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元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的历史贡献毋容置疑，掠夺全球财富的“溢出功效”也日益彰显，诸如，“量化宽松”转嫁了自身危机，汇率调整洗劫了他国财富，这根源于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而引发的“金融产业转型”。事实上，“美元殖民主义战略”的全球部署，还勾连着国际资源的价格控制、美国债券的全球流通以及他国货币的发展困境，因而，人民币国际化走向中的“内忧外患”要妥善安置，特别要前瞻性地应对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对人民币的蓄意袭击。

【关键词】财富掠夺工具、金融资本垄断、人民币自主化

当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逐渐突显，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研究也日益深入。但值得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民币面临着一个颇为蹊跷的走向——“国内币值逐渐贬值但国际汇率日益升值”。由此观之，“人民币走向”在理论上需要更深刻的研究视域，在现实中需要更开阔的国际视角，唯有如此，我们方可有序的推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我们发现，美元从一国“主权货币”发展到国际“本位货币”，既源自于“二战后”唯有美元能够坚挺的支撑起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美国政府主动谋划世界经济局势的现代性后果。随后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从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遍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却向我们道出了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借助美元霸权洗劫他国财富的“奥秘”。事实上，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曾经发起的“打击日元”、“攻击英镑”以及“排挤欧元”的货币战，清晰昭示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巨大经济风险。

事实上，以华尔街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洗劫他国财富的“强权逻辑”仍在延续，美国政府干预他国金融政策的意向仍在强化。因而，考量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必须厘清美元霸权机制与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增值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性的应对一场“虽然没有硝烟但极有可能发生”的金融战。

一、作为财富掠夺工具的美元

美元登上国际本位货币的历史舞台，承载着“二战后”国际经济复苏的使命，适应了当时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性经济停滞和金融混乱形势，直接催生了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作为当时世界唯一的经济强国，美国以“马歇尔复兴计划”为平台，构建了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打造了美元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地位”，如《中国社会科学报》所归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①]依靠稳健的“经济援助”之手，美国逐渐“主导”了国际金融秩序，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的确为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对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一国主权货币”，却始终存在被集权政府为“一己私利”而滥用的危险，如美国财长沃尔克自己所坦陈：“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肥肠的寄生虫。”[②]

遗憾的是，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日益沦落为美国政府掠夺他国财富的工具。在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特殊时期，美国政府总是为了本国利益而放任“美元贬值”，从而转嫁自身的“国内危机”，完全抛弃了国际本位货币本应担当的责任，如学者程恩富所揭示：“美元霸权虽然可以降低国际交易的成本，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美国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和延续美元霸权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的。”[③]这鲜明的体现在1971年美国对“美元兑换黄金”承诺的武断拒绝。“二战”后的美国大肆进行战略扩张和“经济援助”，据统计，“从1946年到1972年，海外军费开支总额达约77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多年来国际收支逆差约800亿美元的总和。从1946年到1970年，除军事援助外，美国政府的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共达946亿美元。”全球扩张的霸权战略导致美国国内财政赤字持续加大和国际收支持续恶化，但美国政府不是通过收缩开支维持美元的全球信心和国际地位，而是单方面宣布不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于是，各国主权货币被迫宣布与美元脱钩，从而“共同承担”了美元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这也同时导致了以“双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轰然倒塌。

美联储反复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④]政策，正是美国政府通过美元贬值而“渔利”的惯性延续，如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所宣称：“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 2008年的金融风暴戳穿了了美国经济的泡沫，引发了美元债务的危机，导致了美元信心的丧失，但美国政府却玩转起了美元贬值的“货币战争”。作为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和国际债务国，美国本应缩减国内收支、甚至变卖核心资产以清偿债务，从而维护国际流通中的“美元信心”。从历史上看，“二战后”的英国就因为美国的逼债而“瓦解”英镑区并“逐渐让出”金融霸权地位，从现实中看，陷入贸易逆差区的国家就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并被迫充当美国“原材料出口和廉价劳动力提供”的基地。但美国政府却颠覆了关于国际债务的传统规则，对于自己日益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政府竟然逐渐加大包括军费在内的政府开支，拒绝贸易顺差国收购己方涉及科技、能源的核心产业（“视为战争行为”），而只允许他国购买美国国债、电影公司、闲置武器等“劣质资产”；美联储还公然打开“印钞机”去购买他国的优质资产，拒不承担保持国际本位货币稳健的责任，完全不顾及全球通货膨胀的危险，如学者孙所指出：“由于美元坚持自私的美元政策，继续大量印刷美元，世界汇市剧烈跌宕，各国央行神经高度紧张……有人甚至扬言，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货币战争一触即发。”[⑤]

