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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可国:儒家哲学的现代覃思


——涂可国访谈

2015-10-14 17:05:26      来源: 《孔子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十九期     责任编辑:李萍     人气:

编者按:本文为《孔子文化》编辑部对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涂可国的邀约访谈整理稿,主要围绕儒家哲学方面的现代思考展开。本文由《孔子文化》编辑部编辑吴云、王金龙、闫晗等采访和整理而成,山东社科院杜庆余副研究员给予了大力支持。

涂可国,男,1961年生,湖北省麻城市人。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儒学、社会哲学和文化理论研究。主要社会兼职有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独著、主编或参考的著作有《社会哲学》、《儒学与人的发展》等近20部,在《哲学研究》、《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主持并完成“儒学对人发展的影响研究”、“儒家伦理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等国家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等10余项。

 

《孔子文化》编辑部(以下简称孔):涂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孔子文化》的采访!您长年从事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研究,卓有成就,请您谈谈如何走上这一研究道路的?

涂可国先生(以下简称涂):我原来是从事社会哲学(包括文化哲学)研究的,2001年出版过《社会哲学》专著,可谓自成体系,在学术圈产生了较大反响。2003年担任儒学所所长后,把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带到儒学研究当中来。自1984年毕业以后,我就对伦理学、儒学和中国哲学特别感兴趣,而且也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学习、研究,我工作后1984年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即是《孟子“四端说”评议》。1994年我曾经主编过一本《中国文化新体系》,对儒家哲学和中国文化做了一个相对深入的研究和把握。早在1997年山东社科院就把“儒家哲学与伦理”确定为重点学科,当时带头人是刘宗贤老师,2003年我到了儒学所以后,和她一起成为学科带头人,2008年她退休了,我就成了唯一学科带头人。考虑到儒家伦理尽管是儒学的核心,但是与儒家哲学逻辑上不太匹配,所以我将“儒家哲学与伦理”改为“儒家哲学”。儒家哲学肯定包括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就是儒家伦理,我这几年就重点研究儒家道德哲学。

由于我本身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于是就将儒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结合,重点研究儒家哲学特别是儒家社会哲学,这涉及到儒家的天道、天理、天人关系,也涉及到儒家的生态哲学,或者说天人关系的一些思想学说。因为儒家本身的宇宙论、天道学说也构成了儒家社会哲学本体论的前提。我曾经准备按照自己对社会哲学框架的构想主编一本《儒家哲学概论》,提纲都已经拟定出来了,但由于忙于完成2005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对人发展的影响”,又被耽搁下来。2009年3月为打造新型一流智库,山东社科院整合全院文化研究力量,将原儒学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以及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合并组建文化研究所。合所后,我们仍旧把“儒家哲学”作为山东社科院包括文化所的一个品牌加以打造。我们学术团队绝大多数人具有哲学背景,这就为儒家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前几年德里达到中国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早在其先的黑格尔也认为《论语》仅仅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那就不是一种哲学,更多的是一种语录体。孔子的很多话都是随机点拨的,主要是回答弟子提问的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更多的是一种议论性的,还不具有系统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格尔根据他所理解的一种哲学范式,来框定儒家思想,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哲学。前几年人们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有思想没有哲学。当时我之所以提出重建儒家哲学,目的也是要应对这样一种挑战。

我个人的儒学研究主要侧重四方面。一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儒家的道德哲学。2014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西伦理学比较视域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就是我有关儒家道德哲学探讨的重要构成;二是儒家人学思想,或者说儒家人类哲学,包括儒学人学和儒家人生哲学。2011年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对人发展的影响”的最终成果《儒学与人的发展》即是旨在建构较为系统的儒学人学;三是儒家文化。在这方面我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四是社会儒学。这是我和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所共同倡导的,准备今年11月在山东召开全国“社会儒学与社会治理”研讨会,该研讨会已经纳入2015年山东社科论坛系列。

