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来是我国人口大省,2017年末常住人口首次破亿,达到10005.83万人；2018年人口继续增长,年末常住人口达到10047.24万人。目前,山东人口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近年来,我省人口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科学正确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努力确保我省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

经济欠发达条件下,为了满足人口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我们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手”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人多是负担”的老观念,必须及时转变

人口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社会活动最重要的基础,较大规模的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和我省改革开放后巨大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即有充足、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但与此同时,我国四十多年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就造成,“人多是负担”的观念,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心中,根深蒂固。我省历来又是全国计划生育先进省份,更加深了这种观念的社会影响。

当前我国和我省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少子老龄化”,即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社会抚养比越来越高。

过去,经济欠发达条件下,为了满足人口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我们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手”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放眼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口生育,刺激人口增长。这是因为,各国都已充分认识到,如果人口增长疲软,不仅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最重要的动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即便经济再发达,也难以称为“大国”。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内,即无论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先进城市,还是粤、鲁、苏、浙这样的先进省份,无一不是人口大市、人口大省。

人口或者说劳动力,正在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也要及时跟进转变,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将人口多视为负担,而要视为最宝贵的财富；应从主要看“人口”,转变为主要看“人手”；从主要看“人口”消费财富,转变为更加看到“人口”能够生产、能够创造财富的一面。

当前,我省人口发展面临三大问题:连续两年成为人口净流出省份,且排名居前；是全国首批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省份,老龄化形势极为严峻；从“全国最敢生的省份”,到出生人口明显减少

当前,我省人口发展面临如下几个突出问题:

首先,2017年成为人口净流出省份。

省际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虽然没有像南方省份那样大量吸引外来人口,但流入人口一直略大于流出人口。然而,这种形势在2017年出现逆转:当年我省人口流出多于流入41.97万人,首次成为人口净流出省份,且净流出人口数量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名第一。2018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净流出19.55万人,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净流出22.25万人)。而且,在所有东部沿海省份中,我省是唯一一个人口被动流出的省份。因为北京之所以出现人口净流出,主要是由于人口疏导政策所致,主体是进城农民工。而山东在净流出人口中,主体是高校毕业生。从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流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2018年高校毕业生流入城市选择排行榜上,我省仅有青岛上榜,排名第12；根据齐鲁人才网对2万名山东2019届高校毕业生的调查,选择留在山东的不足两成,选择江浙地区的则近四成,选择“北上广”传统优势地区的也有近三成。由此可以基本断定,我省近年来的“人口”流出,实际上是“人才”流出。

其次,老龄化形势严峻。

山东是全国第一老年人口大省。2016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0.68%,是全国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07.98万,占总人口的13.15%。这标志着山东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17年末,山东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3.99%,2018年末进一步达到15.0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94%)3.1个百分点,仅次于辽宁和上海。山东也和辽宁、上海、四川、江苏、重庆一起,成为全国首批进入深度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的省份,老龄化形势极为严峻,社会养老任务极为艰巨。

最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数量变化巨大。

2016年是国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第一年,我省2016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相当于全国的1/10；出生率17.8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达到1991年以来最高,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新增出生人口53万人,占当年全国新增出生人口的40%多,山东因此被称为“全国最敢生的省份”。2017年,山东省出生人口延续了2016年的强劲势头,高达174.98万人,虽然比2016年少生了2.08万人,但仍然位居全国前列。但是,2018年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2018年,山东省全年出生人口132.95万人,比2017年锐减42.03万人,减少人数占全国减少人数的1/5还多,减幅高达24.0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61%)一倍还多。

改善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增强对人口的“拉力”；“医养结合”重点向社区、农村扩展,把养老资源更多用在最需要帮助的老人身上；大力发展托幼服务,降低育儿成本,解决“想生却不敢生”难题

对于我省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上述几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首先,高度重视人口净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逐年扩大,到2017年已达2.45亿人。人口流动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人力和人才保障。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方向。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流动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流入地的“拉力”,二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流出地的“推力”。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靠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而实现经济飞跃的。从国内各省份GDP增速来看,人口净流出较多的省份,GDP增速也大多排在末尾；而人口净流入较明显的,则基本都增速靠前。

我省连续两年成为人口净流出省份,且排名居前,说明我省对人口的“拉力”不够,而“推力”较强。虽然净流出人口数量只有几十万人,但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吸引人才方面,既要注意吸引高层次人才,也要重视吸引普通人才和劳动力。近年来的“人才大战”,有一个明显趋势,即从争夺人才金字塔顶尖的高层次人才,向既争夺高层次人才、同时也争夺中低层次人才演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所谓的“人才大战”,今后必将演变为“人口大战”。为此,我省应在引才政策上做出相应改变。同时,要更多支持和鼓励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成为一种新趋势,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015年起,便由此前的持续上升变为缓慢下降。我省应充分利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带来的契机,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鼓励更多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此外,还要更加重视改善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同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我省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的吸引力还不够强,今后应努力加以改善,重点是争取留住省内大学生,并吸引外地山东籍大学生返回山东就业创业。

其次,要像重视计划生育那样重视养老问题。

人口的日益老龄化、高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各国各地区面临的共同任务。山东作为全国第一老年人口大省,应对老龄化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要像重视计划生育那样重视养老问题。

近年来,我省根据国家部署和本省老龄化的特点,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今后还应在做好低收入和困难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基础上,努力发展“普惠式”养老。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促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三种主要的养老模式,但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应当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机构社区化和社区机构化,将是未来三者融合发展的方向。二是重点做好社区居家养老和农村养老,“医养结合”重点向社区、农村发展,对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进行升级改造,切实把有限的养老资源,真正用在最需要帮助的老人身上。三是积极扩大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尽快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体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四是努力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提升服务质量,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五是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整合和监督评估方面的作用,针对不同需求老年人群,提供不同方式和内容的服务。六是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作用,积极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实现智能养老线上与线下的结合。

最后,努力解决群众生育养育中的困难。

2018年山东出生人口数量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减少；二是过去积聚的二孩生育动能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三是适婚人群减少,而且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四是育儿成本提高,导致年轻人“生不起,养不起”孩子；五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育儿”观念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生儿”观念的改变。

为应对我省出生人口形势的变化,帮助育龄群众、特别是那些想生而又　“不敢生”的育龄群众实现生育愿望,政府应研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办法,“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应切实转变生育管理服务方式,由过去的一刀切、强制服务,转变为分类管理、按需服务、精准服务,全面落实“放管服”和“一次办好”要求；进一步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将高风险和临界风险孕妇服务作为重点,努力为育龄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全程生育服务；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发展托幼服务,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进一步延长产假、育儿假和丈夫陪产假时间,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公共资金支付；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切实降低经济困难家庭的育儿成本,同时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人口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