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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英:论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及其根源


2015-11-22 21:46:39    责任编辑:哲学研究所     人气:

[摘要]韦伯悲观地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化发展会愈演愈烈,理性内在矛盾即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导致文化统一性意义和人类自由的丧失。韦伯如此悲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缺陷,它片面强调理性内部之间的斗争性,从而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这种悲观也与其对知识和人性的基本看法有关。

[关键词]韦伯;悲观理性化;根源

 

一、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的内容

韦伯的悲观理性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形式理性发展结果和趋势的看法上。在文化领域,韦伯认为随着西方宗教改革而来的入世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在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内在精神动力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统一性意义的丧失,而且这样一种理性的文化与传统的价值理性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韦伯深刻地意识到新教伦理建构的理性主义世界图像为新教徒提供了一种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有节制的现实生活态度,成就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生活伦理,它客观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以效益和金钱为目的的理性行为要求驱除现实生活中的鄙陋和蒙昧,于是理性的迅猛发展造成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生存伦理的猛烈冲击。韦伯说:“禁欲已着手改造世界,并在这世界踏实地发挥作用,结果是,这世间的物资财货,如今已史无前例地赢得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其中逃脱的力量。如今,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这牢笼——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总之,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1]这样入世禁欲主义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结构悄然产生,现实利益和经济效益成为根本的行为准则,精准的计算和衡量成为根本的工具、手段,储存内在精神气度和价值信仰的思维空间被功利主义所排挤甚而替代,这样一种现代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势如破竹以致不可遏制。

经济领域也不例外,经济理性化的发展转变了人类生存方式,使人类陷身于以技术为核心的经济秩序牢笼,。韦伯指出,严格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像一个牢不可破的铁笼将诞生于其中的人们困于其中,“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2]在韦伯看来,人们自己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大机器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反而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它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模式,这种境况会持久的存在下去。换句话说,人类依靠自身的理性和科学技术手段发明和创造了大量促进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工具和手段,制定了严格有序的生产、组织规定,这一切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和征服自然的欲望满足。可是人类不曾料到这些发明和创造、这些组织和规约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牢笼,人类的自由正在一步步被外在事物所剥夺,人成了外物的奴役,变成异化的人。正如迦达默尔所说:“自我疏远不断增长的条件不仅仅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的特殊性造成的,确切地说应归因于对在自己周围作为我们的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东西的依赖性。”[3]我们越是更多地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我们就越深地陷入科学理性所建构的一切秩序和文明,而科学与技术在理性时代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侵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

面。也正因此,韦伯才会悲观,技术理性本身也是韦伯对理性内涵的一种解释,也难怪许多韦伯思想研究者直接将韦伯的理性作了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其次,经济理性化打破了传统的人际关系,建构了以利益为根本原则的交往准则。资本主义理性经济条件下,资本计算以及货币计算都达到了高度形式理性化的程度。韦伯认为:“资本计算在其形式上最为理性的形态下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为前提”。[4]货币计算的形式理性条件首先则是“自律的经济行动间的市场斗争。货币价格乃是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也就是权势配置下的结果。价格原就背负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打造出来的性格,而‘货币’绝不是无害的‘不确定效用的指示器’——不在原则上斩断价格的这种性格就能随人任意改变。‘货币’毋宁是斗争手段与斗争价格,虽然作为计算手段,但也不过是利害的斗争机会在计量的估算上的表现形态”。[5]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竞争是维系资本计算和货币计算的集中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直接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支配,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性和目的性。

