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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峰:西方公共领域想象力的历史演进


2016-07-04 09:46:19      来源: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16年第5期转载     责任编辑:政策研究室     人气:

就当前人们追忆西方“公共领域”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公共领域最初是在传统社会解体的进程中作为一种阶级认同方式存在的。随着公共领域的政治化,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想象逐渐具有了一种合法地位。虽然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想象成为了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但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性质无法被完全掩盖。公共领域公共性的“自由”想象,伴随着社会权力的集中和组织化,使得公共领域变成了一种操纵性的领域。这种操纵性公共领域的实践效应,伴随着去规制化和市场化,成为当前人们重新想象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成为人们重新想象公共领域的障碍。

 

一、 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孕育:从阶级认同到公共想象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生是一种对新型客观关系的主观认同过程。换言之,公共领域是推进社会转型的力量脱离旧秩序的意识形态庇护,寻求精神自觉的一种机制。随着交换关系脱离传统共同体的制约以及政治权力的国家化,一种新型的社会群体逐渐摆脱家庭经济的束缚,在国家重商主义政策的庇护下获得了一种新的性质。然而,这些新生的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虽然具有客观的相似性,但他们在主观层面上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与心理机制的禁锢。哈贝马斯认识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完全能够适应贵族的宫廷文化”,“早期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观念和作为‘正当’职业的商业活动方面显得保守,在政治上同样保守”[1]。这种状态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交换关系需要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保护下才能获得制度性的扩展,因而在专制权力的影响下交换关系其实是一种以特许经营权表现的身份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新生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具有一种新的性质,或者即使新生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认识到自身与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及其成员不同,这种不同最初也可能表现为一种陌生感甚至是一种不安感。面对这种陌生与不安,新生力量很容易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同化甚至被消灭。但是只要这种交换关系能存留下来,甚至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扩展开来,那么基于交换关系形成的社会群体就会逐渐走向自觉。正如哈贝马斯所认识到的“这种资本主义一方面强化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关系,另一方面又释放出来一些因素,有朝一日将消解这些统治关系。”[2]

这种新生社会群体的自觉过程其实就是形成阶级认同的过程。随着交换关系的扩展,传统的基于分配关系的等级体系逐渐被打破,这就导致了那些脱离传统等级体系的人无法用传统方式来彼此确定对方的身份。交换关系带来的流动性引发了新型社会职业和活动的兴起并吸引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加入到这种新的社会职业和活动中。在这样一个对所有等级都具开放可能性的社会领域中传统的身份不再具有稳定性的意涵,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新的社会领域中寻求传统的等级身份会阻碍新型社会领域的发展。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在新的领域中传统熟悉的等级身份不再适用,人们彼此陷入了一种不知到对方身份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彼此互不相知的陌生人状态却在交换关系中得到相对良好的交往效果。这就意味着陌生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性质,因而这种未自觉的共同性就成为陌生人彼此联结的纽带。桑内特认识到这种陌生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种“陌生人不是一个外国人,而是一个未知的人。”而这种“陌生人聚居的城市,则必有一个新的然而尚未成型的社会阶级正在形成,而且该城市正围绕着这个社会群体进行重组;在这样的城市中,陌生人具备了一些未知的属性。”[3]因而,彼此作为未知的陌生人在客观交换关系联结的基础上需要生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文化与心理机制。

彼此未知的陌生人之间寻求相互信任的活动是在一种等级身份体系中进行的,因而其最初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阶级认同方式存在。这种特殊的阶级认同方式是在从传统共同体中挣脱出来的市民社会里孕育的。在市民社会中,传统共同体的整体性被消解了,一个陌生人需要在不同的活动场合来回穿梭以实现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在市民社会中,传统共同体解体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脱离了家庭经济的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一个是失去了生产功能的家庭。这两个领域在性质和行动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在其中存在的陌生人需要平衡二者的关系。然而,这两个领域都不能依据传统加以理解,因此,陌生人需要一种想象力去赋予它们以秩序。从一种文化与心理认知的角度看,桑内特认识到当时的人们面对这种问题区分出自然与文化的差异,“当时的人认为有教养的行为就是大都会的公共行为,而家庭内部的行为可以视为人类天性的行为;这两者之间的制衡,则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划一道界限而得以实现的。”[4]这种区分和制衡是重要的,一方面虽然公共领域是维持生计的重要领域,但是其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造作的特征,因而人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又自然的领域以缓解公共领域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已经把生计功能分化出去,人们就不能在家庭中获得其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因而人们必须走出家庭的狭小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相应的角色。

