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自觉进程的内在加速，学界关于民本思想的主流观点正逐渐由“封建专制”说、“内蕴现代民主要素”说向“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统治思想”说[①]转化。当前，我们应突破以往仅仅局限于政治制度比较的狭隘视野，从更为根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层面加以考察，在学理根源上理清民本与民主的真实内涵与基本差异。以下试从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发展历程三个层面对民本与民主展开比照性考察，并初步预测当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发展前景。
一、对中国民本思想的学理考察
尽管没有直接出现“民本”一词，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在儒、道、法、墨等中国传统典籍中随处可见，其中最为接近的表述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民为本”（《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等。由于儒教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觉汲取了其他文化体系中的民本思想精华并成为传统文化基础与主干的缘故，我们可以把儒教民本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主体内容来加以考察。考察可见，儒教民本思想在价值观层面表现为“天-君-民”政教一元的民本观，在思维方式层面表现为“天-君-民”中道和谐的民本思维，在发展历程层面则表现为“天-君-民”动态平衡的民本思想史。
（一）儒教民本观考察
作为儒教“内圣外王，伦常当位”基本价值观的典范性学理表述，《大学》明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内圣”修养，其学理基础为性善论（性本至善并可驯致）。“亲民”即“外王”事功，其学理基础为民本观（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止于至善”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落实，其核心是对伦常分位的充极体认与时中践履，亦即《大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其一，所谓“内圣外王”，简言之即“三纲领”，展开之即“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致诚正大致可纳入“内圣”层面，修齐治平大致可纳入“外王”层面。“修身”因能兼顾衔接内外层面而成为“八目”枢纽，诚可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意心身，家国天下，“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体用交参，内外一贯，此即儒教“大一统”教化之内在逻辑。故孔子明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儒教其他经典亦无不强调“内圣外王”，如“务德而安民”（《春秋左传·哀公十年传》）、“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诗经·大雅·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等。孟子还明确指出，墨子兼爱为“无父”（即缺“内圣”本源），杨朱“为我”为“无君”（即缺“外王”扩充），故“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其二，所谓“伦常当位”，亦即“三纲五常”的当位中正。纲者统领表率，常者日用常道，内圣外王之道正是在“三纲五常”日用践履中得以圆满实现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合而言之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分而言之即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和友爱。“三纲五常”的当位中正又是通过礼仪教化得以达成的，“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礼记·昏义》），正是于无所不包而又无时不在的礼仪践履中，名教纲常方得以当位中正，社会风习方得以潜移默化。“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之道乃礼教纲常之自然入手处，《孝经》即明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故孝道乃落实“内圣外王”价值观之本务。
