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布以来，以省级社科院为代表的各地方社科院积极按照“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的精神，调整定位，贴近地方实际，贴近应用对策研究，在向智库转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经验，但也面临着一些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我们认为，地方社科院要成功实现向现代智库的转型，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即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科研队伍与管理队伍的关系、研究成果与宣传推广的关系。
一、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
地方社科院要自觉执行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新型智库理念，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目前，从一些地方社科院对应用研究的态度来看，主要体现为“两冷”、“两热”：即“上面热，下面冷”，“应用所热，理论所冷”。
所谓“上面热，下面冷”，是指地方社科院领导层对社科院的转型积极主动，充满热情，而部分科研人员却消极被动，甚至悲观失望。不少人认为，社科院是学术研究部门，其优势在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而不是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
所谓“应用所热，理论所冷”，是指地方社科院向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智库的转型，在不同的研究所（室、中心等）那里遇到了不同的态度。与现实联系较为密切、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各研究所，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人口、文化、财政金融等，对于转型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作为地方社科院，所谓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定位就应体现在研究成果能够影响决策，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所，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则相对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认为社科院是做“学问”的地方，其优势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分析，而不是具体的情况研判；评价地方社科院地位的标准应该是其学术地位，而不是影响党政决策的程度；人文学科与现实没有太多联系，如果过于强调应用对策研究，对人文学科来说是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即便勉强做一些应用对策研究，由于其内容往往不是社会的热点，也不是党政部门工作的重点，因而也难以得到领导的重视。与其如此费力不讨好，不如老老实实坐自己的冷板凳，扎扎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学问”。甚至在一部分研究人员眼里，提对策建议很容易，而真正做出“学问”却很难，因而对应用对策研究本能上有一种抵触甚至反感心理。
由于思想观念不适应新型智库建设的需要，造成地方社科院在科研选题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过去偏重纯理论研究的模式。社科院研究人员不实行坐班制，平时干什么别人基本无从知晓，习惯当散兵游勇，单兵作战，可以说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而且，单位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又没有硬性规定，致使许多研究人员在选择课题时，多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至于其研究的问题是否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是否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有所帮助，则无关紧要。在做应用对策研究时，也多是就事论事，缺乏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书斋式的生活，使得许多研究人员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而不是深入实际，从社会现实中发现和分析问题，确定研究选题。
我们认为，地方社科院要成功实现向新型智库的转型，就必须脱离偏重纯理论研究的窠臼，根据社科院的智库定位和目标，把研究的重点领域转到应用对策研究上来，这是实现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成功转型的根本保证。理论的生命与价值在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理论的命题源自实践，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理论成果真伪的检验手段也在于实践。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就是要把目光瞄准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党委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为其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使地方社科院真正成为党委政府、社会和企业“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思想库”、“智囊团”。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长期以来偏重基础研究的格局，撤除或合并一些基础研究机构，把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向应用研究大力倾斜，在课题立项、经费配套、职称评定、成果评价标准等方面突出应用对策研究的特色，调动科研人员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应用对策研究的开展。
就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并不是不要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因为任何有价值的应用对策研究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修养基础之上的，应用对策研究的创新，其前提必定是理论的创新。也就是说，就个人而言，基础研究是一个理论储备问题，每个专业人员都必须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应用研究是一个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算是一个合格、称职的智库研究人员。没有理论储备，应用研究就很难有深度、上层次；而没有应用研究，理论创新也缺乏源泉和动力。目前一些科研人员之所以对地方社科院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智库定位有抵触情绪，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认为强调应用对策研究，就是完全不需要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了，从而担心应用对策研究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科研队伍与管理队伍的关系
作为全民事业单位，地方社科院在用人机制上基本沿用的是国家机关的模式，其编制完全由国家劳动人事部门控制，工资由国家财政拨付。特别是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地方社科院普遍实行了“定岗定编”，不仅是职工数量，而且行政人员与研究人员比例以及工勤和研究人员中高、中、低级岗位人员的比例，都是由地方人事部门决定的。可以说，地方社科院在用人上基本没有自主权。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才队伍结构，与地方社科院向智库新型的要求极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管理人员比例过高。地方社科院作为全民事业单位，在人员配置上有其类似于政府机关的地方。虽然是学术研究机构，仍然配备有大量的行政人员，拥有党办、院办、人事、行政、财务、纪检、外事、机关党委、工会、离退休干部处、妇委会等行政机构，可以说政府机关所有的行政部门，它一个也不少，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在地方社科院照样存在。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人员，占用了地方社科院宝贵的人员编制，这也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在地方社科院迟迟不能推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加不适应的是，在庞大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少有懂得科研规律、尤其是懂得现代智库规律，能够在资金筹集、课题联络、成果发布、观点推销等方面助推智库发展的管理专家。