韦伯认为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理性行为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理性趋势,它突出表现在高度理性的官僚制上。官僚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自由的丧失以及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尖锐矛盾。韦伯认为:“官僚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6]官僚制的高效性与对人的自由的人性发展的阻碍恰恰是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间的矛盾体现。对于韦伯来说,这一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这也是人类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生存困境,形式理性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压倒实质理性。人类为了适应这个理性化的时代,一定离不开具有高效、精准、迅速、统一等特点的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官僚体系,可是这一官僚体系却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使人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人类对官僚体系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以至于到了离开官僚体系就不会生活和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样两个矛盾体现在理性化的官僚制中,韦伯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只会随着理性化程度的提高而愈演愈烈。官僚制作为法治型统治中最为高效、科学的组织形式,必将在现代社会扮演无法替代的角色,官僚制组织形式贯通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法律各个领域,在整个现代社会的机构运转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可见,韦伯把官僚制与人的自由与价值完全对立起来,并预言官僚制会逐渐控制和剥夺人的自由空间,官僚制越向形式主义理性模式发展,人的自由空间就越狭窄,而官僚制向形式主义发展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人类正在随着官僚制形式主义趋势的发展而走向丧失自由的境地。韦伯于是认为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自由状态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反而会越来越糟。同样法律上以严格的逻辑化和体系化的法律条文为依据,以受过严格专门训练的法官担任法律事务的判决,法官就像机器一样运作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程度。这种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并非完美无缺,它们形成了对人的自由和生存空间的限制和束缚。

总之,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经济、政治、法律诸领域的深刻分析指出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无时无处不在秩序和组织的操控之中,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理性化、官僚制的形式主义以及法律的形式主义的趋势都会愈演愈烈,它们与实质理性经济、实质的政治自由以及实质的法律公正与尊严都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这种理性化趋势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是人类必须接受的事实。理性化发展迫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之中。

迦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曾表达了和韦伯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有条理的建造和技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两种作用。“首先,技术像旧时代的手工匠技艺一样,在整体上和一个先构想的客体相关联……在我们以技术发展为特点的文明中,我们可以亲眼目睹,随着一种让消费者惊醒和刺激需要的工业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来,人为制造的东西如何规定了新的条件。其次,因为这个越来越人为化的世界而必然变得无所不在的结果,就是我们和世界相互交换中的灵活性的丧失。无论什么人使用技术——谁又不使用技术呢——都要把自己委托给技术的作用。正是依赖于从根本上放弃和自己全部活动能力相关的自由,人们才享用到了现代技术可以使我们得到的这些惊人的舒适条件,占有了不断增加的财富。”[7] “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8]迦达默尔的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技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即人的自由不断被人类自身建构的文明和秩序所束缚,人类一步步陷入了对外在条件的依赖之中,难以自拔。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批判现代工业社会时也指出:“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四处展现出这两个特征:走向技术理性的圆满趋向和把这一趋向包容于既定制度以内的巨大努力。这里有一个该文明的内在矛盾:理性中的反理性因素。这是它进步的标志。那科学技术占为己有的工业社会被组织起来,为的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支配人与自然,为的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利用它的资源。当这些努力的成功开辟了人的现实化的新纬度时,该社会就变得反理性了。”[9]马尔库塞用“反理性”来表达现代理性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其本质同样是人的自由的丧失,人类逐渐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文明的产物所束缚。

显然,韦伯、迦达默尔、马尔库塞等人虽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最终却都指向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矛盾问题,都指出了人类在社会不断理性化的发展进程中,被自身依靠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体系所控制和异化的境况。

二、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的方法论根源

面对着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韦伯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这种悲观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10] Andrew M·Koch曾指出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悲观主义来自于他对科学、知识以及人的本质的假设,即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的因素,[11]这两点我们都可以在韦伯的著作中找到证据,稍后论及。通过对韦伯著作的仔细研读我们发现韦伯悲观的关键因素在于其社会研究方法,即韦伯为理性化内在关系设定了一种片面的模型,这种缺乏辩证性的关系设定直接导致了韦伯的悲观。