从哲学维度加以关照,儒学主要由儒家政治哲学和儒家人类哲学两大部分所组成。而有关儒家人类哲学这一方面,学术界探讨的很少、很薄弱,我觉得可以引入一些像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社会生物主义、存在主义等学说的一些观点、范式来分析儒家思想学说。因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我看来是儒家“人学”或“人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人学。有关儒家人学的书已经出了一些成果,如由北京大学李中华先生主编出版的《人学理论与历史:中国人学思想史卷》,但是上升到一般高度、普遍性高度,也就是上升到人学或者是人类哲学这一高度来研究儒学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些,基本上是一块空白,因为儒家的人类哲学不等同于儒家的人生哲学。新儒家第一代标志性人物梁漱溟,就有文化哲学、人生哲学的论著。国内很多学者,像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先生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生哲学,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已经很多了。

在我看来,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前几年甚至是上个世纪就争论什么是儒学的核心。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有人认为是“义”,还有人认为是“和”,等等。在我看来,“仁”、“礼”、“义”、“和”,都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上升到一般的高度就是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因此不如把儒家伦理界定为儒家核心更好些,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

就儒家哲学而言,学术界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比如像山东大学的苗润田老师,他的专业就是儒家哲学。杜维明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标志性人物,早在1984年他就在北京大学讲“儒家哲学”这门课。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儒家哲学的专门著作,他对于“什么是儒家哲学”、“如何研究儒家哲学”、“研究儒家哲学的意义”这些方面做了很深入的探讨。

我们立意打造“儒家哲学”这个重点学科或者品牌,但是由于资金困难,仅有的资金也主要用来资助出版,所以由我任主编的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儒家哲学文库》,没有一下子出齐一套丛书,而基本是成熟一本出一本。目前我们已经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新论》《中国现代哲学新论》《荀子与儒家哲学》《儒学与人的发展》,另外还有刘云超博士的专著《天人之际与易学诠释》也将于2015年出版(现已出版,编者注)。

孔:您曾在《儒家哲学文库》总序和最近专文中提出“重建儒家哲学”,孔子哲学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涂:儒家哲学的重点还是孔子哲学,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创始人,应该说孔子的学说是比较圆融的,不像孟子、荀子那样片面化、极端化。孟子侧重在“人性修养”和“内省”这两个方面去发展孔子学说,把儒家的伦理置于“仁”置于内在一种理性化的道德情感之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心性学说特别是“性善论”的思想。荀子则从外在角度——“礼”的方面去发展孔子学说,从“性恶论”出发,建构一种“隆礼重法”的思想,强调性恶善伪。孔子的某些思想还不够系统、完善,但是应该说他把儒家的一些基本命题、基本思想都已经建构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孔子哲学是儒家哲学的重点。而且我们的前辈对孔子哲学也做了很深的研究,比如孔子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尤其是现在这几年,学术界特别注意挖掘孔子“仁”的哲学,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提出的“新仁学构想”和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等。我认为儒家伦理是儒学的核心,“仁学”是孔学的核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孔学就是“仁学”,这也是后世儒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孔:儒家哲学是20世纪以来中国数辈学人关注的重大课题,他们大多遵循以西学诠释中学的研究理路,梁启超先生曾说:“儒家哲学实际上讲的是儒家道术。”您如何看待这种理路和说法?

涂:梁启超认为西方“哲学”这个词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够反应东方哲学和儒家哲学特点的,所以将儒家哲学称之为“道学”。“道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指的是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广义上自先秦以来就有儒、释、道之说,老庄创建的道家学派也可以被称之为“道学”。这样两者的概念就会产生混淆,所以梁先生还是主张用“儒家哲学”这个概念。梁先生认为儒家哲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道”:为人之道、为政之道。这个“道”更加注重的是“内圣”之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与现代学科中的伦理学、心理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术”,这是儒家的“外王”之学,比如“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等等,是一种工具理性,是方法和工夫论。儒家的“道”更加侧重于“体”的方面,“术”则更加侧重于“用”的方面。

我认为梁先生的这些概括还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的话就把儒家的思想分为两个方面,通过“道”与“术”“二元一体”的方法就将儒家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和工夫论给结合起来了,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起来了。

自从西学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引用西方哲学的范式、观点、方法来分析、梳理、建构中国哲学。上个世纪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像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也出版了像葛荣晋先生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和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研究》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都把儒家哲学作为一个主要的内容进行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对孔子哲学、孟子哲学、荀子哲学以及二程哲学、朱子哲学、阳明哲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采用了西方的范式,以西解中,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不少都侧重于从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角度来梳理中国哲学。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梳理中国哲学,像张岱年先生在1978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就是这一理路的产物。