人性本善而觉有先后，性善论为个人层面的民本观，民本观则为社会层面的性善论，二者体用浑沦、内外无间，共为儒教“内圣外王”价值观之学理基础。“内圣外王”的最终学理依据即德原明而性本善，“外王”最终信念依据亦为个体修养层面的性善论，而直接学理基础则为社会层面以“政教一元”为基本结构的民本观。儒教民本观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内在主旨，以“大一统”德政风化为实践内容。先就内在主旨而言，其一，君民同类，觉有先后。君民同为天地所生，君奉天道以教养民，“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无君则乱”（《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其二，君师垂范，民人自化。君王反躬则民自感化，“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尚书·太甲下》），“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尚书·君牙》）。其三，化民之道，教学为先。教以礼仪则伦常当位，人伦明于上则百姓亲于下，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礼记·学记》）。再就实践内容而言，其一，政以德化为本。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其二，治以官爵为要。政治须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故“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尚书·说命中》），“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
（二）儒教民本思维考察
作为儒教“天人合一，道则中庸”基本思维方式的典范性学理表述，《中庸》明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一，命、性、道、教双向贯通即“天人合一”，自天而人，本天道以立人道。自人而天，人道立而天道显。天命人性内在贯通，道心人心两相融摄。此即天人合一之理。而天人合一之方即“诚明感通”，《中庸》明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自诚明者，圣贤至诚，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全体率性而致天人合一。自明诚者，常人曲诚，择善固执，随其善端发见处精熟扩充，亦可致天人合一。二者差别只在先知后知、先觉后觉而已，故《中庸》明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二，致中和即“道则中庸”，基本含义包括：中和位育、当位时中、和而不同、各适其性，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等；道不远人、自费而隐、过犹不及、素位而行，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素隐行怪……吾弗为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等；执两用中、择善固执、絜矩内省、言行相顾，如“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耳”等。可见，道则中庸方可致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就个人修养层面而言的，在社会教化层面则为“天民合一”，中道和合的“天-君-民”基本架构乃儒教“天民合一”思维方式的学理基础。其一，天生民必从其愿，树之君以保爱之。一者，天民一体而不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二者，天立君以保其民，“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尚书·洪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上》）。其二，君顺天道而应民心，疾敬德以化其民。天、君、民藉仁德而和合，“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太甲下》）。故君王须德象天地、靖民则法，“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尚书·太甲下》），“宅天命，作新民”（《尚书·康诰》）。其三，君为民主而民为君本，君民相须以共成治道。一者，君父天母地而为民之主（主持或主脑）与民之望（榜样模范），“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经·大雅·泂酌》），“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二者，民皆天地生而为君之本体，君厚其下则安于上，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三者，君民相须成治。民以君为心而君以民为体，君爱民如子则民尊君若父，“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尚书·太甲中》），“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咸有一德》）。
综上，儒教民本观与民本思维之要义就在于“天-君-民”政教合一、中道和谐。君以天为则，天以民为心，民以君为率。三者一体而不隔，理一而分殊。君继天奉元，循名责实，允执厥中，保民而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治民之本，在正君心。君心格正、君臣和合、百姓各尽性分则天下安定，诚可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
（三）民本思想史论略
