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突破了传统历史概念的狭窄定义,致力于人类史、自然史、宇宙史的统一叙述——这是史学研究的深化,也是哲学研究的深化。但“大历史”学说对统一历史规律的认识存在不足,否认客观必然性和统一规律的存在,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辨析和鉴别的地方。

“大历史”由澳大利亚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首次提出。2008年,比尔·盖茨斥资1000万美元,支持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研究项目,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历史认知变革。今年以来,克里斯蒂安的《极简人类史》《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等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版,并再次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这里,我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工作,就“大历史”研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传统的、狭义的“历史”,主要指的是人类史,尤其指的是人类文明史、社会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如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开始了解生物演化史、地球演化史、天体演化史、宇宙演化史。于是,“历史”的概念就从专属人类的范围扩展到自然、宇宙的范围,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大历史”。所以,从根本上讲,“大历史”就是把历史的范畴从人类的领域拓展到生物、地球、天体、宇宙的领域,进行统一的历史叙述。

显然,“大历史”研究的革命意义主要在于对人类史的突破,在于对人类史、自然史、宇宙史的统一叙述(自然史主要包括地球地质史和生物史,宇宙史主要包括早期宇宙史和天体史)。那么,这种统一的叙述是否仅仅在于对人类史、自然史、宇宙史的事实进行一番统一的时间罗列呢?显然不是。“大历史”的真谛首先就在于把人类史、自然史、宇宙史概括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里,“统一”是关键。

而能否把宇宙史、自然史、人类史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其关键就在于能否深刻揭示三者内在的统一发展规律。对于这一点,克里斯蒂安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并对这个规律作出了初步探索。他说:“每个范围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例如分子有化学规律、微生物有生物学规律——但令人惊讶的是,变化背后的某些原则却是普遍的。”他提出:“大历史的核心实体何在?迄今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答案,比如进化、物质/能量、熵、复杂性和生成等。对此,美国天文学家艾瑞克·蔡森和斯皮尔的贡献最大,其核心观点是宇宙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而现代人类社会处于演化复杂性的最高端。”

但是,克里斯蒂安对统一的历史规律虽有所认识并有所揭示,但是依然做得不够充分。首先,克里斯蒂安对统一的历史规律的存在认识不足。所谓统一的规律,指的就是在宇宙、自然和人类发展中具有一种内在的支配力量,在它的作用下,宇宙、自然、人类形成了一个必然的客观的演进过程。但克里斯蒂安否认这一点,他在阐述生物进化史时就说:“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方式并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事实是,在生物进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正是这种客观必然性决定了生物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同时,也正是宇宙演化中的必然性决定了宇宙从大爆炸时的热辐射逐渐演化出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生物和人类。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只有承认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作用,才能承认统一的内在规律的存在。否认客观必然性的存在,也势必否认统一的客观规律的存在。

其次,克里斯蒂安对统一的历史规律的认识也不够准确。他反复谈到复杂性的提高,这没有错。但是,只提复杂性的提高未免过于抽象和简单。事实上,他已触摸到统一规律的边缘,只是让真理从鼻子尖上溜过去了。例如,他说过:“何为复杂性?复杂性的生成是否在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学中都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呢?我们是否最终会发现大历史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普世的达尔文主义呢?”实际上,贯穿于宇宙、自然和人类发展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就是一种“普世达尔文主义”。克里斯蒂安反复讲过“宇宙进化”、“天体进化”、“地质进化”、“生物进化”、“人类进化”,实际上正是这些个别领域的进化形成了宇宙总体上的一般进化历程。宇宙万物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也就是不同的物质形态,宇宙万物的进化就是物质形态的进化。所以,“普世的达尔文主义”也就是“一般进化论”或”普通进化论”,准确地讲就是“物质形态进化论”,宇宙、自然和人类的一般发展规律也就是物质形态进化的一般规律。

显然,我们要切实把握“大历史”,就不能只是满足于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简单地叙述为一个历史过程,还必须切实把握内在的统一规律,把握内在的客观必然性,把握内在的演进机制。

从这一层面上讲,“大历史”研究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建构成一种宏大的宇宙观和人类观。

以往,人们对于哲学的发展与作用有一种偏见,以为哲学只在科学未有兴起之前发挥作用,而当科学兴起之后哲学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不然。从宏观上看,哲学的发展要经历两个阶段和形态。以科学为界,一种形态是前科学哲学,一种形态是后科学哲学。前科学哲学诞生在科学兴起之前,其对问题的思考具有抽象性、猜测性、模糊性的特点。当人类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进行具体的科学研究之前,人类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人类积极地进行一些抽象的、猜测的、模糊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些前科学哲学的思考基础上,人类才逐步把认识推向具体的、实证的、清晰的科学认识。后科学哲学则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哲学思考的成果,其认识具有宏观性、概括性和反思性。目前,建立在具体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等。

“大历史”研究也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大历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宏观性,它把宇宙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和论述。由于“大历史”宏观审视的需要,势必略去了具体领域的细节研究和叙述,必然不再是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成果,于是也就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区别开来。其二,“大历史”研究具有突出的概括性,它不是进行具体领域的实证研究,而是在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具体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抽象性归纳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特点。其三,“大历史”研究还具有深刻的反思性特点。“大历史”研究决不是简单地把叙述的领域从人类推进到自然和宇宙,而是试图从自然和宇宙的更宏大视野来反观人类历史和未来,更能动地启示人类的现实生活,因而又具有深刻的前瞻性。总之,“大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宏观性、概括性、反思性和前瞻性,使它与具体的、实证的史学研究明显地区别开来,从其研究的特点及其目的看,它具有明显的哲学性。但“大历史”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研究,它具有明显的历史研究特点。鉴于这两点,我们可以认为“大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哲学,它兼有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双重性。

“大历史”研究具有哲学性或双重性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向后倒退到抽象的、猜测的、模糊的前科学哲学,而是在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到宏观的、概括的、反思的、前瞻的后科学哲学研究。这种推进,使“大历史”研究形成了深刻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从宏观上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大宇宙观”和“大人类观”。我们看到,“大历史”研究不是对宇宙与人类的简单事实叙述,也不是简单的时间推移,而是对宇宙与人类发展事实的整合和反思,以概括和抽象出哲学性质的深层规律,并用来把握、预见宇宙和人类的发展,形成了前瞻性的理性认识,构成了包含人类意义的“大宇宙观”和包含宇宙意义的“大人类观”。毫无疑问,这是史学研究的深化,也是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