根据韦伯的设定,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就某种行为而言,从目的理性的观点来看,价值理性始终是非理性的,因为越是一味顾及行动的自身价值,就越是不顾行动的后果。就某种社会组织秩序而言,越是具有形式理性化特征,相应地实质理性特征就越少。在现代社会中,不管人的行为方式,还是社会秩序的组织方式,都日益凸显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特征,而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则日益受到排斥和挤压。二者之间这种极端矛盾性的设定恰恰是韦伯描述资本主义理性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核心手段,是韦伯暴露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工具。

当然,韦伯所设定的这种关系模型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正因此,西方许多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者,从韦伯的这一关系范型出发来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矛盾。可是当我们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审视韦伯的这一关系设定时,就会发现韦伯的片面性所在。那就是,韦伯过分注重了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以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却忽视了对应的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冲突,而是既冲突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首先,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是理性化发展进程中的两个因子,它们是理性内部不可或缺的因素,统一在理性身上,不可偏废就仿佛是人走路时的两条腿,对于人来说,两条腿不可偏废,缺少了任何一条腿,走起路来都会摇晃。其次,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离不开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因为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发展要以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发展为基础,同时,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也离不开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因为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发展需要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提供价值论的保证和导向,正如人走路时,左腿离不开右腿,右腿也离不开左腿。最后,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又存在着矛盾,因为高度的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发展必然会减少对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发展要以暂时牺牲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为代价,而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发展也要以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暂时牺牲为代价。正如人走路时,绝少能够两条腿一起前进,势必先迈出一条腿,等站稳脚跟,再迈出另一条腿,这样,一步一步前行,而且,两条腿之间的距离不能超出两条腿长度的和,否则人就会摔倒。

在理性发展的道路上,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极少的状态下,理性的发展既能保证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又能保证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尽管这种短期的行为的确出现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是随着理性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境况不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步子先迈开了,而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步子却还在后面,而且目的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之间的距离偏大了,这种距离要再拉大的话,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像一个偏瘫病人一样的问题,而这恰是韦伯当时所看到和所担忧的情况。因此,我们说韦伯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全面理性化的进程,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之间的差距有些过大了,这意味着社会的畸形发展,韦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也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可是韦伯的担忧又有些过分,因为一般情况下,人走路时,后面的步子会在前面步子的带动下赶上来,当然也不排除由于其中一个方面的片面发展而导致整个社会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社会发展就是以这样近似交替的方式向前迈进。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固然是一种趋势,但是它绝不会只是人类实现实质公正与民主的绊脚石,况且一种纯粹的目的理性或形式主义理性,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法律领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自身的不断强化还是人类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和实质公正的有效的、唯一的途径。因此,为了保障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那种一味批判形式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只是从一种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由过分注重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而走向过分注重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理性内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尽力促进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平衡发展。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或者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关系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最后落脚点,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理论者最终讨论的问题,马克思、尼采、哈贝马斯都毫无例外。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者也正是看到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可能的平衡点,才会在扬弃韦伯理性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正如傅永军所说:“合理性概念能够成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概念平台主要得益于马克斯·韦伯。正是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首先把欧洲现代化和理性化视作同一历史过程,以洞悉西方现代性的演进过程及其本质。韦伯的这种企图使得合理性这个以往平淡无奇的概念一下子获得了与世界进程以及人类命运相维系这样一种显赫的声誉,同时也使得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获得了一种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12]他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解决韦伯的这一难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探求。

但是企图找到一种切实的途径来克服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化解现代社会中道德层面与技术层面之间的冲突是极其困难的。包括哈贝马斯不遗余力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交往范式在理论上的确立是可以的,可是谁来保证这种交往范式在现实中的确立?交往范式无法脱离目的理性而独立建构起来,而以目的理性为前提的交往范式最终仍然会陷入目的理性的陷阱。因此,哈贝马斯那里,那种平等的、协商的、公正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理解和沟通只能是一种理想化模式。假如沟通与理解能够如此简单地进行,那战争不会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会恶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就根本不曾有出现的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一切都出现了,在这一切产生的过程中,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主体间沟通的途径。只是这样一种主体间性始终无法真正摆脱主体性的羁绊和主客体间深刻的对立。今天,这种主客体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主体间性如何能够穿过主客体性的铜墙铁壁而建构起来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会与我下面要讲的韦伯在知识论方面的分析最终结合起来。