“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此为民本教化之常理。“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系辞下》），此为民本教化之权变。中国传统民本教化法天尊贤而亲民，随时变易以从道，总是处于动态的守常达变历程中。《白虎通义》卷七云：“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忠教重民，敬教法天，文教尊君，“天-君-民”一体和合、动态平衡的发展行程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史。其中，三皇五帝时期为民本思想萌生期，夏商周时期为民本思想奠定期，两汉时期为初步成型期，唐宋时期为巩固深化期，明清时期为内在转型期。在民本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偏颇纷乱时代与中道整合时代次第出现，如淫祀泛滥而后有萌生期的绝地天通，礼崩乐坏而后有奠定期的五经述而儒教兴，百家争鸣而后有初步成型期的天人顺而儒教尊，经学外化、佛老泛滥而后有巩固深化期的名教内在、理一分殊，义理烂熟、流于空谈而后有内在转型期的教化下移、实学重兴。历代大儒，述而不作。经史子集，群策群力。天论、君论与民论，三论完备。道统、政统与法统，三统并建。宋儒邵雍“经世吟”云：“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俶扰，南北纷纭，五胡十姓，天纪几焚。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朱子释之云：“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须是还他中原。”（《朱子语类》卷第一），明儒顾炎武亦明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华夏先贤恢弘从容的文化自信与深沉历史担当，铸就了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铮铮铁骨。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史成绩斐然。其一，民族融合渐次深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史是一个滚雪球式“以夏化夷”（此乃文化伦常概念而非民族地域概念）的中华民族大融合行程。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有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辽金元清政权建立以及清季以来西方文化的反客为主。在此行程中，儒教民本思想总能逐步融会统摄起外来思想并锤炼得愈发坚实厚重。其二，大众教化渐次普及。传统民本思想史亦是一个由精英而大众的渐次普及行程，唐宋之前民本思想以精英榜样示范和辐射感化为主，宋明以来尤其是明中叶以来随着三教义理的混融烂熟与社会利欲私心的膨胀，民本思想重心已明显转向大众通俗教化探索，但在天、君、民内在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迷信邪信等世俗性异化现象，精英修养主导与大众教化主体的中道整合遂成消解世俗异化之关键。
清季民国以来，西化精英入主出奴，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转型被迫中断扭曲。顾炎武所谓“亡天下”者，深可畏惧。在一百多年来的中西体用之争中，“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厢情愿，“西体中用”论则因外在于传统民本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而浮萍无根，只有坚持“中体中用”内在消化方可源流俱畅。
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学理考察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主即百姓主持者，亦即君臣圣贤乡绅父母官。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民主即人民直接自主或间接自主。中国民本思想植根于儒教文化，西方民主思想则植根于基督教文化。西方民主思想在价值观层面表现为“天-君-民”政教二元的民主观，在思维方式层面表现为“天-君-民”内在超越的民主思维，在发展历程层面则表现为“天-君-民”次第偏盛的民主思想史。
（一）西方民主观考察
儒教基本价值观为“内圣外王，伦常当位”，基督教基本价值观则为“自由公正，个体本位”。其中，“自由”乃内在自觉层面，“公正”乃社会规约层面，两者内外相通并俱以个体为本位得以展开。“自由”层面的学理基础为神性分有论（或有限性善论），“公正”层面的直接学理基础则为民主观。
“自由”本于“新约”福音恩德，即“圣子”基督所阐明的神人交通、和解得救之内在引导。“公正”则本于“旧约”律法威能，即“圣仆”摩西所阐明的神人有别、诫命威严之外在惩治。二者内在融通，相为补益。先就“自由”层面而言，“新约”本经义而就近取譬，破除迷信邪信与名利执著的外在限制，纳上帝律法于个体心念之内在自觉，主张心灵向神而在的自由自信。“自由”的学理基础为神性分有论，合而言之即信上帝唯一至上而人亦不同程度地分有神性，分而言之即信（望）、爱、行的统一。信（望）即信新约福音，亦即信上帝与人同在，信藉道成肉身之基督赎罪可与神和解，信藉圣灵施洗与学行神德可得永生，从而毫不疑惑地勇做世上的盐与光。爱即神爱世人与世人互爱，上帝藉基督与圣灵而爱世人，世人亦应学行上帝之完全而彼此宽容互爱。行即世人一念发动之善行，遵行信爱者藉悔过规正即可安如磐石。可见，爱由信而生而又坚固信望，行则为信爱的鲜活践履与智柔成全。遵守三者方可体真理而致自由。再就“公正”层面而言，“旧约”摩西十诫实为根本。世人因诫命而知罪恶，藉律法以致正义。最大诫命即“爱上帝”与“爱人如己”，其他诫命亦可涵摄在“爱人如己”诫命之内。可见，福音与诫命内在统一，自由与公正互为成全。“公正”的最终学理依据亦为个人修养层面的神性分有论，直接学理基础则为社会教化层面的民主观。基督教民主观以平等博爱为内在主旨，以因信称义、有罪必罚为实践内容。平等者，上帝对世人一视同仁，持守信爱行者必得自由公正，反之必得律法惩治。博爱者，上帝普爱世人而世人亦须容恕互爱，学行完全之神爱而去世俗之情爱，以致面对刑罚而坦然无惧。因信称义者，律法内在，上帝恩典藉基督救赎得以显明，世人藉信爱基督福音力量即可符称、成全神义。有罪必罚者，律法威严，所作必报，不信靠福音光明者难逃原罪之罚。由于上帝与世人之间属于垂直对接关系，基督教“自由公正”价值观以个体为本位而得以贯彻落实，伦常分位观念相应淡化弱化，社会族群很大程度上成为广大个体直接或间接的松散联合体。