公共领域是在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生成的,但是在一个交换关系逐渐扩展的领域中,传统的等级也被卷入其中。这样在公共领域中就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及其身份认知,但是这种等级性的身份认知不符合公共领域的交换关系,因而这些不同等级的人如果想依据交换关系获取财富和地位就必须想象一种共同的身份,在阶级社会中就表现为一种阶级身份。这种阶级身份需要赋予彼此陌生的人以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机制的建立则需要一种文化想象力。桑内特认识到“18世纪的城市社会使社会交往变得有意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借用一套在戏院和日常生活中都发挥作用的信念系统”,依靠这种信念系统“人们不需要确凿地知道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只需要将其当成某类人,以便能够采取恰当的行动就行了。”[5]而实践这种信念系统的机制,在当时可以说是咖啡屋。在咖啡屋里人们的交谈需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为了让信息尽可能全面,社会等级差别暂时被悬置了;坐在咖啡屋里的任何人都有权和其他任何人交谈,也有权利参与任何讨论,不管是否认识其他人,也不管他是否被人邀请来发言。此外,当在咖啡屋里和其他人交谈的时候,询问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一种糟糕的行为,因为这样一来,无拘无束的交谈就会受到妨碍。”[6]显然,公共领域是一种试图脱离等级差别的交往领域,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悬置等级身份,一种新的阶级认同机制才能生成。

公共领域虽然需要悬置等级身份,但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陌生人并不以悬置等级身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化陌生为熟悉的机制,也即他们需要对那种“未知性”进行深究以明确自身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不能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想象机制,其需要与市民社会的性质相一致。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是一种把私人转化成公众的领域,因而公共领域中的陌生人在思考其形象时,就需要从他们的私人性中提取要素。在哈贝马斯看来,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将商品所有者与一家之主、物主与‘人’的角色完全结合起来”,而“物主在市场上的独立性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自我表现是一致的。”[7]正是这种私人的自主性才能保证个人走入公共领域,而“私人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只要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能占领讨论对象的市场。”[8]可以说,正是公共领域从悬置等级身份深入到陌生人的私人性才使得陌生人群体摆脱了等级身份的困扰,进而为形成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做准备。

当公共领域摆脱传统等级的意识形态,并在私人性想象中理解社会生活时,市民社会与专制国家的分离也就达到了顶峰。原先需要专制权力庇护的交换关系现在开始寻求自治,因而公共领域也从阶级文化认同的社会领域扩展到限制权力专制的政治领域。公共领域政治化了。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只有这个时候,公共领域才获得了政治功能。”[9]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将作为特殊领域的阶级认同扩展成为一种国家认同,公共领域成为了一种政治批判的领域,改造着政治权力的性质与运行机制。正如哈贝马斯所认识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就有公共性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0]显然,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不仅具有一种否定意义,同时也具有一种建构意义。原先在专制权力庇护下,交换关系具有一种等级政治的色彩,甚至可以说交换关系并不具有政治功效。但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政治化,交换关系具有了一种政治功效。这就导致了传统政治结构的最终瓦解,一个新的经济与政治相融合的时代降临了。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公共领域超出了阶级性的“公共”话语,走向了一种国家性的“公共”话语。经济市民通过公共领域转变成国家公民,并用“公共舆论”的方式批判公共权力机关及其政策,以促使公共权力的公开化、民主化。

 

二 、民族国家中公共领域的发展:从个人自由到组织控制

 

西方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表达的。这种公共领域的批判机制在公共领域还处于阶级认同阶段时就形成了。在阶级认同的公共领域中,一方面,陌生人之间彼此悬置了等级身份,变成了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人,因而可以自由的交谈;另一方面陌生人的私人性想象促使他们以独立主体的方式相互批判以获得共识。公共领域的批判机制不仅从否定性意义上终结了等级身份认同,更从肯定性意义上塑造了基于交换关系的群体共识。随着公共领域的政治化,公共领域的批判机制也获得了一种政治性的内容。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否定了专制权力,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公共权力。公共领域基于私人自主性的想象同时也渗透到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理念之中。可以说,公共领域的私人自由原则获得了一种合法性以支配公共权力的功能性想象,个体自由被制度化了。哈贝马斯认识到,“市民阶级是一些私人;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统治权。因此,他们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的权力要求并不是要将必须分开的统治权集中起来;相反,他们要破坏现存统治原则。”[11]这样,原来集中的权力被分散了,作为权力掌握者的公共机关也只能掌握有限的权力,大多数权力以隐匿的方式被自由个体所掌握。当然,这种权力公开化、民主化的过程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阶段,因而批判性的话语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个历史阶段可以从公共领域的阶级认同算起,一直到自由主义话语获得支配权,并绵延到社会权力集中化阶段。