三、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的知识论根源

西方理性化趋势之所以如此迅猛地发展并将人类带入现实的生存困境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还在于西方传统的理性哲学充当了基础性和引导性的作用,韦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质言之,它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对人的主体性张扬的体现,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是主客二分之哲学理论预设的结果,此即哈贝马斯所谓的“意识哲学”。

“在哈贝马斯那里,所谓‘意识哲学’的范式,指的是由笛卡儿开创的,由洛克和康德,特别是康德确立起来的,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状态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意识哲学坚持主客体二元结构,因不满于前此哲学所主张的非知性化的存在论以及对人的思维能力的漠视而主张一种反映客体并作用于客体的能动主体。意识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或知性的思维方式,它所使用的理性以主体为中心,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能够帮助主体有效地控制客体、占有自然的认知工具。意识哲学范式上一种典型的‘通过理性经验的运用,来思考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的思维范式。”[13]韦伯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意识哲学恰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生存难题的知识论根源。这对于一个处身于欧洲传统哲学氛围中的人来说实属不易,就此而言,韦伯是清醒而深刻的。

韦伯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近代人类的知识观悄悄发生了改变。韦伯从一种哲学史的角度指出,古希腊时期知识或学问的意义是广泛的,它是人通向真实存在的道路。在柏拉图那里,那个走出洞穴,看到真实的太阳的人就是引领大家走向光明的使者。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对概念意义的确证表明学问的意义在于用概念把握真实的存在——真理,“在苏格拉底的弟子眼前展现的,正是这项强烈的实验。由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而这种知识,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确行事。”[14]这是希腊时期学问的意义。学问的另一表现就是理性实验的引入,这是随着文艺复兴而被带入学问之意义中的,理性实验和精密仪器的引入使近代人相信学问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和真实自然之路。同时,在中世纪学问被宗教加以利用,通过学问的严密逻辑的推理以证明上帝或神的存在,学问成为通往神的道路。也就是说,学问自古希腊至近代具有通向真实存在、光明、真理、艺术、自然以及上帝之道路的功能意义。

然而韦伯看到,今天学问的意义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韦伯说:“但是,时至今日,谁还对学问抱有这样的态度?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刚好与此相反:在他们眼里,学问所作的思想建构,乃是一个由人为的抽离所构成的渺冥世界;这些人为的抽离,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试图抓住现实生活的元漓之气,却总是惘然。[15]韦伯的话表明今天的知识体系对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存在意义亏空状态,学问不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通向真理阳光的道路。“然而今天情形又如何?除了几个老儿童——在自然科学界,还真有这种人——谁还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上的知识,能在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有所启发?谁还相信自然科学能够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要循哪一条道路才能找到它的踪迹?其实,照这些自然科学的倾向,一旦他们真要涉及这些问题,那么有所谓世界的‘意义’存在这个信念,将会被它们从根铲除。”[16]总之,在今天,学问是通往真实存在之路、真实艺术之路、真实自然之路、真实上帝之路的各种幻想都被打破了。

韦伯认为所有自然科学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者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17]韦伯在此指出了科学技术意义的局限性,即它对于价值判断的无奈。韦伯列举了医学上的例子: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及其亲人都认为维持患者的生命只会增加他的痛苦,都愿意结束患者的生命以结束患者的痛苦,可是医生的使命却在于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至于让患者继续活着对其本人及其亲人是否有意义,那不是医学要探明的问题,而是伦理学或价值学要研究的问题。显然,韦伯意识到今天的学问在科学技术意义与价值意义上的分裂。而这样一种意义的分化一方面是理性的技术手段功能过分凸现产生的,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工具性意义与反思意义分化造成的。

