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新生儿供给等手段,来“稀释”总人口的老化程度,改良人口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它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国际通用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表示。
人口老龄化有两层内涵。从动态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从静态层面看,人口老龄化通常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如果达到这个水平,说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理想的人口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7%,这说明该国家或者地区处于成年型社会,而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表明,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旦自然的过程形成,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不可改变,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等同起来,将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种种方法策略,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措施。但“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姑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的性质、原因,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人口老龄化”属于人口经济学范畴,是人口结构变动的结果。而“老年人口问题”属于人口社会学范畴,是人口规模效应外显的结果。人口老龄化不是由老年人口增多这一单一因素引起的,还与决定出生数量的现有育龄妇女数及当前的生育模式有关,而老年人口规模取决于老年人口出生时的生育水平、当时的育龄妇女数以及老年人口生存期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学术界提出的医养结合、延迟退休等,都属于人口社会学的范畴,是顺应人口老龄化作出的不得已的措施,是用来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它没有从根本上针对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而提出化解策略。
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应从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过程中去寻找。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决定人口总量的是出生和死亡。由于死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稳定的,所以决定人口总量的因素是出生率,当年度出生人口数量超过老年人口数量年度增量的时候,人口趋于年轻化。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可以采用鼓励生育的办法。对于开放人口而言,常住人口总量不但与出生、死亡有关,还与人口迁移有关。一般来说,移民多是青壮年人口。当青壮年人口引入到开放人口总体中,扩大了总人口规模,而相对应的老年人口数量比较稳定,所以,移民同样可使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年轻化。总而言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两种根本方法:一是增加新生儿供给,二是有序移民。
增加新生儿供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首要手段,它通过增加新生儿数量“稀释”总人口的老化程度,充分利用人口自然变动减缓人口老龄化。据联合国2015年7月预测,中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5.2%,上升为2050年的36.5%。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我国早已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政府意识到人口结构平衡的重要意义,生育政策从“一孩半”政策过渡到“单独二孩”政策再到“全面二孩”政策,意图就是通过松动生育政策来增加新生儿供给。据学者研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使老年人口比例于2024年左右突破20%,2031年左右突破25%,2041年左右突破30%,并于2050年攀升至约34%,仅仅能使老年人口比例在21世纪中叶,比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不变时的老年人口比例降低约2.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远不能满足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未来生育政策很可能还将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
有序的海外移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另一重要手段,它通过吸收青壮年劳动力达到减缓人口老龄化的目的,是利用人口机械变动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方法。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大大增强,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数量也越来越多。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234829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21201人、台湾地区居民170283人,外籍人员593832人,合计1020145人。他们有的以就业为目的,有的以营商为目的,有的以婚姻为目的,在我国境内工作和生活。我国政府在优化外国人在华就业环境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1996年1月22日,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发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2011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实施《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和参加社会保障作出规范。今后,中国将根据产业振兴计划,有条件地选择国外青壮年科技人才和生产管理人才,充实生产力对人才的需求。在满足中国产业发展的同时,提高青壮年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