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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试论人文学科中国化的价值基础与误区对治


2014-03-11 00:00:00      来源: 《价值与文化——第23届全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年会论文集》2013-08版     人气:

多年来,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此即当前中国学界各人文学科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深度中国化问题。诸如哲学中国化、文学中国化、历史学中国化(中国法学、考古学等人文、社科交叉学科也都面临藉凸显人文传统而加速中国化的迫切需要,故亦可纳入广义的中国人文学科范围)等问题的研讨方兴未艾,无不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入探索历程。本文以价值观念溯源与民族文化自觉立论,在简述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特色、历史现状以及学术误区对治基础上,本文尝试拓展当前中国人文学科的深度中国化问题研究。

一、价值溯源: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觉 

现今时代无疑是价值多元化时代,多种文化的宽容对话与学术交流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尚未“立”起来,则何谈和而不同、对待互补的对等对话与有效交流?而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模糊甚至丧失现象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多元学术交流的良善愿望往往异化为形式和口号,甚至适成为彻底西化势力张目的可悲后果。因此,“当前必须及时培育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自立意识”逐渐成为国人共识。笔者认为,通过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溯源,诚敬体认中华文化传统,通晓明了其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内在确立文化自觉与自信,精心培育中国人文学科的内在灵魂,是解决当前中国学界各人文学科深度中国化问题的根本前提与关键举措。

(一)中国人文学科应以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为内在灵魂

唐代大儒韩愈早就明确指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因此,当前抽象谈论普世价值问题毫无意义。我们只有以不同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样式)为顺适前提,各自作出名实相符、鲜活厚重的体认践履,“大道流行”方具实际而免堕空谈。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三教为主体,其中儒教为基础和主干,道释为补充和提升,正是三教于对待互补历史进程中的自觉纠偏引正,中国文化方得以根深叶茂而生生不息。

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为“内圣外王”的圣贤操守,以性善论(性本至善并可驯致)为内圣信念,以民本观(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外王拓展,义以为利,德以统才,反求诸己,修身为本,知行合一,学教一体,此即《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基本内涵。中国文化基本思维方式为“天人合一”圣贤中道,天人不二,心即宇宙,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文而开人文,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五行内在而当位时中,伦常有分而爱有差等,孝悌为本而以述为作,言不尽意而立象尽意,体用浑沦而整体悟证,显微无间而虚灵感通,此即《中庸》诚明中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敬于日用践履而驯至德行显发充极)的基本内涵。上述义理以儒教为主,道释则暗合之。民国之前,儒教伦常和儒化社会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教化基础,此为清楚事实。三教精神,备在典籍,五经二藏,融摄互补,历代注疏,述而不作,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例言之,就中国历史学科的主旨而言,中国历史学是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心路历程的自觉审察,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样式)生发历程的自觉审察,具有一脉相承的“证经”传统。《尚书》有云:器惟求旧,人惟求新。中华民族是尊祖重道而慎终追远的民族,是师法古人而反躬自察的民族,是史以鉴今而返本开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尊祖尚古、师法先王,黄帝尧舜垂衣裳端拱而治,被儒道共赞为万世楷模。其中,儒教赞之为各安分位之大同王道,而道教则赞之为清心寡欲之自然天道。古今不二而心心相印,睹古思今而共鸣感通,炎黄子孙总是时时追思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及三教先贤言行。古圣先贤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超越时空而具永恒价值,值得今人反复学习并从中汲取养分。

当前中国各人文学科无不面临深度中国化问题,而深度中国化归根结蒂还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知与切实行动。

(二)中国人文学科应以通晓中华文化史为基础素养

文化即人文化成,以儒教为根基而以儒道释三教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史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民族融合渐次深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内敛自省、德范感化特色,但在客观上却被迫经历了滚雪球式“以夏化夷”[1]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动态历史进程。较为显著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包括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及宋元明清时期;清季迄今,我们还正处于立足华夏传统而内化西方文化的方兴未艾的关键历史时期。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有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辽金元清政权建立以及清季以来西方文化的反客为主。毋庸质疑,中华民族大融合具足内因外缘,但其客观结果总是儒教伦常能够融会统摄起外来文化,并在内化外来文化进程中锤炼得愈发坚实厚重,而外来文化也能够持守住自身优长并获得崭新生机。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是如此,当前方兴未艾的基督宗教中国化亦决不会例外。

