吸收了西方文明之精华的新型海洋文化，或许是一个关键。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