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1日，由《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和云南省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这是《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连续四届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主题委托相关单位承办的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资委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名学者以及中国经济出版社和云南部分国企代表参加论坛。山东省社科联副书记、副主席周忠高和云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王建华分别代表两省社科联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本次论坛回顾了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了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趋势”“深化国企改革的实践与经验”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趋势

山东省社科联周忠高表达了对国企改革的关切。他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历史进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贯穿其中，举足轻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绕不开产权制度，也绕不开企业管理者的激励问题。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双向监管制度和法律安排，即如何建立有效率的双向监管制度和明晰的法律法规；二是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问题，即如何将国有企业管理者被沉淀的贡献进行资本化或股权化；三是产权改革如何与国有企业人事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以期有效地对接新机制、新体制；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试错机制问题，即如何建立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和国企领导绩效考评体制；五是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问题，即如何建立非行政化的、企业自主的、市场化的企业经营决策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国企管理者和经营者共同来探讨，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更好发挥国企作用出谋划策。

云南大学梁双陆研究员结合云南省国有经济占比较大的实际，阐述了研究国企改革和发展问题对于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云南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有自身的特点。国有企业在历史上是云南经济的中流砥柱，如今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云南省培育新支柱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都至关重要。同时，云南国有企业和全国一样，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否定国企的贡献和作用。云南的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走过弯路，有的事例在全国层面上都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因此，一方面，在云南研究国企改革与发展，要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探索云南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对全国其他地区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沈志渔研究员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今年我国国有企业依然稳健运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频出、力度空前。国资委针对5大类、35个事项授权放权，在主业管理、产业进退、资本运作、中长期激励机制等一系列改革的重难点上，为央企进一步“松绑”，为国企市场化迈出关键一步；国企改革从“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国家第四批混改试点已经敲定，“南北船”开始谋划战略重组；这些举措无疑将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深化国企改革的实践与经验

参加会议的国有企业代表结合各自企业实际，充分交流了国企发展与改革的经验。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认为，新时代以来，国企改革进入了以顶层设计为主、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的全新阶段。在顶层设计层面，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标志，各部门相继出台配套文件，共同形成改革顶层设计。在基层探索方面，2015年国资委推出国企四项改革试点，为推动“双百行动”企业改革，国资委进行了多场次培训和优秀企业调研，并进行专题报道。在改革内容方面，主要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进国企分类改革，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资监管进入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以中国联通、东航物流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通过融入非公有资本，实现了国有资本控股比例降低下的利润提升。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国企分行业领域的合并重组和专业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使国企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云南能投集团杨建军分享了该企业卓有成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指出对增资扩股的民营企业，要充分尊重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方式和市场运营习惯。对混改目标民企，要对其核心领导成员进行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其企业运营能力是否过硬、公司经营理念是否先进、个人及公司信用是否良好。对于不同的混改企业，分类管控，一企一策，优化决策流程，充分下放事权。在集团公司层面，充分发挥国企的品牌和平台优势，保障资金和资源支持，在公司发展战略，重大项目决策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在二级公司层面，在人事安排、薪资分配等基层运营方面充分授权，实现效率优先。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有利于降低混改的试错成本。通过多指标的模型化评价方式，评估企业的混改效果，效果欠佳者有序退出，效果显著者加大支持，实现优胜劣汰。最后，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强化党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公司治理的各环节和全过程。

国企代表闫冬阐述了自己关于国企改革的基本认识，他认为，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来看，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能生搬硬套。改革目的是机制体制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注意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有企业在重大改革方面做好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有机结合。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问题

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国有企业理论与实践，指出西方对国有企业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不如中国。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研究的是私人资本如何在要素约束下实现利润最大化，不能用于指导由国有资本控股的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他强调，我国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也相应地要与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一致。刘凤义教授认为，目前对国有企业贡献的评价不够全面，对国有企业功能的定位不够准确，相应的理论研究也没有跟上。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仅是以盈利为目的，或者说盈利不是国企的最终目的。目前的评价只考察国企的利润等显性绩效，往往忽视了国企的隐形贡献。比如，钢铁、能源、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性生产资料的生产大都来源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基础性生产资料，但这在评价上看不到。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科学标准，而且对国有企业要有正确的理论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深入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本质，厘清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企业”的本质区别。他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同西方的政府企业的本质区别，就要溯源中国国有企业的由来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端。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政府的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之所以暂停员工持股试点，正是因为员工持股制度与国企的资产全民所有制存在实践上的矛盾。

上海财经大学丁晓钦教授探讨了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问题。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由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来指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种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我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比相同水平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的薪酬待遇要低，但是仍不乏优秀的国企企业家不断涌现。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个现象，那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是和党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前，社会上对国企企业家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都比较低。为此他呼吁，全社会应该给予国企企业家足够的重视，以大力弘扬新时代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指出，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也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有关联。邱海平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三重属性：第一，它是企业；第二，它是国有企业；第三，它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当前还要加上第四个属性：新时代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现在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看待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有这样的理论站位，才能规避一些理论和思想上的偏差。

本次论坛取得丰硕研讨成果，经有关专家提议，下届论坛拟由上海财经大学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