其二,大众教化渐次普及。中华民族文化向来具有反躬内求、榜样感化特色,但其发展亦有一个由精英修养向大众教化转型的渐次普及进程。唐宋之前三教教化以精英修养的榜样示范和辐射感化为主流,强调礼义伦常践履和心性清净修证;唐宋以来佛教六祖南禅、道教内丹修证和儒教理学心学的出现,标志着三教精英修证义理的混融烂熟。随着宋明以来社会利欲私心的膨胀,以南宋理宗时《太上感应篇》刻板流通为标志性事件,三教教化重心逐步转向大众教化探索,明中叶以来更是出现了以性善信念和因果感应为义理内核的三教合流大众教化趋势;三教精英对这一趋势都有史料班班的自觉反思和真诚探索,但其中也出现了不少迷信邪信等教化异化问题;清季民国以来,中国西化精英出主入奴,中国文化内在转型进程被迫中断扭曲。史实一再证明,中国文化精英修养理路和大众教化理路的内在融会是必要的,自觉确立以精英修养为内在支撑的大众教化健康发展理路成为中国传统三教教化内在转型的核心问题。

古以鉴今,通晓中华文化史的内在发展脉动,实可为中国人文学科深度中国化提供基础性文化素养。

(三)中国人文学科应以洞察中国文化现状为发展动力

是生是死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自鸦片战争直至于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直就是国人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其学理表征为三个阶段的中西体用[2]之争。

第一,“中体西用”阶段。张之洞等传统学人面对西方列强瓜分压力,被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中体西用”说优点在于持守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体用概念引申义内涵,明确物质层面是末技而非本干;其缺点则在于对西方文化抱有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仅从物质层面而未能上升到文化层面谈西用,没有虑及西学之用(行为样式、生活日用)自有西学之体(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作为内在支撑,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对体用概念的理解并非传统体用概念的引申义内涵,但还是点破了中体西用不能简单拼凑的实情。

第二,“西体中用”阶段。中国现代“西体中用”派文化精英向西方进行了全方位学习,承认西体普适但强调灵活应用;其极端论者则持守社会进化论调,混淆中西之别为古今之别,认定西式民主为普世价值,主张“全盘西化”。“西体中用”派作为温和改良的“西化派”也外在于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为不管怎么“精致”拼凑,中西体用总是方枘圆凿。

第三,“中体中用”阶段。上世纪末针对全盘西化思潮,张岱年等学者提出文化综合创新与多元并存说,这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先声。本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更多学者持守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倡导传统文化主体自觉,主张转“西体中用”的外在文化拼凑为“中体中用”的内在自觉消化。峥嵘百年,铁血教训,我们应洞察中国文化现状,坚定“中体中用”信念,具足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动力。

总之,通过引导国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自觉溯源,诚敬体认中华传统文化,内在确立文化自觉自信,积极培育中国人文学科健康发展理路,切实实现中国人文学科深度中国化使命,任重而道远。 

二、君子不可不弘毅:对当前中国学术误区的对治

就三教文化传统而言,内省礼让俗兴则天下国家蒸蒸太平,竞争利欲心起则社会人心每况愈下。近代传统学人对西方社会进化论并不敢苟同(如章太炎就曾提出“俱分进化”论),但民国以来中国文化界精英主流出主入奴从而导致国人对三教传统深度隔膜,今人不受社会进化论影响者鲜矣,对中国文化传统指手画脚并陷入“无知者无畏”之理性主义独断视界者多矣。无视人文主旨,中国人文学科必然会丢失鲜活灵魂。清儒顾炎武所谓“亡天下”者,深可畏惧。

孔子明确指出:乡愿,德之贼也。俗谚亦云:不破不立,于破中立。笔者认为,解决中国人文学科深度中国化问题的当务之急就在于,我们必须勇毅对治当前中国学界中大量存在着的诸多学术误区。试概述如下:

其一,对“学术自由”认识误区的对治。不同民族学术体系的历史传承、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各个殊异、丰富多彩,学术多元自由是各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抉择并内在融会之后的“多元”与“自由”,应建立在各民族基本价值观“一体”主导前提下,否则势必出现无休止的学术分裂混乱。总之,任何外来学术都应以顺适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以切实补充、优化本民族文化传统为本职,以自觉激发出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内在生命力和美善特质为旨归,以与本民族文化传统间内在张力的动态平衡为良性循环的标尺,否则就只能是“两张皮”的貌合神离。

其二,对文化进化论认识误区的对治。西方近代诞生的弱肉强食式庸俗社会进化论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各民族文化各适其性,并不能简单作出优劣比较。在私有民主制与市场竞争背景下,目前社会进化论又发展出文化博弈论这一温和变种,它打着多元并存旗号而企图利用其强势地位来干涉转化东方民族主体文化,我们必须及时反思诸如此类的恶劣的文化多元思路,以传统中庸思维方式坚决反对任何绝对化与庸俗化的外在思维方式。

其三,对当前学术错位依附科学民主误区的对治。就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学界对民主科学诸概念的理解运用还较为模糊混乱。其实,民主自由科学诸理念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样式,决没有所谓普世的民主科学概念。先就科学而言,当前学术界往往习惯于以科学来对治迷信,但科学属于理性运用层面而迷信则属于精神信仰层面,二者各自的适用范围不容混滥。科学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迷信,但就根本而言,迷信与正信相对而不是与科学相对,迷信最终须正信引导而不是靠理性解决。这也就是说,能够根本性解决属于精神信念层面的迷信问题的是传统三教文化正信而不是隶属于理性运用层面的科学理性,作为双刃工具的科学理性须以道德伦常为主导方能健康持久。当前,因科学思维应用范围无限膨胀而导致的科学主义泛滥现象已对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我们须及早反思并自觉对治当前中国学界中大量存在着的科学理性僭越泛滥的不良现状。再就民主而言,就其学理底蕴而言,西方民主理念建立在西方原罪(或性恶)人性观和私有制民主对抗性价值观以及理性信仰二元分割的天人二分绝对化思维方式基础上,而作为东方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诸理念则建立在性善论和“内圣外王”民本价值观以及家国天下一体不分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基础上。这就是说,西方民主理念是以基督宗教原罪观为人性基础的私有制社会建构,而事实上现代中国式民主则与以性善论为人性基础的中华传统民本教化息息相关。中国式民主实质上更应该是“以德治国,有耻且格”的大众教化,而不是“以法治国,民免而无耻”的大众利欲的有限合法化。我们应坚信并恪守先祖圣贤开拓光大的人文化成之道,自觉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自信和自觉,努力营造弘扬践履传统文化精神的社会教化氛围,有效抵制全盘西化倾向和全球世俗化浪潮,决不首鼠两端和乡愿顺世。

综上所述,各学科应该真正切实地进行价值观念溯源教育与民族文化自觉培育,并本着拨乱反正的健康心态,自觉对治外在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诸多似是而非的独断性学术误区。只有如此,当前中国各大人文学科深度中国化问题才有可能得以真正解决。总之,要真正实现价值溯源重铸与文化自觉自立这一历史重任,尚须国人切实的当下承担。故我们应仁以为己任,不可不弘毅。

 


[1]就其基本内涵而言,“以夏化夷”是中华文化传统所特有的基本精神信念,乃文化伦常概念而非民族地域概念。其内涵大致为持守礼乐伦常、严明义利之辨、纲维社会风化、褒贬君子小人(德以统才为君子,德统于才为小人;义以统利为君子,义统于利为小人;内省改过为君子,外竞饰非为小人)。而“以夷变夏”概念内涵则与之相反。

[2]体用概念本义指形下器物层面的形体和功用,引申义则指修养教化层面的道体觉悟和事用践履,传统体用概念内核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其相应行为样式、生活日用的内在关联。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