更为遗憾的是，在他国经济形势向好的特定阶段，美国政府总是迎合（也可以说是“同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需要，通过调控美元“强弱”而“制造”他国的金融危机，从而达到肆意洗劫他国财富的目的。事实上，金融危机并不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偶发事件，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架构世界经济格局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动荡中华尔街垄断金融资本才有获取暴利的机会，如学者江涌所揭示，“美国正努力利用军事、科技、网络信息、金融领域的优势，放纵甚或制造一个动荡的世界，自己则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这集中表现在：其一，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1985年，美国政府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对美元快速增值，迫使日本制造业萎缩而楼市股市过热，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国际热钱“先入后出”，不仅洗劫了了日本战后30积累的巨额财富，而且引爆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再也不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其二，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诸国的“东亚奇迹”空前繁荣，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国际热钱还是“先入后出”，以泰铢为突破口先后击溃东南亚诸国的货币，不仅压低了这些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而且以低廉的价格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纳入囊中。由此可知，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通过美元“强弱”玩转国际汇率，借助“国际”经济规则攻击目标国的金融秩序，为“一己之私”制造他国经济危机，已经初步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财富掠夺机制。

二、架构世界格局的金融资本

从社会经济基础的结构调整来看，美元霸权掠夺他国财富的机制构建源自于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转型，因为华尔街银行家们继承了源自于荷兰和英国的“央格鲁——撒克逊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如马克思所揭示：“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的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通过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⑥]这集中地表现为：其一，美国国内主导产业的“金融化转型”。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产业中心由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制造业转移到东海岸的金融业和西海岸的信息业，据统计，“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华尔街金融资本模式崇尚金融、保险和证券等虚拟经济，执着于美元的“符号化”运作，沉迷于货币的“以钱生钱”之道，赚取“不劳而获”的巨额利润。华尔街模式还存在拉大国内“贫富分化”的天然缺陷，因为据“资料显示，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权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⑦]华尔街模式“吸引”全球的金融精英和顶尖人才，却“排斥”普通的就业岗位和计划；它强化了“理性经济人”的自由，却造成了广大工人的失业，这也正是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社会根源。

其二，国际主导产业结构的“泛金融转向”。通过构建以“美元符号化”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华尔街已经构筑了国际金融资本循环圈，如斯蒂格利茨所坦陈，“我们讲的是民主制，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我们这样做，是使这个经济体系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发挥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主宰我们社会生活的金融和工业利益。”在实体经济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制造的低端产品，却始终在输出价格昂贵的“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而在虚拟经济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创新出以“债务”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却“等价换回”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售低端产品获得的美元。由此可知，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华盛顿共识”为意识形态，以“金融自由化”为旗帜，以“结构化调整”为口号，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扫除了各种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如经济学家廖子光所指认，“美国生产美元，其他国家生产美元可以买的产品。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大力推进‘自由贸易’的原因之所在。”[⑧]