现在,学术界有很多人反对“反向格义”。所谓“反向格义”,就是用西学的范式来分析中学,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中国思想的本真性,使中国哲学变得支离破碎。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的思维范畴和特有的方法,比如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特点就是重视直观思维和模糊思维,而不太重视范畴和概念的逻辑推演和抽象思辨。儒家哲学特别重视直观的东西,强调直觉思维、体悟感悟,那么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有些人认为不能够用西学的范式来分析中国哲学。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反向格义”的合理性还是有的,我们不能够过分强调中国哲学的特点或者说独特性,而否定用西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我主要谈这样几点理由:第一,是从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中国许多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完全放弃这种“反向格义”,对这些成果无疑是一种否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虽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但共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的思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认同以西方的哲学理念像辩证法等来分析中国哲学的做法,但也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从中国哲学的原典出发,最终回归原典。要把原典搞清楚,准确地进行义理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把西方的概念范式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方法。第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是一种弱势文化,整个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而西方文化却是一种强势文化。在这样一种“我弱他强”的背景下,我们要做到主动地与国际接轨,也要对中国哲学进行逻辑地分析和客观地探讨。此外,我们固然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但自说自话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第四,运用西方哲学的特定角度来研究儒家哲学,往往能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孔:您曾提出儒家哲学的一大特点是其社会性,这是否意味着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儒家哲学?如果可以,应该如何着手?   

涂:我在《理论学刊》发表的《重建儒家哲学之我见》以及《儒家哲学文库》序言中谈到了儒家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社会性。儒家哲学的社会性主要是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虽然也强调天道学说,比如说对自然宇宙的探讨,像张载的气本论和程朱理学讲的理气关系、理势关系及自然辩证法的探讨,包括利用阴阳和五行这样一种思想来对天理、宇宙或自然之天的这样一种研究,这方面的思想研究应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认为儒家哲学的重心还是放在对社会人生的探讨这一块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儒家强调的不仅仅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且是要见之于世,强调经世致用,比如说像孔子提出来的“为政以德”思想、孟子提出来的“仁政”思想,乃至于像荀子也曾到过秦国等很多国家,他们是特别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能为统治者所用的,儒家哲学思维的重心或者是思考的重心必然要放在社会人生这一块。我觉得儒家哲学的重心一个是人生哲学,特别是“外王”之学,就是人的修身养性、为己之学;再一个就是为政之道,《论语》中谈到了很多为政之道的问题,像为政以德等等。

第二,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探讨天道,目的是从天道当中推出人道,推出社会治理之道。从自然的宇宙学说当中推出一些有关治统或者政统的东西,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周易》里边讲了很多的由天道推及人道等。

第三,儒家往往把自然之天伦理化、人道化,或者说社会化。比如说儒家的“天”含义是很丰富的,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等等,往往是把天道逐渐地拟人化了、文学化了、社会化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儒家不光提出了一些安邦治国的思想学说,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理想建构的东西。比如《礼记·礼运》里提出的大同之世和小康社会,又比如儒家文献中出现的“平均”、“公平”、“正义”,都是有关社会理想构想的东西。当然最为重要就是儒家建构的“贵和尚中”思想,相当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一样。同时也提出了比如像王道政治、德治思想等等。

谈到儒家哲学的社会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儒学哲学研究也应该运用多种学科、多种角度,比如说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如果你用社会学的范式去研究儒学,就有可能获得不同凡响的成果。基于此,我提出要大力建构社会儒学这一特定儒学形态。

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儒家哲学,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注重挖掘儒家有关社会建构的一些思想,比如韩德民先生的《荀学与儒家的社会理想》。但这一块研究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现在我们的儒学圈对于儒家社会思想的挖掘还不够。比如“社会进化论”的问题,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其中就包含历史循环论和进化论的问题。还有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和社会关系思想,等等。第二个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特点是从中国的宗法关系出发的,儒家讲求人伦关系,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致安乐哲先生认为儒家倡导一种关系本位或角色伦理。五伦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为此儒家特别强调社会教化,这是我们每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应当利用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关系的某些理论对儒学进行研究,肯定会产生一些新的启发。第三个是儒家关于社会动力的理论。所谓社会动力理论指的就是性善或者性恶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孔、孟、荀还是后世儒家对人性恶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到恶劣的情欲往往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在孟、荀看来,食色是人的消极情感,实际上这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个人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动力,所以我们恰恰能够用社会学当中的动力学理论来看待这个问题。

