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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名家】王如绘:学贵求新、史贵求真、研贵求细


2017-03-17 09:47:34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17年3月15日 第35期     责任编辑:李萍     人气:

王如绘研究员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到良好社会反响。本书荣获山东省第1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据了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专家将其列入中国近代史推荐书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其列入专门史专业博士生必读书目。为进一步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本报记者专访了王如绘研究员。

访:王老师,您好。您的专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持续的良好反响,是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请介绍一下您从事历史研究的相关情况。

王如绘:谢谢!我没有读过历史专业,又做过多年行政工作,研究历史是半路出家,取得的成绩很小。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代中日韩关系,一是义和团运动。

近代中日韩关系方面,我的主要成果是专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专著的题目,是我院已故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帮助选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到国内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同类著作。

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有利条件是一些基本的历史资料和相关论著在国内大部分可以找到。但也有两个困难:一是史料汗牛充栋,爬梳和利用工程浩繁;二是此课题并非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要写出新意来,是一个挑战。

开始工作以后,首先细读前人相关著述,比较已有观点的异同,寻找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然后搜集资料,阅读资料。最终经过五六年时间,书才写出来。

访: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一书有关内容和社会反响。

王如绘: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叙述了日本侵朝的全过程,框架力求合理,观点力求新颖。本书把研究上限定在1870年,此时正是日本“征韩论”甚嚣尘上之际,明治政府为打开与朝鲜交涉的方便之门,开始考虑与中国建交,并于翌年与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显示了“中日关系的开端就是受到朝鲜问题影响的”。下限确定在1910年,即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面,论述了日本侵略朝鲜的全过程。即: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大门;1882年利用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之机,逼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首次取得在国外的驻兵权;1884年,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事后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使日本在朝鲜驻军永久化;又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从而形成中日两国共同“保护”朝鲜的局面;1894年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派兵大举入朝,占领朝鲜王宫,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打败中国,把中国赶出朝鲜;直至1910年的《韩日合并条约》将朝鲜完全吞并。叙述中有一些新的见解,被有关专家奖誉为“新见迭出,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2.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书中指出了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清政府一向尊重朝鲜的主权,任其自理,从不乱加干预”。同时又指出,当西方势力企图插足朝鲜时,清政府却“故意淡化中朝宗藩关系”,“对朝鲜没有尽到应尽的指导义务”,从而给觊觎朝鲜的各国留下口实。当日本逼迫朝鲜缔结《江华条约》时,清政府竟采取不干涉政策,使日本得以顺利打开朝鲜大门,从而造成根本性失误。日本则利用与朝鲜签订的《江华条约》第一款,否定中朝宗属关系,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排斥、反对清政府应邀处理善后,企图把朝鲜与中国隔离开来,单独进行宰割,直至挑起甲午战争。书中分析了清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调整对朝政策,强化宗主权,维护朝鲜利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检讨了清政府消极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3.研究了列强在朝鲜的角逐,揭示了中日关系演变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书中较多篇幅,论述那些对中日朝关系影响较大的国际事件,如英、俄在全球的对抗等问题。19世纪80年代中期,朝鲜半岛成为英、俄两国在东亚争夺的焦点,英国支持清政府在朝鲜行使宗主权以对抗俄国。然而到日本准备挑起甲午战争的时候,英国却把拉拢日本以对抗俄国放在了首位,与日本签订了新的《通商航海条约》,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发动战争,中国成为英国利益的牺牲品。书中对8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朝鲜中立论”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实现朝鲜中立,“是一个对中国很有利的选择”,这样“以朝鲜问题为突破口的甲午战争也许不会发生”。当然日本还会发动侵华战争,但将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出现不同的结局。然而,朝鲜永久中立,即意味着清政府宗主权的丧失。清政府决策者死抱住最后一点点宗主权不放而反对朝鲜中立,实是一大失策。