但究其实质，美元霸权既不是美国政府的“对外统治”，更不是美国人民的“对外专政”，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内外垄断”，如列宁所揭示，“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⑨]因为从美元本身的发行和调控来说，美联储政策决定权并不在于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美国政府”，而在于代表国际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影子政府”，如《美联储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所考证，“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的实际控制着，其中，花旗银行（由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和第一国家银行于1953年合并而成）、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大通银行、汉华银行等六家银行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⑩]如是，美元霸权政策的制定并者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代表民意”的美国白宫，美国政客们只是拥有美元货币发行权的美联储股东们所雇佣的“拙劣”演员而已，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才是制定美元霸权的“决策者”和架构世界秩序的“统治者”。由此可知，华尔街金融资本对美元霸权的不懈追逐，源自于资本本身的贪婪本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依托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力量后盾，华尔街金融资本“不惜进行战争”部署了“美元殖民主义”全球战略，如学者刘振所揭示，“当代美国建立了最全面、深入以及最快速、不间断地控制和汲取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机制和权力——金融帝国。这大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帝国（罗马帝国）或工业贸易帝国（大英帝国）。”这首先表现为通过战略资源能源控制维持着美元的国际地位。一方面，美国悍然发动海湾战争，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保证石油交易用美元计价，然后购买美债回流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着力助推石油、粮食等国际资源能源价格，迫使他国产生更多的美元需求，从而达到冲销美国赤字的目的。其次，通过美国债务陷阱延伸着美元的强势地位。事实上，庞大的美元债券市场已经锁定并吞噬了各国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如哈佛大学教授、资深金融战略家理查德·柯伯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是别无选择。”[11]因而，世界各国累积的高达10万亿的美元货币储备，绝大多数又回流到美国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军费开支融资，这也是美国环球军事基地存在的最坚实的经济根源。第三，通过攻击他国货币强化着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牵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导向权，控制着北约集团的领导权，宣传着“华盛顿共识”，打造着“金融自由化”意识形态，推动着各国的央行制度改革，并始终遵循“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战略，对威胁到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进行野蛮打压。英镑霸权后的沦陷、马克振兴后的沉沦以及日元崛起后的衰弱，无不折射出华尔街金融资本的“狼子野心”；欧元危机的境遇和“亚元规划”的泡汤，更是映射出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深谋远略”，这恰恰印证了列宁的远见卓识，“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的统治，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是力图兼并一切国家。”[12]

三、坚持人民币政策的自主性

当前，调整人民币国际汇率的形势日益严峻，稳定人民币币值的任务也颇为紧要，这鲜明的体现在：其一，人民币国际汇率“被动升值”的压力逐渐加大。事实上，关涉“汇率争论”的直接源自于国际“出口贸易战”，为了削减所谓的“国际逆差”以及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制造”产品的巨大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再升值，如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牛刀所认定，“不出所料，巴西、印度和美国一起对人民币汇率提出了质疑，一而再再而三逼迫人民币升值。”[13]但是，“小打小闹的重估不能满足美国外交家的要求。除非重估范围巨大——差不多人民币要升值40%左右——否则中国的贸易盈余不会减少还会增加。”[14]危险的是，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看，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必然引起我国的出口贸易萎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可能。其二，人民币国内币值“主动贬值”的趋势愈加明显，这鲜明地体现在价格日益高涨的农产品、价格屡创新高的大宗商品以及不断升值的房产楼市。实际上，仅2009年、2010年，人民币就将近膨胀一倍，从40万亿一举跨到70万亿，根据2011年1月20日我国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增幅同比回落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6.7万亿元，增长21.2%，回落11.2个百分点；通中货币(M0)4.5万亿元，增长16.7%，加快4.9个百分点。”[15] 如此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通货膨胀压力必然增大，经济“滞涨”的危险将悄然降临，民生需求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也将接踵而至。

但究其实质，中国人民币的困境深层关联着美元政策的深度调整，又内在勾连着我国金融系统“人民币紧盯美元”的一贯政策。当前，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一再实施，其转嫁危机的用意昭然若揭：一方面通过贬值可以以中国为代表的主权国家的巨额外债，另一方面通过贬值可以促进出口贸易，从而阻击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但中国货币的“被动超发”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企图，这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义愤”，也引起了部分国家（与中国类似的经济体）的不满。但追究“人民币困境”的根源，我们发现， “美元绑架”是外因，“人民币超发”才是内因，因为“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缺陷在当下被无限放大。“美元超发”引起繁荣通胀恶果由世界人民分担，而人民币通胀的后果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承担。严重的是，我国前几轮的“货币刺激计划”已经产生了泡沫大、债务高等极易受到国际金融资本攻击的风险。由此可知，美元“走强”、人民币“走弱”的“契机”始终存在，如学者何新所考证，“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3，美国有14万亿美元，我国只有5万亿。但我们现在的M2是10万亿，我们M2跟GDP相比是两倍，而在美国只有60%。我们庞大货币供给形成了一系列价格混乱，最突出的表现在房价上。”[16]一旦“时机成熟”，国际炒家囤积的人民币、国内外资本推高的房价以及国内累积的地方债务平台，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人民币暴跌”的导火索。