孔:目前学界不少学者有志于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研究,相关工作正在进行,您认为这对于未来儒家哲学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涂:上世纪以来,随着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批仁人志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摆正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属于西方的一种资本主义反叛的学说,有一批人包括蒋庆、康晓光两先生主张“儒化”中国,恢复儒学独尊的地位。其实,当时中国人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而且上世纪以来,像李大钊、毛泽东等一些共产党人也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儒家文化相结合。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儒家特别强调实践理性,讲究知行合一的理性哲学,这些和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实践性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着一种伦理和道德的考量。比如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以及文革时期树立的一些“高大全”的形象,都强调道德教化,在这一点上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相通的。第三,儒家有一些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比如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既是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背景,也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面。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我们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它们也有相异之处,我们还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儒家特别强调“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以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相对强调阶级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更多重视和谐,而马克思主义更多强调阶级斗争。从社会历史背景讲,儒学建立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也是建立在一种小农社会中,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阶段。两者一个是资本主义阶段,一个是前资本主义阶段,在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方面不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西方文化,大量吸收借鉴了早期资本主义理论。虽然儒家文化的早期渊源也有东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集中表现,但总体来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离我们更近,更多地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儒学的重要方面。正因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异之处,恰恰使他们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如果两种思想完全一样那就没有融合的必要。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对于儒家哲学的发展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在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的参照系中,可以凸显儒家哲学的特点和长处,当然也可以暴露一些不足。第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儒家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建构中国哲学史包括儒家哲学,为儒家哲学的建构提供一种方法论原则和世界观背景。第三,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可以体现出儒家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近现代西方哲学是走向知识论和逻辑的实证主义,西方哲学的现代发展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起来,彰显了儒家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不同特点。第四,有助于儒家哲学系统化的研究。我提出重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四书五经包含着丰富的儒家哲学思想,但是它并不系统,没有逻辑的严密性和概念的逻辑联系。即便是现代新儒家提出的新理学、新心学,依然缺乏一种系统的建构。而哲学要达到完善的程度,必须走向系统。思想只有达成一种严密逻辑的系统才真正具有意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儒家哲学,有助于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儒家哲学。

孔:伦理道德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怎样的作用?相关研究者在这方面应该如何作为?

涂:儒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伦理哲学,因为儒家提出了许多德行伦理和规范伦理的东西,比如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和五常德等一系列伦理范畴。儒家哲学的最出彩之处就在于其丰富的道德范畴和道德伦理,儒家伦理或儒家道德构成了儒家哲学的核心和主干。在当代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从儒家哲学中挖掘可利用的宝贵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除了自由、平等、法制等这些思想在儒家哲学中比较薄弱外,其他的核心价值观都可以在儒家哲学中找到根源。比如诚信,儒家特别强调“人无信不立”、“主忠信”等,包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再如友善,友善和儒家的仁爱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与人为善”、 “友于兄弟”、“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和友善密切相关。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儒家没有自由平等的思想,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儒家提倡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包含有“自由”的思想。儒家强调一种道德上的自由,提倡道德的自立性和自主性,不能说儒家一点自由都没有。关于平等,儒家也强调群臣之间权利义务上的对等,强调人格上的平等。儒家虽然强调德治,以德为本,“德主刑辅”,但是并不完全否定法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就强调将“善政”与“法政”结合起来。

在儒家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探讨儒家哲学能够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特别重视道德观的建构。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要侧重于人的道德规范的内在养成,这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启发,也就是要重视道德价值观的培育。

第二,儒家特别强调社会教化和道德教化。核心价值观要“接地气”,要转化为每个人的内在精神信仰,转化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就必须要社会化。儒家通过树立一些道德典型来引领和带动儒家哲学价值观的贯彻,这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儒家通过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政治化的手段来宣传思想,比如独尊儒术;还有明清时期通过一些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进行宣传,这对我们利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读物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一种启示。

第三,习主席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源。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良好的载体。儒家的很多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宣传儒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利用儒家的道德人物、名言警句来帮助贯彻核心价值观,同时把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内容融入到儒家文化中,使两者结合着相互促进。

孔:去年春天,教育部颁发重要文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多地充实到各大中小学课程,儒学教学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您认为如何落实为宜?

