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和谐管理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视社会的纲纪规范作用，主张通过持守礼义法度来建构和谐的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发展；二是强调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张通过实行保民爱民的为政方针，来实现社会的和谐运行。三是重视社会的教化管理，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和谐人们之间的关系。儒家关于社会和谐的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儒家 社会 和谐
儒家自其产生形成起，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和谐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现社会的和谐，强调社会和谐是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儒家既从人的社会属性认识出发，指出了持守以礼法为核心的社会纲纪规范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又从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认识到了重德守道、保民富民的为政方针在实现社会和谐上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了社会教化管理在社会和谐实现上的重要性，始终把社会和谐作为治国理政的追求。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发展。
一、主张实施礼法，建构和谐的社会秩序
社会和谐，首先表现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在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建构上，儒家特别重视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指出了社会政治关系主要是由君主、臣吏和民众三个政治阶层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构成的。在政治关系之中，制定国家的政策法令，任用贤能德良之士，修养道德教臣育民，实施德政平治天下，这是君主的政治行为职能。上则辅佐君主忠顺有礼，下则谨守法度养民有惠，这是臣吏的政治行为职能。承担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提供满足社会成员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这是民众的政治行为职能。在这三个等级有序的政治行为职能中，君主的政治行为职能，对于社会和谐的实现具有着主导的作用。
儒家特别重视君主的领导管理作用，指出君主是政治关系的核心和中心，担负着社会组织机构的建构，以及组织运行等管理职能。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结合成社会。而君主在社会组织的建构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君主的领导管理职能的要求，其具体内容就在于平政爱民，尊贤使能，安人养人，兼利天下，其核心在于要完成能群的工作，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儒家指出，和谐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社会组织结构和纲纪规范基础上的。亦即，人生存于社会之中，不仅具有着上下有分、贵贱有等、尊卑有序、轻重有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地位职能，而且还应遵守社会的纲纪和规范。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社会分工是社会组织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社会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运行，在于人们有其特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社会分工不仅是人类生存的要求和保证，更是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的前提。“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因此，社会分工是整个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只有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满足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生活和生产资料，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如果社会职分明确，人们之间才能上下等级确定，秩序不会混乱，整个社会才会形成和谐有序的运行状态。可见，社会地位职能和社会规范准则，不仅是和谐有序的社会运行的前提，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儒家认为，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应当形成彼此和谐的关系，它是社会运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规范作用体现。而德礼政刑作为社会的纲纪规范，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功效是不同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社会治理中，儒家虽然提倡德政，重视德治，但更充分认识到了法治的作用。荀子指出，德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方法，德治在于“隆礼”，而法治在于“重法”。道德礼义和法律制度，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端，隆礼与重法并行，国家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局面。儒家指出，实施德治与法治，这是社会管理的控制方法。控制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它是以宽猛相济为其特点的。宽的治理方法，要求为政者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采取宽松、怀柔的策略和手段，使民众能够自觉地接受并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儒家的德治仁政，展示的都是宽的管理方法。而猛的治理方法，是指为政者要采取法制的强硬措施，来规范民众的行为。儒家认为，宽与猛是实现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两个策略和方式，只有德刑互补，隆礼重法，才能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达到社会的有效治理。
宽猛相济的社会管理方法，首先是由孔子明确提出的。他在评价郑国大夫子产的为政方法时，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而这一为政效果，正是建立在“宽猛相济”的治国策略上的。他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果只是实行宽的为政措施，则民众就会懈怠散慢，社会就不可能规范有序地运行，社会的治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而如果偏重于实行猛的为政措施，则民众就会动辄得咎，同样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只有宽猛相济，根据社会的具体状况，采取相应的为政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宽猛相济的控制管理方法，主张通过宽与猛相结合的方法，采取适宜的管理措施，保证社会管理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单独采用宽或猛，都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只有针对具体不同的社会环境，采取与之适宜的管理方法，做到宽与猛二者兼用，才能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
宽猛相济的控制管理，具体表现为德刑兼用。儒家认为，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最根本的管理方法是“德主刑辅”。因为刑罚与德礼相比，道德教化具有合于人心的内在力量，是控制管理的根本方法，而刑罚只是辅助的方法，作为外在的约束只是起着惩罚的作用。所以，孔子指出，如果不首先对民众进行道德上的教化，让民众能够识得践履社会的纲纪规范，而对犯罪的民众实施杀戮，这就是暴政，故“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只重刑罚的暴政，是不可能管理好民众，也不可能治理好社会。孔子坚决反对以苛政来管理民众，认为苛政猛于虎，而主张为政最好的管理方法还是德治。因为德政能够让人们从内心中服从社会的管理，它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有力保证，这种效果是只实现刑罚的管理所不能做到的。宽猛相济的控制管理方法，主张的是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管理方法。
孟子更是十分注重德治的控制管理方法在治理国家民众中的作用，主张治理社会，必须实现仁政，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治理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实行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实行以德服人的控制管理，人们就会心中悦服，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得到民心的支持。如果不能实行仁政德治，而只是实施严酷的刑罚，社会的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的覆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孟子虽然重视仁政德治，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了法治的作用。他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必须建立在对纲纪规范的遵守上，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只有宽猛相济以宽为主，德刑并用以德为本，综合运用道德和法律的控制管理方法，社会治理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荀子强调了道德礼义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礼与刑的控制管理方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端，二者不可缺少。他的隆礼重法的社会管理思想，也是建立在对德治的重视基础上的。他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教，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为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宽猛相济，礼法并重，才能实现治国安民的作用，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行。
儒家的德法并重、宽猛相济的社会管理方法，强调为政要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灵活地采取宽和猛的管理方法，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纲纪规范在社会和谐实现中的规范作用，而且指出了具体社会管理方法是社会和谐实现中的重要保证。