韦伯认为知识或学问的贡献在于:第一,学问让我们得到关于技术的知识,让我们通过计算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为。第二,学问能够给我们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第三,学问可以使我们获得自我的清明。[18]学问的前两点意义,指出了学问对于人的工具性意义,即学问是人认知、把握和改造世界的手段与工具,它是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运动中对人的主体性张扬的体现,是将人与世界对立的结果,是主客二分哲学观的集中体现,它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目的—工具理性日益膨胀的哲学根源。韦伯曾把理知主义看作是让人憎恶的魔鬼,“如果我们想和这个魔鬼周旋,我们便不能如今天人们喜为的,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我们必须通观其行径至终点,方可透见它的力量和限制。”[19]这表明韦伯已经认识到理性知识自身的局限性,他是理性的反思者和批判者。同时,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理性主义社会的建构与全面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是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知识的把握以及技术的利用,为人类解决了许多难题,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方面的技术运用,使人类达到了许多以前难以达到的目的,人的物质生活变得富足,人的许多愿望得到实现,韦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恰是学问的工具性贡献的体现。同时,韦伯也看到知识理性自身的局限,即理性的工具性或技术性的滥用。理性知识学问一度使人相信自己可以支配自然和万物,可以主宰外物,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为所欲为,它变相地成了人类毁灭自己的工具,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利益而疏远,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的恣意妄为而出离了和谐,人的自由和幸福变得遥不可及。也正是在这里,韦伯揭示了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建立以来,人类面临的自身人格的分裂、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或者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分裂。它成为人类在现代社会中陷入生存困境的理论根源和哲学基础。也正因此,韦伯才会为理性知识的这种继续延续和无法阻挡的意义趋势深感忧虑。

同时韦伯也意识到知识的第三种意义是其终极意义,也是经常被我们忽视而又最值得我们现代人反思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一套交待”。[20]这种交待是个人对其生命和生存意义的交待,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反省。这一方面表明,西方的理性知识在发展的过程中遭受了自身意义的分裂,即由古希腊时期知识完整意义的浑然一体到近代的前两种意义凸现,第三种意义却渐趋消弭,出现了知识对技术知识、思维工具的提供功能与促人反省功能的分化。西方理性社会的建立,就是知识的技术力量和工具力量得到普遍重视的结果,但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迅速和全面发展带来的生存困境已经使韦伯意识到对知识统一性意义的割裂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危机。它最显著的结果就是人类高扬主体性意识,遵从于主客二分的分裂哲学来指导自身的行为,不仅致使自身面临精神危机,而且注定了人与自然和世界的敌对与割裂。

韦伯所描述的知识的意义在近代社会的分化恰是哈贝马斯所谓的意识哲学凸显的过程。韦伯看到知识意义分化的结果,可是自己也没能够摆脱掉这种哲学的影响。韦伯理想类型的建构方法以及与对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的分析又将自身带入了一种主客对立的意识哲学框架之中。陆自荣、李向平在对哈贝马斯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行比较时指出哲学基础是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区别之一。韦伯合理化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近代欧洲哲学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即意识哲学。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这种意识哲学的典型代表。意识哲学强调主体和主体性以及主客对立的理性。他们认为德国意识哲学自康德以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是以黑格尔为代表坚持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普遍法则及规律性;另一方是以宣称上帝和启蒙理性已死的尼采为代表的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普遍规律性。他们把韦伯看作是新康德主义者,是20世纪初意识哲学的代表,认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就是为了克服意识哲学在现代的两极对立危机的。一方面韦伯坚持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普遍规律性,一方面他又认为现代社会是“诸神斗争”的社会,必须坚持多样性原则。在韦伯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是在宗教——形而上学文化普遍法则发挥主要作用的结果,所以近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首先是文化和伦理的普遍合理化。这种普遍合理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和发展,增强了人类战胜自然和征服世界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普遍法则和规律性在促进人类向制度化和法理化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各个价值领域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以及个体人格的自由。这就是普遍法则性在近代遇到重创和崩溃的原因,因为它不能够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由此,陆自荣、李向平认为:“韦伯看到了意识哲学在现代的两极对立,他想克服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但他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意识哲学的。他的合理性概念是行动意义分析的一项结果。他的目的合理性指向单个的行动主体,其哲学基础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意识哲学、主体性哲学。”[21]