涂: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很多场合特别强调要深入挖掘、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提出“四个讲清楚”。教育部这几年也很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颁发了一个重要文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建议学生在学校当中多读一些古典诗词,这些古典诗词当中包含着儒家的很多核心理念,所谓“文以载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学校教育中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应该是弘扬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学说,它对于我们敦风化俗、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对于道德重整、解决道德危机,对于道德问题专项治理比如诚信危机和责任感缺失,都可以提供一种很好的资源。相对于佛家和道家,儒家更是强调内在超越,强调“入世”,在“内圣”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外王”,所以它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更大一些。

要把儒学真正地融入到学校教育当中,应该采取这么几个措施:

第一,就是在我们的中、小学当中增设一些儒家经典的科目,比如我们以前学过的《荀子•劝学》等文言文应该多增加一些。

第二,是各个地方应该结合地方版的教材,在中、小学中增加中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含量。

第三个,应该把儒家的一些名言警句、一些体现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的东西作为一种国粹或者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来让学生接受,纳入到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比如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些等。我建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本一定要注意在如何指导学生待人处世、走向社会方面深入挖掘一下。

第四,可以开设一些儒学或者儒家文化的体验课,比如在曲阜开展的“修学游”,让学生到一些书院、文庙举行一些成年礼和修学游,包括经典的诵读等等。

第五,就是在学校当中可以选择一些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电影、电视、动漫等,这比较直观的传播容易被学生接受。

第六,在巩固和完善现有孔子学院的基础之上,根据其他国家的需要创建更多的孔子学院,让更多学生参与孔子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传播。我们要用这些孔子学院打造一些儒学的品牌特色,不能仅仅从事汉语言的教学,还要增加一个功能就是要传播孔子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仅讲授一些中国的技艺,比如京剧、刺绣、剪纸这类东西,也要传播一些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也能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第七,在学校、社会上开设一些儒家文化的讲坛、论坛或者讲习班,让学生聆听,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

第八,中国现代书院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是很多的书院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商业动机,比如说是为了卖一些书画作品,它不是传播国学更不是传播儒学。中国自古以来有书院,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发展得非常好,这种书院更多的是传道解惑,还有收藏图书。我希望现在的书院也可以作为学习儒学的一个基地。我们要完善书院这一机构的功能,不能仅仅为了商业目的,应该在健康规范的发展前提下,恢复一些旧有的书院,同时也可以新建一批书院,像我们山东开启了“图书馆+尼山书院”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在全省的图书馆都建一个尼山书院。另外文庙也应该恢复重建,好好保护,这也是传播儒家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阵地。

孔:儒家哲学本身就有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淑世情怀,近年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推动儒家文化积极地走向世界,这对世界文明的重建有着怎样的影响?

涂: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特别强调“入世”,也就是经世致用,有一种“淑世主义”的情怀、“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天下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国际上已经建立了460多所孔子学院,下一步要依托这些孔子学院来宣传推广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同时在世界文明的重建方面儒家文化也应该产生这样的一些影响:

第一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不仅属于山东或者中国,也属于东亚,属于东南亚,属于世界,儒家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当然儒家文化主要局限于亚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我们应该让儒家文化走向世界。因为像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问题,东方文化有两个代表,一个是伊斯兰文明,另一个就是东亚文明,儒家文明是东亚文明的象征和标志。我们把儒家文化传播出去,这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因为儒家文明显然不同于西方文明,比如儒家文明更多强调的是王道政治,它是一种君子文化,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化,是一种能打能赚的文化,是一种霸道文化。很显然儒家文明是有它独特性的。 

第二个方面,儒家文化走向世界可以和其他不同的文明进行对话,也就是杜维明先生反复强调的文明对话,这种对话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达到一种融合发展。

第三个方面,儒家文化走向世界、为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人所共有共享,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挂在联合国大厦的走廊上了,并作为道德戒律写进了世界宗教宣言,国际上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说人类要和平相处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特别是汤恩比强调应该深入挖掘儒家和谐的理念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这对缓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也很有帮助。

孔:在不少人看来哲学是一门高深艰涩之学,对于有志于儒家哲学的初学者来说,您认为从哪些方面入手为宜?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