二是研究人员学科结构不合理。地方社科院长期按文科大学模式办院形成的学科结构的特点，是大而全、小而全，研究人员基本都是文科背景，且偏重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不仅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研究人才缺乏，更缺乏具有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统计学等方面学术背景的研究人才。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越来越与自然科学相融合。尤其是向新型智库的转型，要求地方社科院把应用对策研究作为研究重点，要求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
三是缺乏高素质的智库人才。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地方社科院要建成一流智库，所主要依靠的当然是高素质人才，是一流的智库专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学术理论研究，地方社科院目前普遍缺乏熟悉国家有关经济社会政策，了解省情国情，擅长应用对策性研究的高素质智库型人才。通过科研实践自己培养人才，当然是提高社科院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为了加速向新型智库的转型，迫切需要引进一批这样的专家。然而，作为依靠财政拨款维持的事业单位，地方社科院本身缺乏创收能力，国家和地方又没有提供专门的人才引进资金，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争取人才、引进高层次专家方面，与高校、企业无法形成平等的竞争，难以引进高素质人才。
地方社科院要成功实现转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必须拥有一支既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现实调查分析能力的优秀的智库型人才队伍，在用人方面确立智库人才第一的原则。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优化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结构。建设新型智库，关键是要有一支杰出的科研人才队伍。这就要求地方社科院的人才队伍建设要以科研人员为中心，一切工作要以科研为中心。因此，地方社科院应尽量在能够自主决定的范围内，将有业务职称、有较强研究能力的行政人员充实到科研队伍中来，同时将那些不适合科研的科研人员调离现有岗位。全面推行聘用制，实行岗位管理，建立规范的岗位竞争和任期考核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由于财力不足等原因，地方社科院无法在引进高素质人才方面与高校、企业等形成有效竞争，因此，地方社科院要把人才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培养和挖掘现有人才上，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和省情市情专家，尤其是着力创新机制，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在具体方法上，除了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定期进行具体的科研培训、组织引导其参与重大课题的研究、鼓励其在职攻读高级学位外，还可通过组织青年科研人员就某一问题进行集体调研、帮助其制订个人“学术发展规划”等方式，培养造就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政治水平高、业务素质好、开拓创新意识强的青年科研骨干。
三是要努力引进高端人才，同时充分发挥现有高端人才的作用。虽然地方社科院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不占优势，但仍要挖掘潜力，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要充分发挥本院现有省级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学术带头人”、“首席专家”等高端人才的作用，使其得到应有的待遇，这对吸引外部高端人才也可起到示范作用。应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实行科研经费向重大课题倾斜、向优秀科研成果倾斜、向高端科研人才倾斜的政策，充分尊重学术自由，从多方面营造高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
四是努力提高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端正学风。地方社科院在优化人才队伍时，应注意克服管理松散的弱点，利用多种形式提高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民主求实、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原则；努力塑造、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三、研究成果与宣传推广的关系
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取得则直接取决于对其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过去多年来，地方社科院都是以“务虚”、“唯书”为特征的纯学术研究为主，是在与社会相当隔绝的“象牙塔”内“格物致知”，而不是面向社会“经世致用”。其传统的成果发布形式，主要是出版学术著作、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和完成研究报告，而不善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成果发布会等现代传播手段，向社会介绍自己的成果。由于学术出版物普遍发行量较少，其影响力自然大大折扣。特别是研究报告类成果，往往是通过鉴定即视为结题，影响范围只有课题组成员和鉴定委员会成员少数几个人，其影响力几乎等于零。
笔者以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巩固和拓宽传统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大成果宣传推广力度。首先，要打通应用对策研究的通道，建立完善定期向领导和领导机关呈报成果制度，让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研究报告能够迅速、直接进入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视野。第二，应实行开门办院，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其他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科研基地、调研基地建设，更多聘任能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实际帮助的院外特约研究员，构建社会化平台， 扩大地方社科院在政府、社会和企业界的影响。第三，继续编撰好办好高档次的学术期刊和皮书系列。要密切关注地方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热点和全社会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贴近实际，精雕细琢，使之成为新智库的一个重要学术窗口，扩大地方社科院在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拓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渠道。第四，应创新成果的宣传推广途径。如建立健全重大研究成果发布制度，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出版座谈会，组织论坛、开办讲座，在新闻媒体及各类网站刊登消息、请作者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地方社科院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平台，打造地方社科院应用对策研究的知名品牌，从而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二是要重视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要影响决策，首先要影响媒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媒体“造势”，才能使智库的观点广泛为决策者和公众所知，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对决策者形成压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决策过程的先后顺序通常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行政当局）→政策出台。 媒体不仅是智库观点的传播者，而且通过对智库观点的加工、放大，一定程度上也和智库一样，成为决策的源头。智库通过媒体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他们的观点和策略，媒体也常以智库的成果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两者相互需要，相互促进，都能借助对方扩大本身的影响，提高自身的地位。因此，西方著名智库都十分重视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正如世界著名智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雷西安所说：自我封闭在舒适的象牙塔之内乃是智库的职业风险。 因此，智库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学会并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体，对自己的研究成果 “自吹自擂”，加大成果宣传推广力度。必须认识到，智库以“我们搞研究，写东西，别人会发现的”为座右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能够将知识深度、政治影响、宣传天赋、舒适环境以及特立独行”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智库”。