4.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书中涉及各种历史人物,均给以客观的评价。肯定了李鸿章在壬午兵变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中国的宗主权,同时指出,中国的宗主权虽然得到了加强,但也引起了具有独立意识的朝鲜人的不满,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激化。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对朝鲜问题采取的措施,同样是“弊大于利”。对于甲午战前曾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身份驻朝长达九年的袁世凯,指出他在复杂的环境中“奋力支撑,时思有所作为”,“有其不小的成绩”,但也指出了他所采取的高压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朝鲜开化独立党人金玉均等,通过分析其提出的14条纲领,指出从字面上看虽然主张民族独立,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带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从实践上看,该集团系以明治维新为楷模,在拒绝中国宗主权的同时,却投入对朝鲜心怀野心的日本人怀抱,希望依靠日本的武力,采取暗杀手段实现其夺取政权的目的。因此,其改革纲领也就“只能成为一场卖国政治阴谋的漂亮招牌”。

“知往可以鉴今”。这本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趋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访:义和团运动是您学术研究的另一领域,也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

王如绘: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方面,我主要侧重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过几篇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论文。

我重点考察了义和团来源之一的大刀会,有如下一些新的观点:提出大刀会与1891年热河金丹道教举事中的“武圣教”有渊源关系;大刀会所信奉的祖师称真武神,同时又称无量佛,这种佛道同体的现象与混元教有关;最早从中、外文献的互证中提出大刀会的早期传播者为赵天吉,并勾勒出其基本的活动轨迹;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大刀会在山东西南部地区迅速传播与甲午战争爆发的关系;从原始文献中发现1894年在山东、安徽边界地区就出现了“兴华灭洋”的口号,并论定该口号是大刀会的口号。

论证了鲁西北地区神拳的基本形态和特点,指出神拳的原始名称应是“金钟罩神拳”,它是在大刀会“刀枪不入”等“神术”的诱惑下,吸收了当地降神附体等巫术和拳法而形成的。对义和拳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的考证。1898年10月冠、威义和拳的举事,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举事口号有“扶清灭洋”“助清灭洋”“顺清灭洋”等多种说法。我依据义和团早期口号出现的顺序,用中外文文献及口碑资料互相参证,论定其为“兴清灭洋”,成果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认识义和团形成的轨迹,义和团运动的分期,义和团口号的解读等,都是有意义的。

我还研究了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问题。以往史学界有人把“扶清”解读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也有研究者把“清”解读为“大清国”即中国,并由此引起对义和团宗旨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无论哪一种解读,都有自相矛盾之处,说扶清是扶持清政府不合适,但说义和团“扶清”是扶持中国也不合情理。我从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清”的含意辨析及口号主体转换三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指出当义和团改揭“扶清灭洋”口号时,义和团本身已高度神化,从使用“神术”的义和拳变为“天神天将义和团”。随着义和团在人神关系上主体性的丧失,义和团口号的主体也发生了“转移”,“扶清灭洋”的主体成为“天神天将”甚至玉皇大帝,这样把“清”解读为“中国”就毫无扞格之处了。

访:在您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想必有许多的心得和感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给青年科研工作者以启迪。

王如绘:在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有以下几点粗浅体会:

第一,学贵求新。建院之初,老院长蒋捷夫同志就经常讲,搞科研,就是要求新,判定一项科研成果有没有价值,就看其有没有提供新的东西,或者有新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体例,或者有新的表述方法。我一直牢记他的这些话,注意在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不炒冷饭,没有新观点不动笔。在写作《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一书时,我在阅读史料和各家著述的时候,都特别注意比较、鉴别其中的异同,以期找出矛盾,发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关于朝日《江华条约》的签订,在韩日等国学者中曾流行一种清政府劝告朝鲜与日本签约的说法,我核对相关史料,感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了《〈江华条约〉与清政府》一文,对此详加论证。我先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江华条约》的文章,可算是这一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又如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通过对日本外侵史的分析,提出日本大陆政策有一个边形成、边实施并逐渐成熟的过程,它是随着明治政府的出现而产生的,《江华条约》是这一政策实施的起点。这一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再如甲午战争前夕,大鸟圭介率日军入朝后,一度表现出与陆奥宗光的开战政策不够协调。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以往史著并未作出明白解释。我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指出,大鸟赴朝前,陆奥的书面训令并未将侵略意图和盘托出,首相伊藤博文也指示其尽可能“和平”了结。尽管陆奥在口头训令中暗示其尽量采取开战的办法,但大鸟“在双重矛盾的三种指示下面”,其第一选择是执行陆奥宗光的书面训令。书中具体分析了大鸟不断寻求陆奥宗光的明确训示、由主张协商撤兵到挑起甲午战争的“转弯”过程,不仅揭示出大鸟圭介作为职业官僚讲究程式、老谋深算的独特个性,也揭示出大鸟圭介与陆奥宗光共同的军国主义侵略本性。

