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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范式与人类文明发展


——第四届泰山文明论坛:“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11-25 15:00:42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萍     人气:

“文化中国”这一理念和范式最早由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些海外华人提出,后来得到海内外华裔学者与知识分子的接受与认同,使之成为影响深远的概念、思想与实践,而当代中国文学界、新闻界、传媒界、图书出版界也十分喜爱“文化中国”称号,创立了一些相关知名品牌。

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发“文化中国”的内涵、特质、发展、作用和意义,做大做强“文化中国”品牌,强化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的繁荣、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加强文化智库建设,贯彻落实山东社会科学院与山东师范大学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我院“中国文化与地域文学”重点学科建设,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联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哲学学会和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于2016年11月18日-20日在济南成功主办了第四届泰山文明论坛:“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书记王希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存昌、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孙凤文、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友谊和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姜磊代表主办方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涂可国主持了开幕式。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南、浙江、安徽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50多人与会,收到高质量学术文章37篇。会议特别邀请了山东社科院老专家乔力、谢祥皓、王立鹏、王其俊、刘宗贤出席会议,他们分别就策划《文化中国》的意图、疑古派的非合理性、中西文化的融合、孟学的发展和“文化中国”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高见,魏建、杨存昌、丁少伦、梁宗华、李然忠、孙丽君等省内外知名文化学者参加会议并做了精彩点评。

王希军在致辞中强调,“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选题意义深远,从不同角度加以揭示实有必要,尤其是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值得深究,无论是“文化中国”范式的建设还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应该紧密结合现实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经验与实践形态进行探讨。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存昌从中国文化演变角度讲述了审美文化问题,该院魏建特地介绍了加拿大温哥华“文化中国”2016年学术年会主办的情况,其他与会专家围绕“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主题,就如下几个议题做了精彩发言并展开热烈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文化中国”的内涵、发展与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涂可国指出,“文化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学术范式、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既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交流可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也是用以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和全球文明大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标示性概念。“文化中国”具有思想文化、大众文化和新闻出版三个向度,“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是两个既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以文化为依托、为内容对中国民族国家形象的描述,后者则是以中国为载体、为范围的特定区域文化的指称,不过两者共同表达了中国与文化的一体两面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宏敏就“文化中国”概念进行了溯源式考察,指出“文化中国”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一批马来西亚华侨生,第一次被成功地运用于学术之功当推韦政通,将其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于学术实践的系傅伟勋,杜维明则是“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的宣传弘扬者,张岱年、方克立等一批学者则是“文化中国”理念在国内学界的提倡者。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陶武指出,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他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提供了一家之言。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邱楚媛围绕从“文化中国”到“精神性人文主义”这一话题就杜维明“灵根再植”的思想历程做了探析。她

指出,杜维明的思想植根于儒家人文精神,以思孟心学为根源,提出了以自我主体性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以及“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精神性人文主义”等思想理路、机制和论域。

二、“文化中国”与传统文化资源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梁宗华阐发了儒学理念影响下的忠奸类型形象问题,她指出班固《汉书》所塑造的忠臣、奸臣两种类型人物身上深藏着班固的治政理想,体现了他立足儒学仁政及礼制思想的根本立场;忠君爱国成为班固评述人物的主导思想,忠臣的形象在《汉书》中成为占据相当比重的一大类型;与忠臣形象相对,《汉书》在诸多传记中塑造了奸臣形象,其最典型特征即表现为权臣篡国,亦主要由忠于一姓一朝正统观念所主导。

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孙丽君对中国式悲剧艺术展开了现象学解读,她指明在现象学的视野中,中国式悲剧所追求的美感经验本质上就是对自我有限性的经验,这一有限性经验使得观众获得了自我与自我构成因素的和解,而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文明是这一有限性经验来源的基础。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韩宏韬分析了武周时期的科举改制,指出武氏将科举的斗争功能发挥到极致,武周科举革命的本质就是反传统,反对历史赋予的以儒学为根基的男权社会和旧门阀阶层,使儒家精神边缘化、选官范围庶族化、君权专制化、政治文人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寒庶,激发了时人的自信、热情和创造力,成为盛唐气象的重要一维,而科举精神的文学化,使得文儒成为唐代士人群体的基本结构类型。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刘云超考证了《复》《姤》小父母之说,指出邵伯温的的《易学辨惑》与沈括《梦溪笔谈》等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但是其说法相互抵牾;邵伯温虽然是邵雍之子,但是其常常语涉玄虚,好为怪诞之论,史家对邵伯温的言论常持怀疑态度,所以无法确切得出小父母说出自邵雍的结论;从学理来看,《复》《姤》小父母之说是比较符合邵雍《周易》思想的,相对而言四库馆臣的评价比较客观理性,宋元两代对该说大多持肯定态度,但是也有些学者对之做了批判。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车振华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学是贵族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建设新的通俗文学,其一是文学应该大众化,尤其是中国当今的新文学更应该走向大众化这条大道;其二是大众化应该由内容形式两方面着手,偏重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获得成功。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冯晨认为《中庸》中“诚”的“自明性”不仅说明了天道变化的动力在自身,更说明了人道在成就自我中的自觉性来源;同时,天道与人心统一的基础在“诚”,动力在“诚”,因为“诚”的自明性客观化为“物”,“诚”通过“物”沟通了天道与人心。