尽管西方现当代民主思想内在渊源于基督教“自由公正”基本价值观，但由于受到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与社会进化论的深切影响，西方现当代社会民主思想与基督教“自由公正”价值观本义渐行渐远，大致是以“天-君-民”政教分离为基本特色。由“上帝-教会（信仰教化）与君主贵族（道德教化）-人民”到“上帝-君主-人民”再到“上帝-虚君共和或分权代议-人民”，以原罪观为摹本、以法律限制权力的消极民主观逐渐主导了以神性分有论为摹本、以政教内在结合为特色的积极民主观，理性与信仰的内在平衡被无情打破，道德信仰精英与大众民主政治日益分离，从而必然出现了现代民主思想片面政治化与世俗工具化等萎缩异化现象。在当今西方民主政治中，天赋人权、私产神圣等现实层面的“自由公正”价值观处于显要地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资本主义、色情暴力等极端倾向往往过度泛滥并被无限容忍，从而导致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滑。尤其糟糕的是，私有财团联合操控民主政治的严峻现实必然导致西方社会走向两极分化。在此恶劣情势下，民主观往往被肆意泛化与庸俗化，甚至沦为资本阶层的欺骗口号与新霸权工具。可见，现代西方民主观务须藉溯源性回归其本原性内涵并自觉借鉴东方民本价值观优长以重获鲜活生命力。
（二）西方民主思维考察
儒教基本思维方式为“天人合一，道则中庸”，基督教基本思维方式则为“神人和约，内在超越”。“和约”不同于“合一”，而是通过上帝之中保基督的榜样示范而达成的对肉体原罪的内在超越。其中，“旧约”诫命乃神高于人的绝对性外在律法约束，“新约”福音乃神通于人的无限性内在自由超越，西方神人关系总体上处于持续紧张与相对和解这一内在张力的动态平衡历程中。
基督教“神人和约”思维基本框架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图式。其一，父藉子而尊显，子顺父以学行。一者，尽管上帝无形无相，然父子一体、道成肉身而交融和合，子作赎祭可使世人因信称义、自由永生从而彰明上帝慈恩，故世人信子即为尊父。二者，父在子中、子在父中，父因爱子而明示己行，子体父之志、行父之行而决无妄作，世人学行子德恰如光光互映，圣灵交感自可通神。其二，子藉灵而化众，灵念子以知父。一者，圣灵乃世人保惠师，子以圣灵为世人施洗获救，子之福音真理全靠圣灵保守，故亵渎圣灵者无可救药。二者，世人领受圣灵并念兹在兹，取法道成肉身之中保基督而信望爱行，则可学子成圣、彼此喜爱并参透父事。其三，父藉灵以感通，灵因父而光明。一者，上帝旨意由圣灵而得以显明，神人和解因圣灵而得以实现。二者，圣灵乃神赐真理而非魔惑谬灵，圣灵因世人自觉保守神爱以致神人同在和合而焕发自由光明。总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内在涵摄而又互为临在，神人藉此而感通和解。
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天-君-民”内在超越的民主思维，亦即人民化外在君主教会为内在激励榜样，自主超越外在束缚与本性弱点而达成对真理的持续性体认与践履。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源自基督教“神人和约，内在超越”思维。一者，在基督教“三位一体”思维图式中，上帝经由中保基督与真理圣灵而立论曲折地有限性内在于人心，世人因信称义而与上帝和解，如此一来君主乃至教会作用就被客观淡化乃至象征性虚化，基督赎罪式的悲壮情怀与“救世主”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得以突显。而人们对“因信称义”教条性解读的结果，又往往意味着对异教不信者的狭隘偏见与外在执著。二者，基督教持守灵肉二元分离思维，认为顺从圣灵即顺从基督所示上帝真理，而顺从肉体即顺从原罪堕落之谬灵。信从中保基督与圣灵真理者可内在超越原罪堕落之肉体而与上帝和解，而不信者则难免死在罪中。正是受到灵肉二元与政教分离这一绝对化思维的影响，现代西方民主中理性实证乃至实用主义思维盛行，而对自由真理原本内涵的内在超越性认识也往往异化为外在性的绝对化追求，从而呈现出现实理性与道德信仰割裂分化甚至矛盾冲突之后果。再者，现代西方民主充分肯定世人欲望合法性而又以法治加以规制，结果却是被无情地片面弱化为世俗博弈政治与多元利益平衡器。可见，现代西方民主思维务须返本溯源以内在解决其世俗化困境。
（三）西方民主思想史论略
就发展历程而言，西方民主思想表现为“天-君-民”次第偏盛的民主思想史。它萌蘖于古希腊罗马政教浑沦时期，生发于中世纪政教对待时期，大行其道于文艺复兴以来政教分离时期，而当今世俗民主则正处于盛极而衰、返本还源的关键性历史转化时期。
尽管内蕴“人民治理”因素，但由于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有权参与者（即自由公民）仅占城邦总人口之一成，因此其性质类似于特权阶层精英联合执政而远非直接民主。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看来，民主政体即暴民或穷人的极端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哲学王”为代表的社会不同阶层各适其性、各当其位的贤人统治；其中人性是政治的基础，改造公民灵魂是首要任务，而灵肉和顺则通过知识教育来达成。理想国的学理基础在于真实理念与虚假经验两个世界的区分，世人通过对经验世界的内在超越而达成对“逻各斯”的真实体认。柏拉图思想深刻影响了后起基督教义理，从而奠定起西方民主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学理基础。古罗马时期就学理层面而言，西塞罗内在发展了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思想，普罗提诺也内在发展了柏拉图理念论而提出“流溢说”；就现实层面而言则相应采取了君主、贵族与民主混合制衡政体。