四、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的人性论根源

通过韦伯隐含在其思想中的人性论假设,我们发现恰恰由于在现代理性社会中人类本真的完整人性被分裂,人类才产生了许多的不适感,进入一种缺乏安全的境地。韦伯的人性论假设隐含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其思想主要有两点:

首先,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这需要从人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角度对韦伯社会行动分类进行解读。众所周知,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这样一种分类表明人是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的存在物,人的行为正是受这些理性或感性因素支配的结果,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结合体,缺少了其中的任何方面都不是完整的人,韦伯曾指出:“……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会以何种的方式行动;进一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地指向单一目的的话,则会极大化其经济利益。事实上,只有在少数实例中,人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行动往往也只是近似于理念型。”[22]这表明韦伯对人的非理性存在状态的肯定。在这里,“理性”是单纯与情绪或情感等感性概念相对的概念,它指人的认识能力中的较高的层次,具有思维和推理等抽象功能的部分,而感性则是人的认识能力中较低级的层次,它主要是冲动和情绪作用的结果。这样一种对“理性”的理解显然与我们论文题目中的“理性化”之理性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题目中的理性化主要是就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秩序的科学化、技术化、专业化、体系化等方面而言的。但是这两个理性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才会产生科学与技术,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则是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前提,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恰恰就是理性过分张扬的产物。   

其次,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追求,这一点是通过韦伯对目的理性式行为与价值理性式行为以及形式理性式与实质理性式的划分得出的。功利目的的追求使社会秩序呈现出形式化的理性特征,价值目标的追求使人类在形式理性化的秩序中呼吁自由和意义。人有物质和功利追求,表明人是物质性存在,它促成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进行经济活动,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进步。人又有精神和价值追求,表明人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它不仅促使人思考社会,同时也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韦伯说,“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者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可能是什么,它都将引导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对人类团体的某些现象做出判断,把它们当作有意义的对待。”[23]人类对文化事件的意义确认和价值判断都表明人的文化存在性。人类不仅为改善自身的物质生存状态而努力,同时也在争取价值和信仰,在追求公平、正义和尊严。只有这两方面都得到体现,人类才会保持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发展趋势恰恰使人失却了应有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就是韦伯所描述的人的行为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化,而感性、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受到威胁的情景。韦伯的思想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注重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要在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丰富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也正因此,我们要极力促进人性自身的和谐,人性自身的和谐既指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相对平衡的支配状态,又指人对于自身目的追求与价值追求的协调,它意味着人性的全面发展和完整性存在。

 

 

【注:王善英,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发表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1期。】



[1]【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2]【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3]【德】迦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1页。

[4]【德】韦伯:《经济行动和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5]【德】韦伯:《经济行动和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5-66页。

[6]【德】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7]【德】迦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63页。

[8]【德】迦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2页。

[9]【德】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页。

[10]根据玛丽安娜著的《韦伯传》我们知道,韦伯曾几次因精神极度焦虑而不得不停止工作,到外地休养。1920年韦伯因感染风寒而逝,但过度的思虑和悲观也是导致他英年早逝(韦伯56岁逝世)的重要原因。

[11] Rationality,Romanticism and the Individual:Max Weber’s “Modernism”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26,No.1.(Mar,1993),pp144.“It should be clear that Weber’s ppessimism about modernity was determined by the assumptions he made regard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essence’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12]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13]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254-255页。

[14]【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15]【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16]【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17]【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18]【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19]【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20]【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21]陆自荣、李向平:《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2]【德】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1页。

[23]【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