就孔-荀重学思想与中西互镜下的中国文化论题,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张明做了论说,他指出,荀子重视“学”的思想承继孔子而又专门论说,既区别于其他诸子的学说,又在儒学内部有别于孟子的心性之学;唐宋之交,孟学盛行而荀学湮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问的空疏之弊,至清代才加以纠偏;当下要复兴和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荀子之“学”的精神为要义。

三、“文化中国”与当代文化发展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李然忠探讨了万达电影产业的商业模式及其启示意义,认为万达电影产业的成功源于创新构筑电影产业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通过布局“放映—制片—发行—衍生品”的电影全产业链,万达电影产业获得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降低资产专用性风险、增强市场势力以及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协同效应,而万达电影产业所做的这一切关键是依托了全球市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陈进武以电影《匆匆那年》为核心对于“专属定制”的青春文化及其伦理建构进行了考察,指出青春类型电影在充斥着浮躁与功利的当下,尽管青春代际的“专属定制”也存在饱受诟病的叙事模式化问题,却为观众提供了怀想青春与寻找自我的有效平台;尽管此类影片并未完全跳出类型电影商业化制作与运作的窠臼,但在叙事深层彰显的“不悔”与“追悔”的伦理悖论正是该类影片的主要闪光之处。

枣庄学院文学院卢衍鹏探究了“文化中国”与主流影视文化的关系,主张“文化中国”的创立,要落实在文化实践尤其是重塑主流文化的策略上,为此应以“常识哲学”融入主流电视剧的生产与消费,以核心价值重塑主流电视剧的灵魂和领导权。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徐建勇提出提高“文化山东”建设的有效性,就必须推动山东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走出去”,积极提升齐鲁文化国际影响力。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鲁春晓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进程中“公地困局”问题的思考,认为当代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现象普遍存在,出现了利益博弈、内耗加剧、产权整合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应总结出科学有效的开发思路与策略,采取产权制度化厘定、多元主体联席管理与开发、流转市场建设等各项制度与措施,有效突破“非遗”开发中的“公地困局”,促进我国“非遗”传承与开发工作顺利进行。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李玲谈及了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她指明数是一个“先天地而已存,后天地而已立”的自在之物,是与天地共存、具有自然法则的涵义;在建筑的特定语言里,人们用数来表达某种愿望、某种理念、某种象征意义或代表某种形象的物或抽象的概念,把数的元素融汇在建筑语言中,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天文、地理、地利还有自然逐步形成了一种图腾式的理念;数的概念起到了和谐和平衡的作用,数的艺术审美化体现了中国古建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杜玉梅对孔孚山水诗从文化视角下进行了解读,她认为孔孚山水诗的文化因变特质使其具有了“变古出新,以新驭古”的品性,中国文化对孔孚的新山水诗体建构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对传统山水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二是齐鲁地域文化的长期浸润与扬弃;三是对道家美学精神的汲取。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佟金丹指出,徐訏是个具有宗教感的作家,他本人颠沛流离、沧桑多变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更能认同佛教生存即是苦难的价值认定,也更能深刻地体悟到佛教的无常、缘起等思想,他对生命意义思索与探寻的结果正契合了佛教对于有情生命与整个世界的认知。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赵迎芳对国内东亚文化共同体研究的动态做了介绍,她认为就“文化圈”而言,学界形成了“内核文化”“原型文化”和“辐射文化”概念,或“外缘文化”“变型文化”和“受容文化”范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东亚”的概念,其他学者则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有学者提出“东亚文化和合体”的概念,认为它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共识、有着相当强的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和合体。

四、“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品牌建设

山东社会科学院乔力指出,《文化中国》系列丛书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丁少伦指出,《文化中国》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以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赵志坚说明了“文化中国”系列丛书是济南出版社重点打造的原创图书,已出版了“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文化中国:边缘话题”“文化中国:诗性江南”三大系列,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事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从而体现浓郁的文化关照和历史反思特色。

五、“文化中国”与人类文明发展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明以“建设文化中国,回归精神家园”为题,强调“文化中国”是中国独特价值思维的真实表征,“文化中国”概念的现当代凸显反映出这一表征的黯而不彰;他认为理清“文化中国”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勇敢对治西化学者立场观点,明确提出“中体中用,返本开新”建设方略,对国人早日回归华夏精神家园而言是完全必要的。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颜景高关注中国文明秩序的重塑问题,指出,从本质上说中国构建的现代文明秩序,离不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中培育的新时代精神,这既要提防西方文化输入引发的“文化溶血”现象,也要警惕逆转全球化的“文化孤立”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引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塑造的方向。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汪霏霏在深入分析精神文明的发展和约束机制内涵的基础上,尝试将精神文明的发展机制分解细化为汲取转化机制、推进机制和保障机制,同时对各项分机制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具体,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机制更加明晰。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孙书文强调以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化城市建设,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城市的建设同声相求:文化产业富含文化内涵,对应了文化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文化产业不仅能极大地释放城市的文化潜能,还能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晋彰论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文空间再造问题,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再造人文空间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从历史维度看需要加强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从现实维度看需要着力保障居民的文化权利,而从人类发展的整体维度看则需全面促进文化多样性。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闫娜指出,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化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城市文化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文化中国”的发展情况,因而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是当代“文化中国”构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次召开的“文化中国”专题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在“文化中国”的内涵、“文化中国”理念的历史发展,文艺与“文化中国”的关联,“文化中国”与新闻传播、影视文化、文化认同、东亚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精神文明创新发展和“文化山东”建设的关系,以及“文化中国”品牌建设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必将对“文化中国”理念建构和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想支撑。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