涂:儒家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流派,本身也具有哲学的一些特点,如其具有抽象性,相对来说它的有一些范畴就具备一些不确定性,像“理”和“气”,像“天”等。“天”可以分为好几种“天”,有“自然之天”,有“义理之天”。儒学有的时候不注重对概念的界定,包括“仁者爱人”的这个“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很难讲清楚。有子说“孝悌为仁之本”,儒家的这个“仁”特别强调“孝亲”,孝亲为大。那么它是讲的差等之爱,这就和墨家的那种“兼相爱”思想不一样。儒家的很多范畴里面,比如说“仁”,是不是还有自爱的意思?我在我的书当中就强调了儒家的“爱”也有“自爱”的东西,不光是“他爱”。像荀子有句话就是“仁者自爱”,明确有这种涵义表达。所以我们要对儒家一些精髓的多种内涵,比如说“仁”等进行全方位地深入挖掘。因为儒家哲学的很多范畴具有丰富性、多样性,这对初学者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儒学更多的是用文言文来写作表述的,很多初学者文言文功夫不足,看不太懂,所以就会有语言文字障碍。那么作为初学者,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呢?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我强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个,我建议初学者还是可以看看一些文言文的基本教材什么的,把文言文的一些基本的语法、理路搞清楚,这点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很多儒家经典就都看不懂,也就是要有点语言文字功夫。

第二个方面当然还是借助一些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译本,这也是一个捷径。虽然有一些译文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大体意思都差不多,因为很多译本或译注都是一些专家撰写的,我想应该是大差不离的。

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儒家哲学的经典进行一些选择,因为很多初学者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四书五经全部翻看。包括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也不可能完全看完,就是看完了,可能有些也是粗略地看完。所以,我建议,把儒学里面一些精粹的、对初学者切实有用的、充满智慧和人生哲理的东西选择出来,让初学者真正达到“为我所用”,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于一些蒙学读物,比方《三字经》、《增广贤文》等等,因为这些读物很多都是白话文,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而且里面也包含着很多儒家思想。

还有就是借助一些形象化的东西,像一些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公交《论语》”,还有一些墙体什么的,像济南很多墙体上不就画了许多“二十四孝图”之类的吗?借助于这些形象化的漫画、动画、图画等来传播一些儒家哲学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前段时间在财经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讲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我谈到核心价值观,结果研究生好几十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我说济南不管公交站牌也好,围栏也好,关于“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公民”,那上面都有,但是他们不关注。所以我们应该引导我们的学生关注这些问题,对有些人的视而不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

另外在这里我谈一个问题,就是“儒教”。因为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比方说像蒋庆先生等一些现代新儒家,他们主张把儒学宗教化,主要是为应对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挑战。上个世纪袁世凯他们要定儒教为国教,这种做法肯定不合时宜了,但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我们出现信仰危机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可以作为发展和应用的一个方向,这也是儒学普及推广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把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我想对于初学者他们对儒学的认同也很有帮助。比方说儒家的一些教义,包括儒家的一些圣哲,像“十二哲”也好,孔圣也好,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准宗教进行发展。否则的话,儒学一般性的一些思想学说不被很多人所感兴趣,如果要是转化为一种宗教的话,我认为更有利于促成某些人的认同。

孔:我刊立于儒学之乡,志于弘扬儒家道术、传统文化,请您对我刊惠赐一些指导与建议吧。

涂:提建议的话我想有以下几点,供参考。第一,你们要立足于孔子故里,重点凸显、放在孔子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弘扬上,包括一些古籍、碑刻、“三孔”、《孔府档案》等等,但是也要兼及其他的一些儒家人物,不能“为孔子而孔子”,要两者兼顾。第二,多刊发一些后学者比如研究生的一些文章,这个对提拔年轻人也很有帮助,你们也有个“传、帮、带”的使命,让研究生对儒学产生兴趣,从而发挥一个阵地作用。第三,刊物也可以搞一些文摘式的卡片,比方说有关儒学的一些文章啊、精粹啊、重要的新观点啊,等等。最后,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召开一些专题座谈会、研讨会,然后组织一批专家进行研究,这个也很重要。

孔:谢谢您给我刊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会再接再厉。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孔子文化》的采访。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