个人自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法律形式要早于个人自由的普遍实践。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政治功能所承诺的个人自由并不具有普遍实现的可能性。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想象通过狂热崇拜被推向普遍化,但是在激情冷却之后,公共领域公共性的“阶级性”就被暴露出来了。哈贝马斯承认公共领域从其起源时就具有排挤机制,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理念型被表达出来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对你封建社会统治关系的消解并不是对政治统治的消解,相反,是对政治统治的变相继承——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以及作为其核心组织原则的公共性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12]公共领域公共性意识形态所掩盖的阶级差别在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取得法律形式后必然会暴露出来。一方面,理想型的社会设想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支持,因而个人自由理念在改造实践时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另一方面,由理想型所营造的开放之网会使得那些原本被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阶级争夺话语的控制权,因而也会铲除公共领域原本赖以展开想象的基础。无论如何,当公共领域获得一种政治功能并以个人自由来想象社会和政治原则时,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就会被逐渐铲除。

基于交换关系想象的个人自由在公共领域政治化后支配了公共权力功能性的想象力。传统国家对于交换关系的种种限制被逐渐解除,交换关系在一种隐形的社会权力中自发运行。这就是亚当·斯密提供给人们理解新型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逻辑,即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追求个人利益并实现社会福利。马歇尔曾经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探讨过国家赋予个人自由的历史演变过程。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包括三种要素:一是公民的要素,即“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二是政治的要素,即“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三是社会的要素,即“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与这一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13]在马歇尔看来,18世纪发展起来的是公民权利,19世纪发展起来的是政治权利,20世纪发展起来的是社会权力。但马歇尔没有认识到,个人自由的这三种权利同时代表着公共领域发展的三个阶段。经济权利代表的是在专制权力庇护下的阶级认同型公共领域;政治权利指涉的是在阶级认同型公共领域获得政治话语权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阶级也加入到公共领域的一种结果,或者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型的公共领域;而社会权利表达的是阶级斗争型公共领域瓦解后的妥协状态。可以说,基于交换关系想象的公共领域在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进程中消解了。

但是基于个人自由想象的公共领域并没有随着基于交换关系想象的公共领域的消解而一同消解。毋宁说,原本在公共领域中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关系和个人自由,随着国家保障个人自由而分离开来。在交换关系中隐藏的统治关系逐渐显露出来。哈贝马斯认识到,“市民社会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所导致的不是私人交换过程中权力的中立化;相反,在资产阶级契约自由形式下,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在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尤其如此。”[14]这就意味着在交换自由的形式下存在着生产性支配关系。这种生产性支配关系随着一种现代性世界观念的生成逐渐取代了交换关系的主导地位。这种现代性世界观念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释,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和控制事件的手段。”而“控制几乎总是与命令性行为相关联,或与其同义,这种命令性行为被理解为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操纵”[15]。鲍曼认识到基于交换关系的个人自由最终在“工业革命”的名义中消解了。“‘大众’被千方百计地推离旧有的僵硬而机械的例行程序(集体相互行为的习惯管理之网),而被挤压进新的同样僵硬而机械的例行程序(目标管理的工厂社区)中”,而这是一种“用理性权力设计出来并通过日常的监视和管理来加以维系的秩序。”[16]因此在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个人自由的实践在实践中呈现出来两种不同的结果。然而正是这种被理性管理的非自由个体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逐渐铲除了公共领域原有的机制。哈贝马斯认识到,“随着非市民阶层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并开始拥有属于其自己的公共性武器,如出版物、政党和议会,资产阶级所锻造的公共性武器转而针对资产阶级本身。”而“随着政治权力转化为公共权力,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公共领域也找到了其社会主义形态。”“公共性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它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人自由的领域,而保障公众自律。”[17]