智库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 现代智库的这种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传统的“学术”方面，而是体现在是否能够影响舆论、影响决策上。如果依然以“学术性”作为评价智库成果的主要标准，依然仅仅满足于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依然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忽视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则无疑会与智库的宗旨相背离。因此，智库必须高度重视对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工作，努力使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须知道，智库专家的意见能否被列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并最终被其接受，不仅仅取决于智库的能力及专家意见的质量，而且也取决于智库所有潜在的受众是否能够获取、吸收和传达这个政策构想。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各种大众传播媒体。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媒体经常和有效的宣传，不仅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还能自动地对决策者产生压力和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舆论和决策的目的。因此，智库一定要善于利用媒体向公众展示智库的建议，形成公正和正面的社会舆论导向，以无形的力量引导问题的解决。实践证明，媒体在智库和公众之间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只有借助媒体的力量，智库对社会公众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才能得到实现，决策组织才能更好地制定出有利于民众和有利于社会的有效决策。
三是要消除清高心理，主动接触媒体。在现代社会，媒体与智库是能够塑造和影响舆论的两只最大的力量。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素有“无冕之王”之称，在西方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力”，智库则经常被称为“第五权力”。 西方智库深知媒体的这种巨大作用，因此都十分重视建立和培养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他们除了创办自己的媒体之外，还普遍设立媒体关系部等专门的媒体关系机构，或是在公共关系部内设立媒体关系组，指派专人负责与媒体打交道，把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关对象。对于媒体在塑造和传播舆论、影响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方面的巨大作用，我国各类智库及其研究人员已经有所认识，并且在实际行动方面也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各种研讨会、座谈会、成果发布会等更注意邀请媒体到场，研究人员也比较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总地来看，我国智库在与媒体的关系中仍处于消极、被动地位，与媒体的积极联系不够。一方面，为了影响决策，大多数智库更愿意通过内参的方式直接向政府决策者输送研究建议，而基于报纸网络平台作为主要思想输出形式的智库还不多。另一方面，一些智库研究人员仍持有知识分子传统的“清高”心理，把“学术成果”看得颇为神秘，将其当作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似乎能读得到、读得懂的人越少，成果的价值就越高，因此对于媒体有一种本能的戒备或排斥心理，似乎其研究成果一经媒体向社会扩散，为社会公众所知，便成了不值钱的“下里巴人”。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一些机构和研究人员其实很不屑于通过现代传媒向社会推广自己的成果，并对“没有学术价值”的应用对策研究很是瞧不起。
要改变这种状况，无论是智库本身还是其研究人员，都应放弃对媒体的戒备或排斥心理，放下架子或者所谓的“清高”，主动接近媒体，对待媒体应该更积极、更接近、更“亲热”一些，努力与之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依然一味埋头“做学问”，坐等媒体上门采访。一些较大型的智库，也应该设立专门的媒体关系机构，有专人负责与媒体打交道，把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关对象。智库人员的研究成果经媒体推介后，不仅能够极大地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果，而且可以使研究人员及时获知业界动向，加强与持不同观点的智库间的交流与沟通，接受公众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辩论。能够获得媒体一致好评的政策观点，一定是浪里淘沙形成的精品。智库在通过媒体宣传自己观点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观念推广能力。
四是要应与时俱进，学习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在当今电子和网络时代，传播技术的革新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体，早已超越传统的报刊及电台电视的范畴，也超出了一般的网上发布文字信息的范畴。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在对外传播方面更加便利，也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诸如blog、podcast、webcast、itunes、Facebook、Twitter、YouTube、MicroBlog等等近年来新兴起的网络传播技术，在传播信息、塑造和影响舆论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智库如果不能掌握利用这些现代新兴媒体技术，就绝不可能达到影响舆论和决策为目的。
在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推广研究成果方面，地方社科院一直普遍偏重报刊杂志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这并没有错。因为要实现智库影响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的目标，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依然是各类新媒体所无法取代的。问题是对现代电子媒体重视利用不够。虽然各地方社科院都建有自己的网站，但许多网站内容乏味、陈旧，致使其点击量很少，难以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对于诸如blog、podcast、webcast、itunes、Facebook、Twitter、YouTube、MicroBlog等等近年来新兴起的网络传播技术，则表现得更加麻木，不仅很少利用，甚至知之甚少，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新兴传播技术的排斥心理，同时也反映了自身知识技术的老化。为加强对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地方社科院等智库必须改变这种落伍状况。首先，要转变观念，不再把新兴网络传播技术只当作是年轻的“时尚达人”的宠物，而要将其视为宣传推广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重要工具；其次，要通过培训班等形式，组织研究人员、尤其是中青年学习使用这些技术——只要认识到位，学习和利用这些技术并不难，毕竟，我们所说的是“智”库，是智商不低的知识分子；再次，应把握不同媒体、不同受众的特点，在文体、文风等方面进行改进，增强作品的可读性、通俗性、可操作性， 使研究成果更易为公众所理解、接受。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崔树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