第二,史贵求真。揭示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历史是已经消逝的存在,要求得真相,困难很大,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做历史研究,常年与历史文献打交道,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毅力,耐得住寂寞。我深深体会到,任何一点小的发现,都是在搜寻、浏览、甄別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取得的。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研究的验证,还需要面对同行学者的质疑和切磋。我的书和论文中所主张的“《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的劝告无关”的结论,就受到一位在韩国学习、工作多年的很有成就的学者的质疑。该学者使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所收藏的《日省录》的记载,提出是清政府派往朝鲜的册封使劝告朝鲜国王与日本签订了条约。我感觉从对方引用的资料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我手头所掌握的证据,也能支持我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但是,《日省录》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如何对其进行解读,毕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见到原文,仅就对方的引文写文章,是不严肃的。怎么办?尽管压力山大,也只好等待将来有去韩国看资料的机会。直到大约两年后,韩国把奎章阁的这些资料上了网,我才得以读到《日省录》的相关记载。我把对方所引用的几段资料一一与原文作了对比,指出了对方引文的多处错漏,并进行了正确释义。比如对方把其中的“书契相持,可钦可钦”一句,解读为“希望会谈取得成功”的意思,我便把《日省录》中相同语境中使用“相持”一词的语句汇录出来进行比较,指出对方释义的错误,结合其他诸多证据,作文回应,有效地捍卫了我的观点。

第三,研贵求细。历史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微观研究更需要重视。研究不能粗枝大叶,要重视细节,有些重要史料要反复读,认真分析和鉴别。比如对于茌平、平原等地的义和拳的名称,有的说叫大刀会,有的说叫金钟罩,有的说叫神拳,莫衷一是,长期没能解决。民国《茌平县志》有一段记载说:“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其中的“金钟罩神拳”一语,有的学者在引用时就丢掉了“神拳”二字,有的则在“金钟罩”和“神拳”之间加了一个顿号,断开来读。我开始也只注意到其中对金钟罩的描述,后来多次研读,终于悟出其中的“金钟罩神拳”就是当地义和拳组织的名称,“神拳”只是以后对它的简称,从而解决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如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义和团“初起名曰大刀会。自前年平白要办积谷团练,乃以为兵食等事责之民间,自然充足,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有人据此便认为这里“助清灭洋”的旗帜是指的山东义和拳举事时所树之旗。实际上结合后文仔细阅读,这里的第三句话说的和前面并非发生在一地。前两句是讲山东义和拳,后一句是讲北京义和团的。不认真去鉴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王如绘学术简历

王如绘,男,汉族,1946年9月生,山东茌平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8年12月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1997年12月任研究员。1989年5月至2003年9月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近代中日韩关系史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三等奖2项。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第7届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山东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山东省社科联委员等学术职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2);《甲午战争与朝鲜》(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主要论文有:《〈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历史研究,1997.1);《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东岳论丛,2011.6);《〈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抗日战争研究,1999.4);《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东岳论丛,1998.5);《试论马建忠的海防思想》(东岳论丛,2003.1);《甲午战争与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论丛,1984.4);《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齐鲁书社,1992.7);《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历史研究,2002.5);《论义和团起源的三个阶段》(东岳论丛,2001.6);《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东岳论丛,2006.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