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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 迁移型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18 11:30  作者: admin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20年11月1日 第123期 阅读量:



本项目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迁移型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于2016年7月结项,结项证书号:20161115。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但市民化程度不高。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动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还意味着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扩散。要想实现良性城镇化,推进社会融合的进程,必须实现人的城镇化。

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从出现到壮大,经历了外部环境的剧变与内部结构的调整。曾经农民工以个体迁移为主,流动性大、返乡率高、融入意愿较低。进入21世纪,农民工迁移呈现出家庭化趋势。家庭迁移型农民工通常具有较长的城市居留经验,选择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较大。

家庭迁移型农民工虽然融入城市意愿增强,但从户籍制度及与其相捆绑的准入政策来看,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必然会遭遇到难以逾越的壁垒,而这些壁垒又决定了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在教育、培训、就业、住房、社保等各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之路障碍重重。

本研究聚焦于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通过全面而细致地了解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状况、需求与障碍,尝试提出能够促进农民工家庭深层次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行性建议。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融入分析。经济融入是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就业状况、收入/消费、居住情况是衡量农民工家庭经济融入的重要指标。首先,农民工家庭的就业状况处于弱势地位。家庭迁移型农民工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服务业,这些职业普遍具有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技能要求低等特征。其次,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情况尚可,但消费结构不合理。家庭迁移型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能够支付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但其消费结构不太合理,衣食住行等生活性支出在消费支出中占比偏高,娱乐、休闲、自我提升等方面的支出很低。再次,大部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状况较差,突出表现在欠缺购房能力、住房福利匮乏、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几个方面。

二、农民工家庭的福利融入分析。农民工家庭的福利融入是其城市融入中的核心一环。社会福利的获取与提高,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对农民工家庭消除后顾之忧和提升城市生活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农民工家庭社会保险参与率仍然较低,尽管政策环境在不断优化,但仍存在参保压力大、转移接续难等方面的问题。其次,农民工家庭子女的教育融入状况令人堪忧,不仅体现在留守儿童数量庞大,而且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也存在障碍。再次,针对农民工家庭的社会救助政策存在缺失,农民工家庭面对突然爆发的事故或灾难,难以获取社会支持。

三、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关系融入分析。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关系融入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与社会活动的参与。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受职业类型、居住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家庭与当地居民之间缺乏互动,难以建立深入的社会交往关系;第二,基于生活社区所形成的邻里关系和在工作场合所形成的工友关系,成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的主要交往圈;第三,同乡之间的交往更容易保留一些传统的、形式化的固定交往方式,是农民工家庭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第四,家庭迁移型农民工的社会参与不足。一方面,大部分家庭迁移型农民工所在行业内部联系比较松散,规模相对较小或者群体稳定性差,缺乏工会、协会等群体性代言组织;另一方面,家庭迁移型农民工聚居的多为老、旧、穷社区,以促进社区融入为目的而开展的社区活动和文化生活很少,不利于农民工群体获取社会参与感。

四、农民工家庭的文化融入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文化融入属于深层次的融入,能够产生唤醒文化认同、培育社会资本和积累心理资本的效用。在其文化融入过程中,家乡传统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对于城市文化的接纳有一定的选择性,与本地居民在看待同一事物时所持的角度和观点会存在一些差异。与此同时,家庭迁移型农民工自身带有的一些不良习惯导致其在城市受到文化排斥,如不良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还有一些如赌博之类的陋习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污名化”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工家庭在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遭遇的融入障碍给他们带来深深的挫折感,很多子代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是局外人,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度不高。

五、农民工家庭融入的排斥主体分析。从福利供给主体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家庭社会融入的困境,市场、国家和社会在交替发挥作用。首先,市场的排斥主要造成了农民工家庭经济融入困难。次级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收入较低、保障体系缺乏、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并且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的相对缺乏,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家庭迁移型农民工很难实现从次要市场到主要市场的跨越。其次,当前国家政策设置导致了农民工家庭社会福利融入困难。城镇职工保险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等对农民工接纳度较低,市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制度等将农民工排斥在外,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排斥。再次,社会层面的排斥不利于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融入。工作单位与社区层面参与度不足和交往对象同质化是造成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重要原因,并且影响了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进程,不利于其文化方面的融入。

六、促进农民工家庭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加强职业培训等方式增进就业竞争力,尤其是关注二代农民工的技能提升,实现农民工家庭经济融入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加强保险意识宣传,鼓励广大农民工家庭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第三,通过政商合作的形式盘活楼盘、尾盘,提高公租房配给数量,改善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条件。第四,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各地市教育部门要针对农民工家庭分布情况,做好数据采集、名额分配、督办建校、监督管理等工作。第五,对于在城市居住超过十年以上的农民工家庭,将其纳入社会救助的考察范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第六,充分利用社区平台,做好新文化输出工作,通过开展宣传、组织文娱活动、开展亲子教育活动等方式,促进农民工家庭文明建设与社区融入。

成果的应用价值与学术价值

首先,本研究确立的主题是对加强和创新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响应,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是,从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来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仍然很低。通过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增加社会成员的幸福感,是我国政府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其次,将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作为研究的主题,是对农民工群体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本研究致力于重新审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和变迁,将农民工家庭作为研究的主体,这是理论研究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积极适应。相对于农民工作为个体的融入问题而言,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具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以我国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为研究对象可以丰富和补充我国本土的社会融入理论体系。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研究的理论资料和实证资料十分翔实,但是直到最近几年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才逐渐丰富,而对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的研究则数量偏少。首先,本研究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综合的基础上,尝试通过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加深目前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并与西方的迁移与融入现象进行比对,与西方相关社会学、人口学理论相互印证,找到更加贴近我国国情的融入理论并加以改进。其次,本研究将从多方面创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体系。在总结之前各位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维度、层次、指标进行了新的拣选,这些理论方面的探索将为未来农民工社会融入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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