二、倡导以民为本，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社会和谐，不仅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持守礼法规范，作为统治者，更应当重视民众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保民养民的社会功能。儒家从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在社会和谐运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实现爱民保民的为政方针，强调只有实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方针，保证民众的生存，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孔子强调为政要仁慈爱民，他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士；不能安士，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要实现养民富民，首先要节用爱民，使民以时。治理国家，要做到爱护民众，节约财用，薄税敛的赋税政策，以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实现民众的富裕。为政要防止贫富之间出现过度的差别，他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如果实行重赋厚敛，过度盘剥民众，社会贫富差别太大，就会造成民众生活的贫困，导致社会的动荡。所以，孔子指出只有实行养民富民的政策，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更为丰富的养民富民思想。他指出，保证民众的生存需要，实现养民的仁政，首先要具有爱民忧民之心，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为政要保证民众的生存，这是实行仁政的前提，是获得民心的基础。要做到养民保民，首先要“制民之产”，使民众拥有生存所需的一定私有财产，同时还要减轻赋税。他曾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指出保民养民的仁政，是社会和谐、政权稳固的首要前提。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社会要达到和谐，国家要实现强盛，政权要得到巩固，不能依赖于国家的疆界、山川的险阻和兵器的锐利，只有获得民心，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否则，失去民众的支持，就会导致政权的覆灭。故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鸇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实行保民爱民的仁政，才能获得民心，保证政权的稳固。
荀子更是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在社会发展、政权稳固中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养民爱民的为政之道。他说：“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人，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君主必须实行爱民利民的为政方针，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他在论证民众在国家和谐稳定中的重要性时，多次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古语，指出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拥护，必须为民除害兴利，实行惠民裕民的政策。特别是对于生活难以保障的残障之人，为政应当“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复无遗”（《荀子·王制》），保证他们的生存，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荀子·王霸》）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实行爱民养民的为政方针。
社会和谐还表现在正确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对此，儒家提出了和谐共处、协和万邦的政治思想，主张要治理国家，必须重视睦邻友好关系，推行互利互惠的政策。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出了“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只有实现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和谐，才能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
三、重视社会教化，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儒家的社会和谐管理思想，还表现为重视社会教化，提倡德教，强调道德教化是维护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方法。《孝经》中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重视社会教化，是提高民众道德水平，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法。
儒家的社会教化管理思想，主张以德礼作为教化的内容，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重视社会教化的为政思想，早在儒家创立之前就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方法和内容。孟子曾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治理社会，管理民众，如果只是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不对他们进行教化，则民众就不可能识得社会的纲纪规范，不可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社会属性特点，所以圣人设立了主管教化的机构和人员，以人伦道德来教化管理民众，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儒家在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的认识中，重新阐发了社会教化的内容和措施，指出了社会教化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如孟子对于社会教化管理的认识，指出了“善教”优于“善政”的观点。他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政是通过法度禁令的强制方式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而善教则是通过道德礼义的教化来端正人们的内在意识，让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
儒家的社会教化思想，特别重视经典的教化作用，指出学习经典可以规正人的言语行为，这是修养自身道德的重要途径。孔子特别重视《诗》教，他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其核心特点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诗经》中所阐发和蕴含的道德义理，近则可以运用它来事奉父母，远则可以运用它来服事君主。关于经典教化的内容和作用，荀子也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经典学习的教化作用，就在于修养自身的道德。而要修身自身的道德，学习经典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和途径。荀子指出，《书》记载着先王的政事，《诗》合乎于中和之德，《礼》规定着社会的纲纪规范，只有学习经典，才能全面认识做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要求。经典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重视经典的教化作用，不仅可以实现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也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管理方法。
儒家的社会教化管理思想，不仅重视经典的教化方法，而且重视利用宗族和社区等社会活动，进行社会教化，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宗法血缘等级伦理关系，以及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特点。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的人际关系。因此，重视宗族和社区的社会教化，运用有力的文化氛围，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利于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风俗习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因此，儒家特别注重通过宗族和社会的社会活动，来教化民众。古代传统社会的“乡约”、“宗规”、“家训”等，实际上就是在发挥了社会教化的管理作用。它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和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家的社会教化管理思想，还在于倡导实施音乐的教化措施。音乐不仅可以抒发人的情感，而且可以和谐人际关系。特别是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对乐教的重视是其内容特点之一。儒家继承了传统乐教的社会教化思想，孔子编纂《诗经》其目的旨在通过音乐的教化形式和作用，陶冶人们的情操，规范人们的行为。孟子也指出，音乐教化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无论是雅乐还是俗乐，只要做到与民同乐，都能够在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荀子认为，音乐教化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具有着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他说：“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荀子·乐论》）治国必须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在于通过愉悦的音乐活动，达致人际关系的和谐。他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乐论》）音乐蕴含着的礼法制度，能够规范人的行为。特别是音乐具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能够达到抒发人的情感，和谐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故“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就礼与乐的关系，荀子指出：“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音乐是以追求和谐一致为表现，礼是以区分上下贵贱地位为目的，礼乐都具有着规范人心的作用。而音乐的社会教化，可以表现出“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荀子·乐论》）的礼法制度特点，能够促进人们遵循礼法制度，进而实现天下治理、社会和谐。
儒家的社会教化管理思想，是以道德教化为内容，道德教化是调节和谐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创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重要方法，也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的有效方法。
总之，儒家的社会和谐管理思想，既强调了持守礼法在建构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指出了以民为本的为政方针在保证社会和谐中的作用，重视社会教化在社会和谐环境中的作用。其所主张的重礼守法，以民为本，保民富民，倡导教化等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