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冯锋做客齐鲁网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于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理响中国”策划推出《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解读访谈——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特别邀请齐鲁网理论专家团成员，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读。
齐鲁网11月9日济南讯（记者 冀姣 彭飞 曹晗）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将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落细落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冯锋，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等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分析。
齐鲁网：赶上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同样有个赶上时代、增强时代性的问题。请问一下冯主任，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如何体现时代性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时代性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有什么意义？
冯锋：我的理解赶上时代就是与时俱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经谈过“赶上时代”，我们只有进行改革开放才能赶上时代。事实也证明这句话说的非常正确，正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才能赶上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处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国错过了这个时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进行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一定成就。因此，赶上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强调赶上时代的重要性。他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是我们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回想一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每次取得成功，取得重大成就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赶上时代。
赶上时代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比如，我们经常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际上就是赶上时代的问题。如果从时代化的角度来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都和时代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改革时期，都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需要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要回应时代的问题、解决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列宁，包括我们党的一些专家都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论述。他们当时所反映的理论、主张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党的建设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和时代需求，有着需要回答的不同的时代问题。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准则》中有一个关健词就是“新形势下”。新形势体现了新时代、新要求。从国际方面来理解，尽管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包括文化多元化的冲突愈演愈烈。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包括整个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这都是时代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都需要回应的问题。
齐鲁网：这种时代性，对党员干部提高自身党性修养有什么作用？
冯锋：党性修养，我认为是一个党员，一个普通党员应该有的一种符合党的理念、党的观念的一种修养。党性修养如果从内容上来讲主要是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改善，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党性修养的时代性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第二，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修养，第三，思想品德修养。第四，业务能力，包括工作能力的修养。党性修养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时期，比如说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对于党员的党性修养要求也不一样。在革命时期，需要的修养是对革命信念无比的坚定，需要的是敢于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勇气。在建设时期、改革时期，我们更需要的是像孔繁森这样，为了建设、为了改革而献身的精神。新形势下，我们要加强党性修养主要可以围绕以下几点：
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尤其要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在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里都有体现。比如，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全党上下都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第二，要加强理想信念修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理想信念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从2013年8·19讲话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会议、多次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如果缺少理想信念，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0月21号，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四个伟大远征。其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理想信念，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视。当下，打虎拍蝇的行动在持续向纵向发展，“老虎”和“苍蝇”都进去了，不管是常委还是政治局委员都进去了，他们为什么进去，为什么倒下？就是因为得了“软骨病”，精神缺钙，抵御不住诱惑。目前来看，坚定理想信念刻不容缓，这是时代需求。第二点在《准则》中也有体现，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首要任务。
第三，要加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尤其是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包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四个意识”。这四个意识中，前两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党的文件里经常出现，但是后两个意识今年以来才成为政治热词。为什么强调这两个意识？我觉得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当前我们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改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的期限已经近在咫尺。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任务很艰巨。现在党处于的时期，比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有一个核心，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十八届六中全会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领导我们在治国、治党、治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我们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国家安全工作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队锐意改革，重新划分军区，中国在世界上的军力有了新的提高。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一系列大的成就。这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也有体现。比如全会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向党中央看齐，要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第四，要加强思想品德修养以及业务能力修养。共产党员不仅在理想信念、理论素养上要高于普通群众，工作能力、业务能力也应该在群众中是佼佼者，做好群众的表率。我们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工作能力、业务能力。这样才能称得上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由此可见，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对提高党性认识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党员干部只有学好、用好、实践好这个准则，才能当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当好人民群众的领路人。
齐鲁网：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关键在党，这一点我们也是有着深刻的感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您认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修订，对增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什么作用？
冯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次全会，从全会公报来看又加了两句话，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觉得这是亮点，抓住了要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大家都知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但要害是党要管好党，要从严治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如果自己管理不好自己，党内出现混乱，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如果不从严治党，党内出现腐败现象，党就不能长期执政下去。回顾历史，不管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党都是人民群众的选择，都是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核心。事实反复证明，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关键在党。在新形势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于牢牢确立以党为领导核心。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对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一个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是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因为党领导一切。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执政党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