此后，内在承续了上述基本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基督教诞生并成为国教，西方步入信仰主导理性的中世纪。其间“上帝-教会-人民”的神学信仰教化与“上帝-君主（贵族）-人民”的世俗道德教化对待互补并时有争锋，教权王权之争愈演愈烈。先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奥古斯丁区分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基础上奠定起信仰高于理性、教会高于国家的教化基调，后来马西略认为教权与王权应各司其责、互不僭越，最后马基雅维利与布丹提出君主专制理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西方出现了批判教会教化异化的文艺复兴与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充分肯定了人类自然欲望与个性自由解放，但却矫枉过正地无情破坏了灵肉和谐秩序。路德新教改革倡导“因信称义”（加尔文则以“预定论”补救其流弊）主张化外在信仰为内在自觉，但在客观上还是极大削弱了教会权威并成为近现代基督教世俗化的始作俑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尝试正面阐释之）。新兴资产阶层联合君主贵族打压教权之后，君主专制亦随即解体，神权君权一并衰落，世俗民主与科学理性一极独盛。
近现代西方民主的理论内核是原罪观、天赋人权观以及私产神圣观的混合体，基本内容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有民享，主要类型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直接学理依据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等近代学者的自然权利说、人民主权说、社会契约说、分权制衡说以及法治保障说。西方近现代民主在思想上经历了否定式批判与相对性妥协两相交织的艰难历程，在制度上则经历了代议制、行政集权制以及复合制的因革损益，其中充斥着精英主导与人民参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与妥协。现当代西方学者已开始自觉关注自由与民主的内在平衡，反思多元精英博弈与民众极端暴政、上帝教与拜物教等世俗民主的两极异化以及人民自由实际虚化诸问题，明示西方应毅然摆脱现代民主两极分化与妥协调和的狭隘政治化模式，从而返本溯源地重建道德信仰精英主导与大众教化民主参与两相和谐的良性教化格局。
三、对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学理比较
依照上述有关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学理阐释，以下尝试就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思想史三个层面对二者进行比照性学理总结。
（一）对民本观与民主观的比照性学理总结
先就中华传统而言，性善论为个人修养层面的民本观，民本观则为社会教化层面的性善论，民本观不仅与性善论共为“内圣外王，伦常当位”这一以儒教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基本价值观之学理基础，还是“外王”（社会教化）层面的直接学理依据。传统民本观以“天-君-民”政教一元为基本结构，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内在主旨（君民同类，觉有先后；君师垂范，民人自化；化民之道，教学为先），以“大一统”德政风化为实践内容（政以德化为本，治以官爵为要）。由于心身家国一体同构，传统民本观是在平衡“三纲五常”当位中正的礼仪教化中动态达成的，其中家庭孝悌之道又是礼教纲常的天然入手处，例如历代世家大族就起到了较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当前，我们应自觉重筑性善论与民本观这一中华民族内在复兴的信念基石，明了伦理纲常之当位中正实即真实内在之自由平等这一素朴道理，溯源“内圣外王，伦常当位”价值观之本义并自觉借鉴西方民主价值观之经验教训以重新焕发鲜活生命力。
再就西方传统而言，原罪观与福音观（神性分有论或有限性善论）为个人信仰层面的民主观，民主观则为社会治理层面的原罪观与福音观，民主观不仅与原罪观、福音观共为“自由公正，个体本位”这一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之学理基础，还是“公正”（社会治理）层面的直接学理依据。近现代西方民主出现了片面政治化与世俗工具化倾向，故而民主观以“天-君-民”政教二元（“上帝-教会-人民”（天主教）或“上帝-人民”（新教）与“上帝-虚君共和或分权代议-人民”并立）为基本结构，以世俗化主导的平等博爱为内在主旨，以信仰与理性二元分割的因信称义、有罪必罚为实践内容。西方现代民主应重返传统福音观与民主观这一西方民族内在复兴的信念基石，溯源“自由公正”价值观之本义并自觉借鉴东方民本价值观优长以重新焕发鲜活生命力。
（二）对民本思维与民主思维的比照性学理总结
先就中华传统而言，以儒教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基本思维方式在个人修养层面表现为“天人合一，道则中庸”的人本思维，在社会教化层面则表现为“天民合一，中道和合”的民本思维，民本思维不仅与人本思维共为中华民族“内圣外王，伦常当位”基本价值观之思维基础，还是“外王”（社会教化）层面的直接思维依据。传统民本思维以“天-君-民”中道和合为基本架构（天生民必从其愿，树之君以保爱之；君顺天道而应民心，疾敬德以化其民；君为民主而民为君本，君民相须以共成治道），以天民不二、诚明感通为学理基础，以“天-君-民”三者的中道和谐与动态平衡为内在主旨与实践原则。我们不能把具有厚重人文内涵的天道民道内在关联简单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界的主客体关系，更不能机械持守经验科学立场而把“天民合一”这一内在性与整体性思维曲解为神秘主义甚至迷信邪信，而是应明确本天道而立民道、民道立而天道彰的辩证关系，自觉树立对“天人合一”与“天民合一”思维的坚定信念，深入反思并内在消化现代西方民主思维方式，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内在复兴奠定必要思维基础。