一个基于交换关系想象的个人自由最终在分散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揭示了其自身真实的生产性支配底蕴。在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形式下,社会权力逐渐集中起来,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形成了。在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原先公共领域赖以生成的私人性逐渐变得公共化了。原先被视为是私人领域的商品和社会劳动领域逐渐被各种组织所控制,而“在组织社会中,不再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而是有组织的集体成员”[18]。德鲁克从大规模生产的角度揭示了组织对于个人的控制。在德鲁克看来,大规模生产的固有特征是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分离。这种分离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劳动者就不再能单独依靠个人来生产一件完整的产品,个人的活动被限定在一个生产操作环节之中,那种交换关系中的独立个人形象消解了;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过程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个人不再能够看到生产的整体意义,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协调各种生产活动的机制,一种基于理性控制的管理阶层逐渐生成。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支配关系。“在工业体系中,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19]随着组织化对于个人自主性的压制,公共领域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转型。桑内特从一种文化与心理的角度揭示了公共领域转型的一个维度。在桑内特看来,原来基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制衡关系,公共领域能够在一种非人格方式中得到有效的维持。然而随着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商品的同质化使得公共领域逐渐变得形式化,人们不再能够在公共领域中体验到一种自主性。相反人们逐渐从公共领域中退出,进入已经被公共领域挤压至很狭小范围的家庭领域寻求一种人格体验。桑内特看到,由于公共领域中各种暴力的存在,家庭作为一种自发的秩序,被人们理想化为一种道德标准。“以家庭关系为标准,人们不再像启蒙时代的先辈那样将公共领域当作是一套有限的社会关系,而是从道德上贬低公共生活。隐私和稳定在家庭中得到了统一,而在这种理想秩序的映衬下,公共秩序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20]显然,公共领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

 

三 、组织管理中公共领域的变革:从亲密性到流动性

 

基于交换关系的公共领域想象借助政治权力并没有实现其承诺,反而引致了一个受组织操控的公共领域。组织化的理性设计适应了社会权力集中的趋势并把个人自主性挤压到狭小的内心领域。在内心领域与组织操控的公共领域关系中,人格伴随着公共化的扩展侵入到一切领域。一个组织化的公共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人格化的领域。桑内特认识到,人格的道德想象成为公共领域中人们交往的一个主导机制。在一个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组织领袖运用其人格魅力延续了基于交换关系的公共领域中个人的自主性,但绝大多数人却因为怕在公共领域中暴露自己的人格而保持沉默。因而,在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公共领域只能以领袖的激情和群众的沉默获得有效维持。哈贝马斯认识到这种公共领域的维持,使得“公众的批判意识成为再封建化过程的牺牲品。社交中的讨论形式让位于对共同生活的崇尚。”[21]一种亲密性的社会关系统治了公共领域的想象力。这种基于亲密关系想象的公共领域起初是与组织化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鲍曼认识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用人为设计的、强加的监控规则,来取代共同体过时的‘自然而然的理解’、取代由自然来调节的农业节奏和由传统来调整的手工业生活的规则”,而这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然而随着新的权力构架的建立,现代资本主义试图“恢复或从零开始创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22]这样组织化的权力就与亲密性的人格联结到一起来。这种联结在政治领域中也非常明显,随着选举权的扩展和国家保障,分散的大众只能依靠组织化的政党来表达其意志。尤其当大众传媒获得普遍应用时,政党领袖的人格魅力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一个依赖组织的领袖通过掌握大众的心理获得了人格魅力。这种亲密性公共领域的人格想象被国家接受时,一种被想象出来的国家共同体就获得了其意义。

然而,这种亲密性公共领域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排他性,其内部时常会出现甄别其成员资格的现象。正如桑内特所认识到的那样,亲密性的公共领域不再是一个行动的领域而是一种状态,为了保持其状态,亲密性公共领域限制了大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人们彼此之间不再交流,只是通过媒体中的领袖形象来思考自身。换句话说,亲密性公共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冷战状态,人们时时都担心因为自己人格的暴露而被逐出公共领域。这种担忧在一种组织化控制的意义上被放大了。德鲁克认识到,当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极权主义就诞生了。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人类理性的绝对性,所有后来的自由主义信条和从卢梭开始的极权主义信条都是基于这个发现”。而理性主义深处却深藏着一种道德人格的想象力,“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个要点正是它相信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达到绝对理性的完美境界”。[23]这样理性化的组织设计就与道德人格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了。但理性和道德人格的结合引发的却是每时每刻地去验证组织成员的资格,并把那些组织外部的人当作敌人加以抵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世界战争就是这种亲密性公共领域的极端表现形式。福利国家可以说是这种亲密性公共领域发展的相对温和的形式。但是这些亲密性公共领域想象出来的形式最终都被证实是无法忍受的。这主要是因为亲密性公共领域与生产性组织较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限制了生产性组织功能的发挥,最终使得亲密性公共领域自身无法发挥作用。

