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办的“大中华经济圈省域与区域竞争力研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暨大中华地区收入增长分析研讨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黄仲涵楼召开。来自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我院张述存院长与省情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等部门的部分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研究探讨2015年大中华经济圈不同地区竞争力发展变动的最新趋势以及未来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合作。我院张述存院长作为主礼嘉宾发表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鲁新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思考》的演讲。

张述存院长在演讲中首先回顾了自中新建交以来山东与新加坡经贸合作的现状。他指出在过去的25年中，随着中国和新加坡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人员往来的增加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深化，鲁新经贸合作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鲁新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但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鲁新投资合作在我国对新投资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务合作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山东与新加坡经贸合作机制日趋完善，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显著，新加坡已成为山东第二大外派劳务市场、第三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第四大外资来源地、第九大境外投资目的地。

在分析和总结鲁新合作现状的基础上，张述存院长还对鲁新经贸合作的特殊模式进行了概括和归纳。他提出，由于特殊的经济发展实际所决定，山东在与新加坡合作的过程中，没有走苏州工业园所代表的“园区模式”，而是在充分利用新加坡资源、充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一条“走出园区多元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高度重视经济园区，但不仅仅囿于经济园区。在园区合作之外，鲁新还展开了大量的交流，如积极引进新加坡经验，改革山东体制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塑造山东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等诸多方面。第二，重在国际经贸合作，但更坚持多元合作战略。在过去的合作中，鲁新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在城镇化、社会治理、公务员管理、国企改革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第三，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但尤其关注经济合作质量。近年来，双边合作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批新加坡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开始在山东设立，大项目进入山东的节奏明显加快，研发设计、节能环保、服务外包等领域的合作呈现出加快的发展趋势。

这一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对促进山东与新加坡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东亚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新加坡不仅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还具有长期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建设境外经济园区的先进经验，可以成为山东企业“走出去”的跳板和助推者。因此，联合打造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成为未来鲁新合作模式的新内容。张述存院长指出，与以往鲁新“走出园区多元发展”模式不同，这一模式包含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从借鉴新加坡经验建设山东省内经济园区向联手打造境外产业园区转变；从吸收新加坡资金补足省内产业链条向推动产业链条境外转移转变；从完善内部营商环境向构建“走出去”竞争优势转变；从培养山东省内短缺经济管理人才向培育国际化人才转变。

最后，张述存院长还提出了未来鲁新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具体建议，主要有：在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内部设立产业合作专门委员会，共建山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平台；应加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合办人才培训中心，共建国际化人才培训平台；召开有山东企业参加的国际合作峰会，帮助山东企业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涵盖山东智库研究机构、企业家在内的合作俱乐部，举办各种类型的贸易博览会，共建贸易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境外园区的发展，为山东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骨干优势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支持山东优势产业链条向外延伸；鼓励大企业引入新加坡战略投资者开展混合所有制合作、鼓励山东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或者发行债券、鼓励鲁新企业建立企业联盟，推动山东跨国公司发展。

此外，张述存院长还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公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大中华经济圈省域与区域竞争力分析更新的综合报告》进行了点评。张述存院长认为，这个报告指标体系的构建比较合理，使用的方法比较科学，内容丰富，数据可信，大板块的划分立足于我国国家和区域战略，分析结果基本反映了当前大中华经济圈各省区和区域的发展实际，体现了该项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独立性和公益性特点，提出的一些判断具有创新性，是一份高水平的智库产品。但也有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有关指标的设定、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最后张述存院长对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评价，如推进可持续型和共同富裕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资源大省应向价值链高端靠拢的问题、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问题等等。张述存院长认为这些建议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政策的操作上，还需要不断探索增强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