再就西方传统而言，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基本思维方式在个人信仰层面表现为“神人和约，内在超越”的自主思维，在社会治理层面则表现为“神民和约，灵肉二元”的民主思维，民主思维不仅与自主思维共为西方民族“自由公正，个体本位”基本价值观之思维基础，还是“公正”（社会治理）层面的直接思维依据。现代西方民主思维以“天-君-民”内在超越为主体构架（人民化外在君主教会为内在激励榜样，自主超越外在束缚与本性弱点而不断追求自由幸福），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交通和解为学理基础（上帝经由中保基督与真理圣灵而立论曲折地有限性内在于民心），以理性实证（其极端表现即理性主义的无限膨胀）与道德信仰（其极端表现即英雄救世主义的外在干涉）的二元分化为基本实践方式。当前，现代西方民主已深陷世俗政治化与片面利益化困境，故须返本溯源并自觉借鉴东方思维优长以内在解决之。
（三）对民本思想史与民主思想史的比照性学理总结
先就中华传统而言，民本思想史乃“天-君-民”动态平衡的历史行程。在此历程中，历代圣贤述而不作，经史子集群策群力。法天尊贤亲民一体和合，天论君论民论三论完备。不易交易变易常权交融，道统政统法统三统并建。生成转化脉络连贯，气运消长治乱迭代。民族融合日益深广，大众教化渐次普及。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入侵，“民族国家”取代“家国天下”，现代民主观取代传统民本观，明清以来的大众教化内在进程被迫中断扭曲。中西体用跨越百年争鸣，铁血教训务须痛定思痛。返本更新自能纲举目张，内在消化方可源流俱畅。
再就西方传统而言，民主思想史乃“天-君-民”次第偏盛的历史行程。在此历程中，政教关系由政教浑沦到教高于政、政教对待再到政教分离、世俗异化，人们对民主政体的评价亦由“暴民极端统治”论到“君主贵族制之有益补充”论再到“民主共和主导”论与“世俗民主异化”论。灵肉二元与政教分离的结果，“上帝-教会-人民”信仰教化与“上帝-君主（贵族）-人民”道德教化互补并行格局演变为“上帝-教会-人民”（天主教）或“上帝-人民”（新教）精神信仰与“上帝-虚君共和或分权代议-人民”民主政治二元分割格局。现代西方世俗民主一极独盛并外在异化，确须返本溯源以重建政教和谐的良性发展新格局。
四、对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前景预判
由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反客为主的强势入侵，东亚传统儒教文化圈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思想混乱与精神分裂危机。就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层面而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可大致划分为传统民本派与现代民主派两大类别。其中，传统民本派立足华夏文化主体自觉与内在历史感，屹然守死善道并自觉整合三教，注重家族伦常与榜样感化，内在持守并切实深化传统人文精神与民本立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与内在复兴的中流砥柱。而现代民主派则坚持应变对治与中西融通的现代民主立场，淡化家族伦常而注重个性自由，顺应世俗化潮流而致力民族文化的外在重铸，大胆尝试兼容并蓄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尽管现代民主派在理论实践上歧出了儒教为本的中国传统民本范畴而“别子为宗”，但我们从中亦可汲取东西方文化对待互补与内在融通层面的宝贵经验教训。
现代西方民主是以基督教原罪观为人性基础的私有制社会建构，而现代中国式民主则与以性善论为人性基础的中华传统民本教化息息相关。当前学界已初步认识到：现代中国式民主实质上更应是“以德治国，有耻且格”的民本教化，而不是“以法治国，民免而无耻”的大众利欲有限合法化。在西方近现代民主侵入东亚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当今学人应痛定思痛而自求多福，自觉学习郑康成等华夏先贤“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历史担当与“博综众说，会通今古”的恢弘气魄，坚定恪守前辈先贤开拓光大的民本传统并内在融会西方民主优长，自觉接续明清以来以精英修养为主导的传统三教大众教化内在发展理路，郑重反省并认真梳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民主思想变迁史，理直气壮地明确反对抽象性普世价值观与偏执性民主主义，渐次转化不安本分的“西体中用”外在文化拼凑为和而不同的“中体中用”内在自觉消化，积极促成既扎根华夏民本传统又借鉴西方民主优长的当代中国“新民本”思想的早日成熟。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本文公开发表于第二十五届全国社科哲学大会暨“中国精神的哲学阐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精神的哲学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①]如张分田著：《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