正如德鲁克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在一种单一的整体性中思考和实践,否则只能导致社会崩溃。但组织化的公共领域再加上一种道德人格想象正是这种企图,其最终在极权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的改革中破产了。但是它的后遗症却是明显的。随着国家层面的亲密性公共领域的削弱,地方性的亲密性公共领域兴起了。这种现象被那些不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人建构成社群主义的理论。毋宁说这是一种亲密性公共领域的遗产。因为社群又被那种道德想象力禁锢了。到处兴起的社群如果仍然采用一种道义论主张,它们就会演变成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彼此的争斗与敌对就会甚嚣尘上。鲍曼认识到,这种社群主张又引用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理念,但“进行身份认同奋斗的人们,他们畏惧最终的胜利,要比畏惧一连串的失败,程度更为严重。身份认同的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永远也不会完成”。[24]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机制不是一种“默认一致”,而是要去寻求的“共识”。随着去规制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一种新的个体化过程使得原本相对具有稳定性的群体和组织关系变得急剧流动性。在一个流动性的个体心理认知中,人们无法达成那种道义上的长期承诺,有的只是一种暂时的身份认同。正如鲍曼所表达的那样,当前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在另行通知以前”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典型是一种美学共同体。然而,“以偶像为中心的美学共同体的一个恶作剧是,把‘共同体’从个人选择的可怕对手,转变为个体自主的表现形式和(真正的或虚幻的)再确认。”而“无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美学共同体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参与者之间联系的草率、敷衍和短暂。”[25]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急剧流动性的个体化社会中不可能再恢复那种亲密性的公共领域,当然试图恢复那种亲密性公共领域最终只会带来社会灾难。

亲密性公共领域随着去规制化运动与组织化的公共领域分离了。新个体化运动及其所带来的流动性,使得亲密性公共领域不再能和生产性组织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人们对于生产的控制欲受到了限制,毋宁说人们并不再用一种有形的组织模式来控制生产关系。随着管理层控制欲的降低,人们陷入了一种个人自我监控的状态。正是这种自我监控的状态使得人们的交往更形式化,人们的共同行动只能在由某个共同特征所激发的情感时限内存在。正如鲍曼所认识到的那样,“当归属感的炫目闪光瞬间熄灭时,孤独者一觉醒来,发现依然寂寥如前,在片刻之前一度恍如白昼的共同世界似乎较以往更为黯淡。”“力量通过爆发被悉数释放,没有残留一点可再次点燃的火花。”[26]无疑,在这样一种“流动性”基础上,人们无法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人们陷入了一种无法把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能力困境中。这种困境的形成本身暗示着当前的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历史转型期。人们又陷入到了无法辨识彼此地位和角色的境地。这种困境仿佛让人回忆起了公共领域的原初形式。哈贝马斯试图仿效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模式,隐匿这些新兴个体的当前角色,在一种形式程序中通过交往理性获得一种道德认同和政治原则。罗尔斯试图用“无知之幕”抹去当前个体间的角色差异以达成一种共识。无论如何,他二人都只是在逻辑上完成了重建公共领域的第一步,而不是深入到更核心的地带发现公共领域的新机制。毋宁说,当前公共领域想象力应当建立在流动性个体这样一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但这种流动性个体的特征和性质并没有被当前的理论所准确把握,而能够适应这种流动性个体的结构之网更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也就是说,虽然流动性的个体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初露端倪,但流动性个体的主观自觉问题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是因为当前的文化环境还没能够为这种流动性个体提供可能的突破口,或者是人们在当前的主导文化语境中根本就无视这种流动性个体,总之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还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这种不自觉性往往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传统或仿效当前文化获得认同。但如果其不能冲破这重襁褓,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新型公共领域的夭折。这也就提出了加强文化与制度创新以实现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

                      (文章来源:天府新论[J].2016(2):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