因而，我国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风险也逐渐加大，这首先源自于以华尔街金融资本的“霸权逻辑”。从历史上讲，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容不得“他国货币”的挑战和威胁，不管是日元的“异军突起”、“欧元的如期诞生”还是人民币的“和平崛起”，哪怕某些国家的“货币合作”，美国政府都将强力干涉、全力阻碍；其次，源自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惯性围剿”。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中的中国已经积累起了“令人羡慕”的巨额财富，而国际金融资本掠夺他国财富的本性并没有更改。由此可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乃是来自于他国政府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金融政策自由化的迫切要求。第三，源自于中国金融行业以及中国经济产业结构本身的制约，这集中表现为我国金融界存在的“管理短板”和“发展短视”。一方面，我国金融业运转存在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不少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以及房市推动的产业链，都存在高额债务缠身的经济风险，这必然影响我国各级金融业的安全运营。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存在长期规划上的“发展短视”。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引诱下，我国部分金融机构盲目引进“世界级别的外资”，导致部分优质资产被“贱卖”，外资由此获得超额利润，有些重要资源和资产甚至被外资控股和购买。在所谓国际投资机构的“指导”下，中国部分金融结构还斥巨资购买了外国大量“垃圾股”和“劣质债”。由此可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濒临“内忧外患”的重大考验，人民币走向“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是，当前中国的金融政策不仅体现着开创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的要求，更承担着阻击国际金融资本掠夺我国财富的重任，因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呼声不得不谨慎倾听，人民币自主化的要求不得不提上日程。首先，金融机构要树立服务社会经济需要的大局观，走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发展”之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尽快“与国际接轨”或者成为“美国式金融帝国”，而是始终服务于我国经济的产业布局。从本质而言，“金融自由化”乃是金融帝国控制全球经济的要求，“国际惯例和规则”已经俨然成为世界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因而，中国的“人民币发展”之路要始终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简言之，人民币是服务我国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而不是掠夺经济暴利或者谋求国际霸权的杀手锏。其次，金融机构要秉持“对等处置”的国际原则，树立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对于“经济利益攸关伙伴”，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多项灵活举措，譬如“货币合作”的形式，共同维护双方的合理利益；对于“货币恶意贬值国家，可以通过货币协商、贸易谈判以及经济制裁的途径，始终贯彻“对等处置”的国际策略，坚决维护我国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金融机构要坚持“改革创新”的货币政策观，消除导致国内经济社会危机发生的隐患。一方面，从稳健人民币的原则高度，确保人民币的“有序”发行，坚决剔除“涉民物品”的资产泡沫，在根源上堵住国内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局角度，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本投入到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朝阳行业，逐步提高我国产业发展水平和出口贸易质量。最后，从服务人民新期待的宗旨出发，积极引导更多公共财政投入到社会保障中去，主动调整国内行业收入分配格局，逐渐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从而夯实抵御国内外金融风险的群众基础。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发表于《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4年第17期论点摘编）

[①] 刘琳：《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对二战前国际关系的影响》，《兰州学刊》2003年第6期。

[②] 庞忠甲，陈思进：《美国凭什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③] 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

[④] 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4，它还可根据需要搞QE5、QE6、QE7……）。

[⑤] 孙颙：《“自私美元政策”与人民币对策》，《文汇报》，2010年10月18日。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⑦] 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⑧] 廖子光：《中国：从债权大国到金融大国》，《中国财经报》，2008 -10-28。

[⑨]《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⑩]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John Mclaughlin 1993)，p178。

[11] 向松祚：《美国债:吞噬各国外汇的“巨大黑洞”》，《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01期。

[12]《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13]牛刀：《中国通胀世界通缩》，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2年，第68页。

[14]贾根良：《美元霸权与中国崛起——兼论如何应对美国强制人民币升值》，《广大商学院学院》2010第4期。

[15]牛刀：《中国通胀世界通缩》，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16] 何新：《汇率风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