党的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党的制度建设理念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一个体现，以党的制度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以党的制度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制定出台，使党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现在又出台了这两个新文件，使党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随着这两个制度文件的发放和实施，党内政治生活势必会更加规范，党内民主会得到有效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更会得到彰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会早日达成。
齐鲁网：当今社会，大数据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各种管理与决策中，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十八届六中全会特别指出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请问冯主任，您认为大数据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提供了什么样的依据？
冯锋：大数据是近年来关注度非常高的热词。大数据尽管提出的时间很早，早在198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曼托夫勒曾经预言在将来社会发展中大数据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数据真正引起关注，是进入新世纪以来，2008年，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杂志《自然》曾经发布了一个大数据专刊，从那以后大数据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又沉寂了一段时间，一直进入2011年以后，著名的管理资讯公司麦肯锡发布了一个大数据，指出大数据的作用，把大数据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这时候人们真正关注到大数据的重要性。美国最先作出了响应，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推出大数据战略。2013年，大数据引起了整个欧盟、日本、韩国的重视。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2015年之前，中国一些个别省份，比如贵州、上海，在推行大数据发展战略；国家层面，2015年8月出了纲领，一直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国家正式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实现数据互联共享。我国在推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时候，已经把大数据引入国家治理和国家制度建设中。所以说大数据引入国家治理、引入决策已经是共识。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数据作为一种高端、高效的便捷工具目前已经被引用到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领域。这种应用，我将它分为自觉应用和不自觉应用。什么叫自觉应用？比如，全党都在实行领导干部信息填报制度，只要你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具备一定层次，你的个人相关信息都要如实向组织汇报，不管是你的财产状况，你的社会关系，你家人的问题都要如实汇报，而且这个汇报是动态的，每年都要更新，每年都要填写，有变化就要填写。把这些材料最终汇总到人事组织部门，汇总到纪检部门。汇总起来，一统计就是一个大数据。每年可以根据库里信息的变化得到蛛丝马迹。通过观察动态大数据库，就会发现党内生活是否规范，是否有以权谋私的行为，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应用。不自觉的应用，从研究数据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时代，万世万物都可以数据化，人的一切行为都会留下数据运行轨迹。很多事情都离不开数据的搜集、数据的分析。比如说网上购物，通过事先的数据了解，看看评价怎样、商家信誉怎样，然后再货比三家，无形当中我们就运用了大数据，互联网就是这个好处。党的建设也是如此，大数据的要旨是互联共享，不在于非要建一个大数据平台，而在于会用大数据，它是一种工具。大数据的真谛不在于你要建，而在于你要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里面离不开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有关部门会分析哪些领域、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情况，哪些情况容易被治理，哪些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肯定要做相应的调查和研究，这离不开数据的分析。所以说应用起来有的时候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应用。
齐鲁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作用，您认为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使中国共产党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什么作用？
冯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修订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在党的建设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党的一个创作，标志着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方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说明党要反腐，要从事后惩治走向事前监督、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重点先要治标，先要遏制住腐败的态势，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发布党内监督条例就是治标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监督历来是制约权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经常说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历史和现实表明，权力只要失去了监督，很可能走向腐败。
对有些手握权力的官员来讲，有的时候党性修养、道德修养这些软性约束实际上是有限的。尽管有的党员干部非常高风亮节，能够坚守住底线，但是管不住自己的家人。即使管住了家人，还有行贿的情况。所以必须要有硬性的制度性的规定，推行制度监督。比如说59岁现象，很多领导干部到了59岁，工作了一辈子，临退休前也动用自己的权力。现在腐败现象出现了新的变化，腐败干部年轻化。现在很多腐败干部都是县处级的，甚至是科级的，动辄涉案金额上亿。监督还是要靠制度监督，软性监督威力毕竟有限。所以说制度监督非常重要，要使官员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关键就是要管住他们权力的手不要伸出来，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发布党内监督条例，让党内监督有了一部体系化、系统化的条例。这势必让我们的监督工作大大提高功效，增强它的针对性，操作性和科学性。所以《条例》的颁布实施，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作风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行党内监督，就是为了让权力更规范的运行。发布这个条例，也是为了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全会精神来看，这次条例对发展民主可以说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突出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对于加强党内监督的极端重要性，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因为民主是监督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监督。如果不敢说话，监督就形同虚设。所以说党内民主是实行有效监督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党有好多优良作风，包括三大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这次全会精神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多次强调党的高级干部，现实状况是，党的高级干部腐败面还挺大，腐败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一定要坚决指出来，加强自我解剖。如果做到党内民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党的凝聚力就会提高，先进性、纯洁性就会得到彰显。
齐鲁网：我们的网友通过"理响中国"微信公众号提问，冯主任您好，在您的文章《用大数据升级政府治理能力》中，您指出：大数据使信息数据都能在一个系统平台内查询，政府行为就更容易受到监督，从而有效促使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您认为在实行党内监督方面，大数据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冯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党员干部的监督有多种分类方式。我将其分为两种：八小时以内，八小时以外，以工作时间划分。八小时以内更多的是制度监督。我想重点谈一下八小时以外。实际上，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有时候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很多腐败现象都是发生在八小时以外，都是在酒桌上、高尔夫球场、高级的私人会所，甚至在家里产生各种腐败现象。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我认为大数据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当中不缺乏数据。我们生活的所有轨迹，都会留下数据的痕迹。所以，学会了运用、分析数据，就会很好的使用这个工具。
大数据用于党内监督有很多积极作用，可以说是提高反腐的一个重要举措。举例来说，中央纪委下属一些研究部门，包括其廉政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也有自己的廉政研究中心。他们每年都会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调查老百姓对于易发高发行业人群的看法，对官方反腐的认可程度、感受程度，调查一些重点人群。在调查之后，进行数据分析，基于此得出结果。这种结果会对我们制定反腐策略提供一定的依据。除了调查研究能够运用到大数据，人民群众也能参与到监督中来，比如说网络监督。整个互联网就是个大数据平台。近年来，很多被秒杀的腐败官员实际上都是大数据的作用，比如说“表叔”、雷政富等，就是我们在运用数据的时候，不自觉发现蛛丝马迹，引起重视，开始调查。所以说，大数据的监督有时候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人民群众，包括社会各个层面的监督都能参与进来。大数据的特点是多样化、高速、价值大，大数据相比小数据而言，更能精准预测。因为它无限接近于现实的宏观的集体数据的集合，大数据注重关联性分析，小数据重视因果性分析。党员干部监督，就要用大数据监督，看其关联性，一些蛛丝马迹，一些关联性的东西，就可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嘉宾简介：
冯锋，山东莒县人，中共党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山东省廉政建设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迄今为止，已经在《东岳论丛》《党史研究与教学》《红旗文稿》《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30多篇，合著著作两部，参著著作十余部。调研报告《山东省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曾经获得山东省第24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评奖三等奖，曾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办课题两项，山东省人文科学课题一项，山东社会科学院课题多项，参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参与撰写的呈阅件、科研要报曾经获得姜异康、姜大明、刘伟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曾多次接受山东电视台、齐鲁网等省级新闻媒体采访，曾经赴日、韩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作了题为《中韩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